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自唱

61萬人出來投票，香港人再次創造奇蹟──這次，是把物理規律應用到社會科學上的奇蹟。

香港將在不久的將來出現當代《紅樓夢》之類的劃時代作品。為什麼這樣說？皆因偉大的作品多是在時代變異和困頓之下面世和百煉成金的。

我寫完這篇稿件之後，就會如常地跑步十公里。一個66歲的人還能跑十公里，還可以吧！為的是，一面跑，一面思考，思考的就是要活出一種精神。

由1954年第一屆到現在第13屆全國人大，申紀蘭都是代表，歷時66年；她從來只會投贊成票，不投反對票，據說連棄權票也沒有投過。

北京認為在政治方面收緊，不會影響經濟和金融發展，所以推動《國安法》的決心愈來愈堅定。外資不關心香港的民主發展，但卻關心中國制度的穩定性和合理性；在他們眼中，中國的堅定決心不是高瞻遠矚，而是一種蠻勁。

今天中共就要快、狠、準。不過，欺善怕惡不是謀略，只懂惡更不是良策。長此下去，只會出現大家都不想看見的結果。

我完全相信，因為在現時的氣氛、國際環境和力量對比之下，中美創造「有建設性」的對話，合乎策略。不過，在「有建設性」的背後，卻再次隱現「割肉養敵」和「關門打孩子」的憂慮。

中國官方公布，北京肺炎疫情出現反彈，在前日的31小時裏，先後發現44宗新增確診病例。人們總是擔心，官方的數字準確嗎？北京會否爆發第二波疫情？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裏，有四種「用」──重用、任用、使用、利用。到底是哪一種？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也因時而異；因為這就是政治，中外古今，沒有差異。這個問題倒是值得今天的政界人士深思了。

中國發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的重要目的，就是為中國官方建立威信，為習近平「領導抗疫成功」歌功頌德。

其實最不能拋開「六四」的就是官方。這也難怪，前人犯了大罪，後人為保（政權）穩定，也不認錯，於是新錯掩舊錯，還要製造更大的錯，才能掩蓋過去已經很大的錯。

千萬不要出現「六四」的鎮壓，所有暴力場面也不要出現，中華民族的悲痛不能再像夢魘一般纏擾着每一個中國人了。

如果因為高層鬥爭而來一次犁庭掃穴，對國家穩定、國家安全、人民福祉又有何好處呢？這個劫，能否消除呢？

最近我家發現很多外來的蛇蟲鼠蟻，很可怕，一定要想辦法消滅。你猜什麼方法最好？我把整個房子都拆掉，看那些蛇蟲鼠蟻還往哪裏跑？

人們不斷關注，在眼前兩岸氣氛不斷惡化和緊張之下，會否發展至兵戎相見的地步？

所謂「選辮子」，是刻意在已有的事物中選擇適合自己的切入點。所謂「造辮子」，是在沒有借口之下曲解或製造無中生有的「事實」，作為攻擊點。「抓辮子」更容易理解，就是依靠強權以點擊面，同時又以面擊點。

看監警會的功能、結構、職權，以及過去表現等因素，已知它難以回應市民的主流期望，更難滿足市民的重點訴求。

官方仍然以為「高壓和以暴易暴」就可以解決問題；殊不知，本來是活的結，卻變成死結，而且愈拉愈緊。政治問題不作有效解決，根病不治，身患難癒。

「愛祖國，用國貨」；即使質量差一點，也要用國貨。這是當時的政治教育。鼓吹這口號的，包括中聯辦的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那個「紅色經濟圈」，跟今天的「黃色經濟圈」概念不是很相似嗎？

昨日是「五四運動」101周年。同在「五四」這一天，聽到曾替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當翻譯的冀朝鑄逝世的消息，他是1954年加入外交部工作的。這一連串的「五四」，令我感慨良多。

心境必須開朗，輕裝前進，快樂上路。建制派說「明天會更好」，我們也可以說「明天會更好」，因為各自有不同的理解。反正，只要這類句語不是用於機構的專利註冊，為什麼要被別人壟斷了解釋權？

在中國官場裏，一切事物都是「為今我所用」，而不是單純的為我所用。所以，即使是上級按政治需要而搬龍門，錯在上級，但也要下級承受。這就是中國政治文化的另一種體現：上有立威，下要跪低！

看公安部對孫力軍的指控，不單慣例地說他「貪污腐敗」，「長期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規矩」，還指他「不知敬畏」。這類指責實在少見，即使不是第一次使用，也可算罕見之列。

美國指責中國在「世衛」的影響，也是彼此彼此。美國獨霸天下時，同樣是「金錢外交」，到今天仍然如此，只是按它的利益重新分配而已。所以，天下政治一樣黑，只是全黑或灰黑而已。

這種擔心高層不悅、忌諱語意相關的心態，千年如是，想不到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延伸到文藝和網絡遊戲之上，例子俯拾即是。

維權律師王全璋出獄後被強制送返濟南戶籍地，是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的典型。他一直在北京工作，家人也長期在北京生活；出獄後不能回北京的家，仍要他們一家分離，是不合情理的。

我想，眼前的重點仍是全球抗疫，而不是口舌之爭。各國切勿分散視線，顧此失彼。

北京高層每次處理台灣的國際活動時，也按實際情況而行。這一次，大陸傳媒和建制派的批評反而令世衛用了「台灣」或「台灣的」字眼，可謂批評得不專業了。

中國的疫情是否如官方所說的那麼好？即使真的改善了，但這個時候舉行「兩會」，萬人聚京，會否又自製另一個感染危機？

武漢疫情應該基本穩定下來，但這是否等如完全受控，跟着大家可以安心恢復生產呢？很多專家已警告，當局千萬不要再犯「政治任務先行」，甚至「政治壓倒一切」的弊病，把疫情變成「逆情」，更把「守零」變成「守靈」。

北京除了驅逐榜上有名的美國記者之外，還指明他們不能在港澳採訪。這就把新聞領域也劃入外交範疇，跟國際標準完全格格不入。更嚴重的是，這樣做令港府不知如何反應？

中國除了要防止疫情在國內第二波爆發之外，還要防輸入。從總體來看，國內的疫情相對受控，逐步恢復秩序，令人稍為定心；但實際情況和正常的信息交流，仍不暢順。

習近平到武漢視察時，官方竟然派人進民居監視，每戶兩名公安，禁止他們向樓下喊話，以免道破官方假象。

孫楊從發迹到今天，背後都有一股利的力量。中國運動員本來強調體育精神，但後來一些人的體育細胞變異，愈來愈利字當頭，一切以勝利、利益為唯一目標。

無論大陸或香港政府，都害怕傳媒反映真正的民眾聲音。大陸百分百打壓，港府則緊跟其後，一丘之貉。

一切以政治為首，經濟為次，民生更次，民主更「廁」（官方把民主視為廁紙）。如此治國，人命不知放在哪一個層次？不過，如果說一切要為政治讓路，倒不如說一切要為政權讓路，不是更準確嗎？

港府「派錢」1萬元的措施，估計在8月實行。這個時候，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如火如荼，港府自然希望能夠幫建制派一把（因為港府拖累建制太多了）。

近期各地宣傳部門不斷製造「疫情減緩、恢復生產」的氣氛。可是，決策者心知疫情還未受控，所以又放出「疫情還未到拐點」的消息。

武漢疫情至今，中共高層抗疫是否團結一致？還是趁機各有盤算？外界不得而知。但中國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借勢，藉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比「民亂」更亂的亂源。

香港社會已出現三山五嶽的人馬，但香港人需要的是「三山兩誠」；可惜，香港很不幸，只有「黑白天鵝」。

如果北京的治港政策不改，誰坐在第一線的領導崗位，效果也是一樣。林鄭最可憎的是，她還無限上綱地深化北京的強硬，加上她驕橫跋扈，導致效果更惡劣。

有朋友說，如果林鄭月娥平時能夠取得市民的認同，也許大家願意一起共度時艱。可惜，她的自大妄為和叛逆民意，成了一大障礙。這又是更深遠的問題了。

林鄭強調她的身體健康沒有問題，也沒有患癌症。我相信這是真的，外界不宜隨便猜測，以免陷於非理性討論。但醫學界人士同樣根據醫學理據，開始觀察她是否有性格障礙症。

醫護人員和市民要求封關，但她偷換概念，把封關的內涵定為「不能出不能入」；跟着，她說增加了停止通關的口岸，好像這樣就等如順應了封關的要求。其實，正常人都明白，封關的重點在於盡最大努力堵截病源。

有關武漢疫情，論者甚多，在此不贅。但值得關注的是，按目前形勢，疫情繼續擴散，將會延伸什麼後果？

如今疫情大爆發，「沙士」恐慌重現。為官者如何對應？──口中為民父母官，心裏人命賤如泥；月前不聽專家勸，如今狂宣抗疫聲。中央下令全民抗疫，但不要奢望中央領導人到疫區去。

宣傳輿論戰依舊，阻嚇的目標依舊，政治不作為依舊，濫捕依舊，警暴依舊，無區別暴力驅散依舊，針對記者依舊，侵犯私隱依舊，巧言令色依舊，政治謊言依舊，砌詞濫法依舊。

年輕人的作用不是做政治花瓶，而是改革開山車。如不善用，被淘汰的將是自己。

民進黨成功地順着北京的「高壓水」，推動民進黨競選之舟。同樣道理，北京逆着香港和台灣的「民意水」而行，以為落了閘就可以阻截水流，但卻「抽刀斷水水更流」。

過去談到溝通時，都碰到一個問題：誰作主動？誰走出第一步。很多人以為，自己行出笫一步，就是「失去威嚴」，比對方低了一等。尤其是當自己的輩分或地位比對方高的時候，更認為對方應該主動，才能顯示誠意。

雖然駱惠寧取得第一個好印象，但關鍵是北京會否改變強硬政策？眼前這一刻，我形容為「閃變」。假如北京真的忽然閃出一剎那寬鬆的念頭，那麼這一「閃」，將會導致日後的「變」（由強硬變務實）？還是一閃就沒有？

愈來愈多事例證明，官方和警方只着重「先行高壓、後輿論戰」的策略。林鄭月娥和北京至今仍然政治不作為，對「五大訴求」愛理不理，才令社會炸彈更難拆除，還製造日後更大的危機。

在過去半年裏，抗爭者使用了暴力，警方也使用了暴力，而且範圍和強度都超出實際需要。而政府，更使用政治暴力。想不到，教育也使用教育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