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國兩制框架出發,香港「由亂及治」主要是中央的憲制責任。不過,「由治及興」卻不能單靠中央「落單」,還需要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精英主動及積極參與。
因反修例運動被捕入獄的年輕人,他們並非一般慣犯,且不少人過往行為良好,無犯罪紀錄,甚至當中很多人擁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和出色的才能,只因受當時大環境及社會媒體的影響而作出衝動行為。
如何在「一國」的前提下落實及發展「兩制」的空間,並按《基本法》的規定達致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官與全部立法會議員的目標?這些問題需要廣泛對話及前瞻性、突破性的論述,才能建構「真實、立體、全面」的香港願景。
無論從新加坡的經驗(一早全面封關,疫情仍然嚴峻),澳門的經驗(迄今無有效封關,卻成功控制疫情),或者香港現階段新增病例的感染源頭來看,全面封關根本不是能否成功抗疫的關鍵因素。
所有愛惜香港的人,無論是黃營、藍營、警隊、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解放軍或者武警,皆要從北愛的悲劇汲取教訓;正如邱吉爾所言:「不能從歷史學習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面對貿易戰,中國的損失遠多於美國;不過中國承受痛楚的能力也遠高於美國,況且特朗普要面對選舉,中國則擅長持久戰;一旦貿易戰擴持日久,對特朗普的選舉將有不利影響。
北上發展是個人意願,由社會經濟因素決定,不得不經過事業前景、工資水平、生活環境等實際考慮才會付諸實行,但是在大灣區自由流動這種生活模式,對願意開拓其他機會的市民而言無疑是多一個向外闖的選擇。
因為香港土地長期嚴重短缺,增闢土地的社會利益往往遠超其社會成本。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政府財政能夠承擔「明日大嶼」計劃的開支,賣地收入是否能夠完全彌補增闢土地的工程成本,不應該是首要考慮。
近年不少超大型工程大幅超支,「明日大嶼」計劃的成本恐怕將會高達1萬億。在土地收益方面,論者強調地價十分不穩定,一旦香港經濟不景,土地收入將會大幅下降。以上的質疑其實以偏概全,需要仔細拆解。
市民對現時一國兩制的狀況有不少顧慮,其實是意料之內。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嘗試,需要發展及磨合。從爭議可以看到,香港市民及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性質有不少誤解。
在去年的「土地大辯論」中,香港的社運人士似乎是最大力支持發展棕地的群體。不過,東北發展超過十年的爭議顯示,收回東北棕地和農地的最大阻力,恰恰是來自香港的社運人士。
從戰後到如今70多年,賣地的收益一般都遠超填海的成本。如今坊間認為人工島是「倒錢落海」或者「燃燒儲備」,完全忽視土地是香港最寶貴的資產,政府可以通過賣地收回增闢土地的成本。
如果當年的港英政府因害怕水浸風險而沒有進行觀塘、荃灣、啟德機場、九龍灣、葵涌貨櫃碼頭、沙田、大埔、屯門及赤鱲角機場的填海,就沒有今天的香港。為何回歸後的香港人變得如此目光如豆及不思進取?
曾蔭權當權的7年,增闢土地完全停頓、建屋數量下降、創新科技停滯不前,累積下來的深層次矛盾至今難以化解。香港意見領袖之所以轉軚,原因怕不是本屆政府比當年更為無能,而是今天的意見領袖比當年更加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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