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一個有關的研討會上,從「學習科學」的基本原理出發,分析學生的學習規律,探究為什麼項目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是回歸學生學習的一個不錯的起點。
學校感到需要把學生送到更寬廣的天地去學習,是校長和辦學團體的眼光與理念。既沒有政策的硬性驅動,也沒有任何的金錢誘因,有的也許是學校之間的互相促進、互相呼應。學校與辦學團體的這種動力,不可小覷。
在這些筷子文化的社會,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始終是教育目標的一個關鍵環節。凡是教育方針、教育目標的文件,都無可避免要把這個關係講清楚。但這並不是每一個社會必然的。
專業教師愛護學生,不會向學生散播仇恨的意識。教育的基本責任之一,是讓學生學會與人相處,特別是與自己不一樣的人。在學生心中種下仇恨的種子,將會為學生帶來終生的心理陰影。這是一種不能容忍的傷害。
香港教師絕對關心學生的安全與健康。但與此同時,緊記教師要負上社會責任,不應讓學生困守在考試與分數,又或者把他們縛在短命的政治戰車上,其實都剝奪了他們真正準備面對未來的機會。
為什麼教師要受額外的束縛:不能公開賭博?不能到戲院看三級電影?作為教師,在社會上、在家長心目中、在這個行業裏,這些都不是教師應該做的。是一種對其行為準則的社會共識。
體罰的變遷,說明行為準則是會隨着社會的演變而變化的。現在要是有教師以任何形式打學生,看來會惹來官司。但也說明,許多行為準則,是與更大的社會價值——例如「人權」——互動的。
現在,停課以後,教師掌握數碼教學,應該已是不在話下,而且發展潛能甚大。學生運用電腦、上網,應該也不再有技術障礙。問題是:這種新的學習形態,是完全作為權宜之計,曇花一現?
DSE於4月24日開考。當局的開考決定,是一個艱難的決定,關鍵是疫情的嚴重性與考試的重要性之間的掙扎,最後需要果斷抉擇。但是,政府要抉擇,每一位考生也有個人的抉擇;政府難以代表每一位考生。
假如真的要在痛苦的疫情之中,把「停課」看成是突破常規的難得窗口,從而提煉出一些良性的「未來」元素,就需要在繽紛的嘗試之中,尋找一些有普遍意義的原理,在疫情過去之後,留下有益的後繼影響。
「停課」,不免使人懷念校園的生活。很多學生,從小學到大學,都忽然感到與同學共同生活的珍貴,渴望有人「傾偈」。沒有學校,就沒有了群體活動,青少年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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