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國中央政府「一刀切」地容許移民自由進入國家,其實是在侵犯國內各地的居民的私有產權;加上各種「反歧視法例」的存在,客觀上會導致更多其中一方不願意的交易被迫發生。
個半世紀以來,每當政府損害公民自由,我們總會聽到這樣的辯護:“But even Lincoln did that!” 這也是一些人這麼喜歡為林肯樹立權威的原因之一。
「這個時代的最大謬論,就是以為法律不但要是公正的,還必須是慈善的。人們以為法律不但要保障每個公民自由而不傷人地各展所能,自發上進,人們還要求法律直接促進人民的福祉、智慧和道德。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糖衣誘惑。但我要強調:法律的這兩個用途是互相矛盾,水火不容的。我們必須二擇其一。」
西方傳統視自私(selfishness)為萬惡之源,但鄂蘭發現一種更極端的邪惡,是當一個人失去了自我的意識(即selflessness)。世界上最大的暴行,往往來自放棄做人的無足輕重之輩(nobodies)──鄂蘭把這稱為「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
亞當.斯密(Adam Smith)曾說:“There is much ruin in a nation.” 意思是無論經過多少風暴蹂躪(包括世界大戰),一個國家都蘊含著無比的智慧和韌力,只要有自由安定的環境,人民必可迎難而上,再創新天,這也是哈定、柯立芝時代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在貧民窟長大的黑人經濟學家索維爾(Thomas Sowell)嘆道:「黑人家庭熬過了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種族歧視,但卻因福利主義而土崩瓦解。」健全的家庭是人類社會的核心組織,也是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支柱。拆散窮人的家庭,又怎能幫他們脫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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