教育評論

一直覺得我們的 DSE，論考試的技術水平，屬於世界一流水平，但是假如我們跳出世界公開考試的一般常規，就會發覺這些常規含有許多不合理和不必要的元素，等待我們去發現和改革。

「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或者「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是內地幾乎流行了10年的一句話。內地正經的評論，可以說是齊聲討伐，但是媒體與民間卻愈傳愈烈；苦口婆心不敵「愛兒心切」。這兩年，這句話也在香港流行起來，甚至有學術機構糊里糊塗地用來作為研討會的標題。

教育的考慮很少，關心的往往只是「我如何可以收到高分學生？」也不在乎「高分」是否就是「高素質」？

「無試學期」說來容易，實行起來毫不簡單。習慣按照考試大綱，依靠課本內容，應付標準考試的教師，會問：一下如何填充幾個月的一個「真空」？「挖」去了一個學期，課程如何追補？沒有了考試，學生的學習靠什麼驅動？沒有了考試，家長又如何放心？

教育，不能只看現在，要多看幾十年。現在十幾歲的年輕人，他們之後40年左右的工作和生活，會是怎樣？身為教育工作者，可以隨意地說他們沒有資格；假如是他們的父母，會怎樣想？

工作，已經不一定就是就業；就業， 也不再可以作為衡量大學生供需多寡的根據。

不可小看成功經驗的提升，它可以告訴教育界和社會，改變應試文化，不是純粹一種理想，也不是空談，而是在我們身邊，可以發生的，而且已經發生了。

不可小看成功經驗的提升，它可以告訴教育界和社會，改變應試文化，不是純粹一種理想，也不是空談，而是在我們身邊，可以發生的，而且已經發生了。

說到底，我們為碩士生、博士生做輔導，也不是千方百計幫他們改進，以期最後有一份高水平的論文？中學、小學，為什麼就不可能？

當年教育改革的3 + 3 + 4，中學減去一年，大學增加一年，國際上讚羨的是香港的大學，都沒有把增加的一年，用作專業加深的用途，而是普遍地開闢了通識類的課程，以開闊大學生的學識視野。那是香港高等教育前進了一大步，擺脫了純粹職業培訓的角色，說明香港的大學是有教育專業見地的；而有些大學開設通識課程，就是以中大為鑑。   不少輿論認為這是「搶學生」之作，但願中文大學有更好的理由！可以看一下上述哈佛建議的新動向，也許會有不同的想法，否則像中國人說的：「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代價太大了！   搶奪學生 得不償失   中大的醫學院建議，也可以成為一服清醒劑，讓香港其他的大學也審視一下：假如要成為有社會良心的大學，大可以放寬心懷，看看如何讓學生的品格成長，成為辦學的核心價值。   看到上海陳亦冰先生的評論，在讚揚上述哈佛「招生新議案」之餘，說在中國「用分數定優劣」，就像是「定海神針」，一旦變了，就會「公平頓失，天下大亂」。的確如是，在中國，很多人認為分數是最公平的。社會現實告訴人們，沒有了分數，就會有種種金錢、權勢、關係的介入，就再也沒有公平可言；而分數卻是真金白銀通過學生自己的努力得來的。這也許是中國歷代科舉文化的延續，一時難以動搖。   因此，中國最近推出的「高考改革」，人們寄予厚望。對於20多年以來不絕於耳的「應試教育」，雖然推倒不易，但與現狀比較，改革的強度是前所未有的。   以上海為例，準備2017年實施的高考，語文、數學、英語是三門必修，每門滿分150分；其他在政治思想、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命科學，選修三門，每門滿分70分，總稱3 + 3。...

前數周談到考試對學校生活的影響，很多朋友會說，考試的壓力不完全在於考試本身，而是考試結果的運用；而其中最顯著的，自然是大學收生的要求。大學收生雖然只發生在中學與大學的轉折點，但是大學收生的影響，卻籠罩着中學的高年級，甚至滲透到中學的低年級。最近幾件有關大學收生的新聞，一些帶有非常深刻的意義。   首先是哈佛大學的收生改革。今年1月20日，美國超過80所大學的招生辦公室（為文時已達到108所）組成聯盟，支持一項稱為《扭轉潮流》（Turning the Tide）的綱領，為美國的大學收生投下了一枚重型炸彈。這個近似聯合聲明的綱領，緣起是哈佛教育研究院的一項學校調查——Making Caring Common（讓關愛遍及人間）——揭露了學校裏面，學生太多的注意自己學業成就，太少的注意關懷別人與關心公益（common good），覺得在這方面，大學收生起了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提出要改變招生的方向。許多人沒有估計到，竟然即時一呼百應，獲得這麼多大學的支持和呼應。   哈佛研究 一呼百應   這份報告，沒有太多的譴責，而是提出招生的新方向。三條主線索：一、提倡對別人有意義的貢獻、社會服務以及參與公益活動；二、對學生的有關評估，必須顧及不同種族、文化與社會階層的多樣性參與；三、重新定義「成就」，兼顧公平對待不同經濟背景的學生，以及減輕過分的學業壓力（筆者意譯）。   具體建議有幾方面：考量對家庭的貢獻；考量學生日常的關懷意識與貢獻；優先考慮活動的素質，而非數量；不鼓勵學生多修科目（AP/IB）；反對過量補習；降低入學測驗壓力（如SAT）；擴寬學生對於「好大學」的觀念等。   更具體一點，重點注意的是持續一年以上的社會服務；領導能力不再是重點，而是學生的感受等等。   這樣的方案，實施起來當然會有一個艱難的過程。筆者過去專門訪問過哈佛的招生辦公室，他們的招生過程已經是不全看分數，而是幾十位招生人員，長年在各地訪問和了解中學，然後按照多個方面，逐個學生討論取捨，而不是只看分數。筆者過去在本欄介紹過，與這樣的招生過程以比較，我們香港的招生過程就顯得很「懶惰」。雖然今年不少學院也引進了面試等成績以外的元素，仍然是比較省力的。  ...

有時候，是家長提出：「為什麼我的孩子沒有測驗？」有那麼一所學校，小學低年級沒有正規的考試，但是照樣按照學生平時表現有「成績表」。有家長就抱怨：「為什麼不早點通知我們，讓我家孩子可以取得高些分數？」

近年有機會看到香港中學裏面有不少出色的科學研究和創新，接近大學研究院的水平，但是這些學生，卻並不一定理科考試成績出眾，有些幾乎肯定進不了大學念理科。我們的考試，也許在無意之中，埋沒了許多才能。

沒有對教育的重新認識，沒有從學生學習的角度來重新設計、全民努力，就只會在過時的教育體系裏團團轉，不斷重複過時的操作，到頭來教育只會愈來愈糟。

沒有對教育的重新認識，沒有從學生學習的角度來重新設計、全民努力，就只會在過時的教育體系裏團團轉，不斷重複過時的操作，到頭來教育只會愈來愈糟。

這些社會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均不約而同地思考教育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均是對傳統的純粹書本型學習不滿，認為不足以適應21世紀的現實需要。

埃及擁有一群思想非常敏銳、也深諳世界大局的決策者，怪不得改革文件寫得如此有深度。

學習是人類的天性，教育卻不是。教育是成年人為下一代設計的學習方案，這種設計，會隨着社會的變更而演化。

仁川宣言承諾發展更加包容、更具反應力和復元力的教育系統，以滿足這些局勢下的兒童、青年和成人的需求，包括境內流離失所者和難民的需求。

仁川宣言承諾發展更加包容、更具反應力和復元力的教育系統，以滿足這些局勢下的兒童、青年和成人的需求，包括境內流離失所者和難民的需求。

「你們能夠獲哈佛錄取，之前一定是經過了無數的壓力：補習、心理輔導、口試訓練、志願書操練——一定是沒有多少自己的空間——希望你用一年時間，給自己一點空間，找回自己。」

「你們能夠獲哈佛錄取，之前一定是經過了無數的壓力：補習、心理輔導、口試訓練、志願書操練——一定是沒有多少自己的空間——希望你用一年時間，給自己一點空間，找回自己。」

學生幫助學生，不只是在運動場上，不只是課外活動，也不是高班替低班補習，而是把學生的力量融滙到正規的學習裏面。這完全符合群體學習的原理，這方面的潛力，是無可估量的。

學生幫助學生，不只是在運動場上，不只是課外活動，也不是高班替低班補習，而是把學生的力量融滙到正規的學習裏面。這完全符合群體學習的原理，這方面的潛力，是無可估量的。

提出21世紀，以示不同於20世紀，有點「新常態」的意思，說明人們普遍感覺到在新的時代，教育也應該不一樣。

提出21世紀，以示不同於20世紀，有點「新常態」的意思，說明人們普遍感覺到在新的時代，教育也應該不一樣。

路經莫斯科，與米校長吃了一頓飯。她的大學在俄國排名頗高，沒想到坐下來第一個問題是：「你覺得銀行與大學，應該是怎樣的關係？」真是摸不着頭腦。米校長同時也是薩哈共和國（相對於中國一個省級自治區）的副主席。她心目中有一個構想：由僱主來償還大學生的貸款，因此想到銀行的合作。

教育當局應該想一想，維持全口徑的 TSA（即全部學校參加），得到的會是什麼？失去的又會是什麼？值得嗎？

聽說這些老撾小學都是最近一兩年才建成的，課室裏都是嶄新的黑板，都是韓國的援助品。課室內可以看到學生的繪畫作品，看來教學還是比較活潑的；課室內還有未曾開箱的用品，似乎是教材，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援助。

要送孩子到國際學校，必須考慮孩子的中文；而中文的背後，則是中華文化的底蘊。這裏不是在唱高調，要孩子傳承中華文化，而是實事求是地，中國人若不懂中文，或者只能講，讀不通、寫不來，消極的來說，必然吃虧；積極來說，失去了一個自然而然、順水推舟地學習中文的機會。

先從香港家長關心的貼身問題着手，嘗試從文化的角度，比較「本地學校」與「國際學校」。

先從香港家長關心的貼身問題着手，嘗試從文化的角度，比較「本地學校」與「國際學校」。

歐美經濟先進的工業國，他們的教育也是先進的，而且好像着着都先進……教育以西方為師，恐怕應該引起認真的反思。

歐美經濟先進的工業國，他們的教育也是先進的，而且好像着着都先進……教育以西方為師，恐怕應該引起認真的反思。

12點正，主持釋洞鈜法師叩鐘，十八響，每一響都迴盪長久，把寧靜推到高峰。那一刻，寧靜之中，有難言的喜悅：新的一年到了。

12點正，主持釋洞鈜法師叩鐘，十八響，每一響都迴盪長久，把寧靜推到高峰。那一刻，寧靜之中，有難言的喜悅：新的一年到了。

學校的課外活動的水平高低，不在於活動多少、活動形式、獎項多寡，而是視乎學生有怎樣的學習經歷，其中一個最容易觀察的，就是學生是否有充分的自治機會。香港有一些傳統名校的成績不一定是頂尖，但是學生自主的空間很大，學生到了大學、到了社會，往往就是領袖人物。

學校的課外活動的水平高低，不在於活動多少、活動形式、獎項多寡，而是視乎學生有怎樣的學習經歷，其中一個最容易觀察的，就是學生是否有充分的自治機會。香港有一些傳統名校的成績不一定是頂尖，但是學生自主的空間很大，學生到了大學、到了社會，往往就是領袖人物。

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在教學語言的問題上，同樣有政治考慮，同樣同一政黨長期執政，但是有幾點不同。

真正的問題，也許遠遠超過小學的馬來文課本。教育體系上的分配，其實也反映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分配。

真正的問題，也許遠遠超過小學的馬來文課本。教育體系上的分配，其實也反映了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分配。

聽其他參加評估的「專家」說，內地領頭的大學，學生的學習經歷愈來愈多樣而活潑。這是一種可喜的趨勢。

上海一位學者有一個說法：不是不要劃一，不是不要操練；但是不能只有劃一，不能就是單一地只有操練。

這裏有一個深刻的問題：創意是如何出現的？是如何學來的？是如何教的？還是創意本來就是人的天性，而教育則是把這種天性發掘出來、煥發出來？換句話說，是什麼把孩子的創意埋沒了？

這裏有一個深刻的問題：創意是如何出現的？是如何學來的？是如何教的？還是創意本來就是人的天性，而教育則是把這種天性發掘出來、煥發出來？換句話說，是什麼把孩子的創意埋沒了？

松山文創中心原來是煙葉的大廠房，現在變成了文創樞紐。在上層藍綠紛爭之際，台灣的民間組織，在努力發揮文化藝術的威力。

作者兩位平常頗有見地的朋友，幾乎同一語調，說：「很難想像沒有教師在背後操縱。」事實，又是否如此？

維也納的男童，是認真而專業，UGA 的學生，是活潑而奔放。

最近香港有人不懂量度學術成就的常識，挾着個人狹隘的見識，或胡亂猜想，或越界抨擊。一下間，平常香港的學者不太重視的虛浮指標，忽然變成了評定學術成就的標尺。香港墮落，難道如此？

2005年，錢學森問探望他的總理溫家寶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

左右夾攻，校委會的程序和機制也就體無完膚，港大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左右夾攻，校委會的程序和機制也就體無完膚，港大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筆者關心的，倒不是怕港大的同事「不務正業」，也不是某個候選人是否獲委任，而是大學的最高決策機構，不斷遭破壞，瀕臨崩潰。以後校務委員會如何運作？

筆者關心的，倒不是怕港大的同事「不務正業」，也不是某個候選人是否獲委任，而是大學的最高決策機構，不斷遭破壞，瀕臨崩潰。以後校務委員會如何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