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

隨着疫情初步受控，北京隨即展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外交和宣傳攻勢，以對外間證明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優越性，以及封城等緊急措施對疫情遏制的作用，藉此提升中國的軟實力與體制的認受性。

面對這個紛亂的局面，香港除了需要新政黨帶來新主張新視野之外，更須重塑政黨（這個概念），從根本上更新目前政治的組織形式，使之適應當今的數碼時代。

假如我們細心觀察一下，不難發現香港問題與武漢肺炎兩者的癥結均是信息失靈：香港與武漢的真實情況同樣傳不到中央，或者遭人強行壓下，地方首長又只懂緊貼中央方向，直到大爆發時為時已晚，欲救無從。

港人今後將面對的很可能是一個出埃及記式的景況：這裏說的不是港人出走，而是由於疫症及經濟下滑令大陸自顧不暇，將一定程度減低大陸對港的經濟以至政治影響，令港人有望「出埃及」，回到其「應許之地」。

管治聯盟令本來已不簡單的官商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在政府與商界之上，再加上了建制派；與建制派有關的話，亦必定與中聯辦有關；最後再由中央將這群原本不太可能合作的精英連繫起來。

國務院突然任命駱惠寧為香港中聯辦主任，可謂臨危受命。在這史無前例的任命的背後，北京欲突破原有治港框架，大幅調整治港政策的意圖已表露無遺。

中國如欲擺脫這歷史的必然性，就必須盡早在香港問題上痛定思痛、狠下功夫了。

今次風波證明一個僵硬的權力結構滿布盲點，而且當事態發展嚴重偏離預定路線時，只有極少可以發現的途徑。這種上層的有限視野解釋了威權政權面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的脆弱性，而叛亂通常是由這種「資訊串流」所引發的。

這篇以〈大反攻的序幕〉作為標題，指的並不止是非建制派的大反攻──北京、中聯辦及建制派遭逢此歷史性失敗，必然不會輕易罷休，肯定會準備另一輪大攻勢，情況可能會與突出部之役相近。

北京當然希望在換過國旗後一切可原封不動，以同一模式治港，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在香港回歸後第二天便驟然而至，打破了金融全球化的神話，並根本性地改變了香港的格局，令港人逐漸從全球化的受益者淪為受害者。

曹操揮軍南下，熟悉三國歷史的人也知道，當時江東集團內部分為投降派和主戰派。這兩種代表年長與年輕兩代人的政治路線的碰撞，與目前香港兩代人對國家與政治的取態與看法，可謂如出一轍。

儘管毛式暴亂已是明日黃花，但是90年前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思想，對於如何爭取民心、如何求同存異，依然管用。既然這場仗你們已無能為力，那倒不如先向革命先烈學習一下吧。

港府治理能力嚴重不足、中央有責任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以及香港政改和改革的必要性這些觀念，早已在北京浮上枱面。

港人視內地近來的一系列措施為一種政治打壓或白色恐怖，其實也離事實不遠，不過卻有見樹不見林之虞，忽略了背後北京一整套在全球運用得愈見純熟及不斷進化的經濟脅逼（economic coercion）手段。

無論是對已淪為寡頭政治的選舉民主，抑或是尚未邁向全面民主的寡頭政治而言，民粹主義運動都是促成變革的重要動因。隨着寡頭力量日漸跨國化和全球化，民粹主義運動已成為普羅大眾不可或缺的制衡與自保手段。

現在「諸神之黃昏」就在眼前。精英們如再不醒覺及展開革新，被民粹浪潮吞噬，只是時間問題。

「廣積糧」顧名思義就是要有充分的給養與經濟實力作為支撐，在當前局面，意思也沒有兩樣：要盡量保持香港經濟實力，時刻不能忽視自身發展。

中央若嫌行中間政治太過「激進」的話，筆者也不介意找個穩重踏實的人出任特首，索性來個無為而治、與民休息，並且主動約法三章，在未來數年重點與市民修補關係，恢復各方對一國兩制及政府的信心。

假如林鄭的形象與處事作風不是那麼易為人詬病，又怎會惹來200萬人上街，人們對她的憤怒甚至超過反修例本身？

華為被封殺固然令中國的全球5G布局遭到重大挫敗。目前以深圳為基地的華為遭封殺、廣東省的工廠大舉撤離，香港因《逃犯條例》修例而令其特殊國際地位岌岌可危，亦令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前景蒙上厚厚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