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4年隨家人搬進蘇屋邨。首先入住的,是離大門口最遠,最接近後山的牡丹樓。(Wikimedia Commons)

在深水埗.憶孩提時

孩提時,看見一些街童在鐵皮屋附近拾荒,其中一個在垃圾堆中撿起一片方包吃,沒多久那個男孩便嘔吐大作。當時的情景讓我感到很震動,也使我清楚知道,在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前,有些人是貧困如斯的。

假如政府或特首涉及涉嫌違憲、違法、瀆職或其他不專業的事情,政治中立的專業公務員不但不能對之視若無睹,而且有責任用有效的方法作出揭發和舉報。(灼見名家圖片)

政治失責下談公務員的政治中立

公務員事務局警告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參與集會的公務員不要衝擊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並提醒公務員,他們為在任特首和政府服務時必須完全忠誠,並且不能以公職身份參與政治活動。這個警告的問題出在哪裏呢?

《通向奴役之路》令海耶克聲名狼藉

《通向奴役之路》令海耶克聲名狼藉

1944年3月和9月先後在英、美兩國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既令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聲名大噪,也同時令他聲名狼藉。   印行超過100萬份的暢銷作 這本書讓海耶克聲名大噪,是因為這本討論政治社會理論的嚴肅讀本,竟然成了當時暢銷一時的書籍。 據第三任英文版海耶克全集的總編輯Bruce Caldwell 說,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估計他們的英文版《通向奴役之路》一書自出版以來,銷售量已在35萬冊以上。這本書能夠成為暢銷書,一大原因是此書美國版出版後不久,美國的《讀者文摘》即決定把它的摘要轉載,並且替其書會出版和發行摘要的單行本。Caldwell表示,《讀者文摘》當時的發行量約在875萬冊左右,因此據估計《通向奴役之路》的摘要單行本最終印行了超過100萬份。 《通向奴役之路》出版後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政治秩序進入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形對峙的冷戰格局。把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樣批評為是侵犯個人自由的極權制度的《通向奴役之路》,其立論雖然很具爭議,但它的主張在意識形態爭持不下的冷戰年代,卻同時受到敵對的兩個陣營一致的重視,致使海耶克的這本書洛陽紙貴,甚至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成為海耶克最為人所熟悉,和最多人閱讀的著作。 就華語世界而言,戰後台灣,在海耶克的首位華人學生周德偉的推介下,殷海光早在1953 年便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了他選譯的《到奴役之路》。中國大陸對海耶克的著作也很重視。本書譯者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在1958年便翻譯了海耶克早期的純經濟學著作《物價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北京商務印書館在1962年也出版了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為內部發行而翻譯的這本《通向奴役的道路》。 到了今天,我在香港城市大學的圖書館的書架上隨意瀏覽一下,便找到八個不同版本的中英文版《通向奴役之路》。說這本書使海耶克聲名大噪,我想是絕不為過。畢竟,知道海耶克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的人,恐怕要比知道海耶克為甚麼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多得多。   「不務正業」的政治評論員...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70年與中國自由主義

《通往奴役之路》出版70年與中國自由主義

70年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海耶克的學說和《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國的遭遇,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可以說是在上世紀50年代改變了不少中國自由主義者對經濟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間關係的看法,也是在中國大陸自上世紀80年代進行開放改革之後,震撼着很多渴望自由的知識分子心靈的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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