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以資本主義和西方思想改造中國之路,已徹底被堵死,打破了自近代起中國從西方引進思想的範式,令中國可能面臨自近代以來的一次歷史總結算和範式轉移,足以將歷史引領到一個難以挽回的方向與軌跡上。
現在北京放棄了重視軟實力的做法,改以市場和金錢作為誘餌、經濟脅迫作為手段,執着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意識形態鬥爭,令最終能夠輸出「中國模式」、扭轉西方的體制壟斷的機會,愈見渺茫。
面對着中共回歸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告終,以及習近平對市場經濟的懷疑與戒心,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地位早已亮起了紅燈──即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習近平眼中可能也是不值一顧。
香港新一屆政府上任百日,對於放寬入境檢疫,特首李家超強調任何措施都要有序及穩妥,不可帶來混亂,否則會適得其反,欲速而不達。這究竟是閃爍其詞,抑或是按部就班,很快便有分曉。
香港正被write off,已經給人家「踩到上心口」,對手們「先勝而後求戰」,香港則「未戰先敗」。事到如今,11月的國際七人欖球賽和金融峰會的成敗,或許已不再重要。
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
目前香港最棘手的地方,是幾乎所有範疇的走勢都是見頂回落。筆者相信現在中央也感受到香港的國際地位開始動搖,特區政府及各界人士須在安全與穩定的前提下,保住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
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刻劃着中華民族變法圖強、洗刷百年國恥的嘗試與苦難,本質上是為了令國家擺脫明清時代的厄運,以達至民族復興。可是,現在國家卻有可能在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個極大諷刺。
這次疫情本來是推動線上終身學習、遠距醫療、數碼政府等新舉措的絕佳機會,也是將香港進化成知識型經濟的重要契機,但政府就這樣白白浪費一場「好的危機」。但面對政府能力低下,其實還未至於一切皆休。
5月3日,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出席立法會簡報工作重點,罕有回應香港有可能被牽涉入歐美制裁之中,特別是有機會被移出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折射出北京的考量與評估。
現在中央用李家超或武官治港,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執行與服從,並將矛頭直指公務員團隊。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到強化政府治理能力,一定程度上等於劉備在未站穩陣腳之下,貿然把徐州防務交給了張飛。
拜登政府為了不讓俄烏戰爭發展成「無限戰爭」,只給予了烏克蘭「有限責任」的承諾,並且不讓美國全面介入這場戰爭──這對於慣以軍事行動為主要手段、窮兵黷武的美國來說,無疑是一大突破及睿智的表現。
現在香港凡事都要靠「阿爺」開腔維穩,令本已過時的港府行政系統之上,疊加了多層且混亂、非制度化的決策系統,令香港淪為了「殭屍城市」,這樣對香港應對風險社會的問題與災難非常不利。
在這次俄烏戰爭中,拜登政府所運用的正是這種「拜占庭模式」:不拘泥於軍事行動,以外交戰和經濟戰為主導,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從多方面確實地削弱俄羅斯的實力,這才是真正凌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巧實力。
無論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役中成功與否,世界都會進入「假戰」或新冷戰階段:以前是宣而不戰,現在變成不宣不戰。西方亦意識到再不能以他國的代價換取暫時的和平,現在只待西方政府與民眾重新認清事實、調整心態。
香港這邊雖然也在實施清零政策,但與內地最關鍵的分別是,香港已在採用mRNA疫苗,令香港實質上有條件測試在mRNA疫苗的保護下,如何可控地逐步對外開放,可作為日後內地重新對外開放的重要參考。
新冠病毒非得以效力更高的mRNA 疫苗來應對不可,只要是本土自主研發就可以了;「政治病毒」非得以「民主」來應對不可,只要是中國式民主就可以了——這亦成為了北京消滅新冠病毒及「政治病毒」的新指導原則。
香港政制發展的走向,則由邁向西方民主的政制改革,變成中國式的政治改造──通向西方民主的大門已被關上,未來政制發展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與中國式民主的對接,基本概念已寫在剛出爐的香港民主白皮書裏。
市民無論怎樣選擇,事實上北京也會對香港擁有無限權力(無限政府),如市民、企業或外資願意繼續投資的話,經濟將繼續向好,不然的話,經濟便將停滯不前。所以一定程度來說,北京就是在賭這一把。
到了今天,所謂「黑貓白貓論」、「河水不犯井水」、「茶垢論」俱往矣;當權者公然說假話,連騙你都覺得多餘,普遍缺乏政治信念和道德——以前治國是為了天下,今天則是為了一個人而已。
秦滅六國後,已不能回到以前六國的局面,香港的情况又何嘗不是?這已成為時局演化的一部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此我們更需具備超越時代的思想高度,才可看破困局。
拜登看準了目前北京對邊陲的強硬政策,以及習近平急於實現「中國夢」的心理,只要美國擺出一副干預新疆、香港、台灣的姿態,便能夠觸動北京的神經及龐大的文宣機器,令北京進一步拋棄彈性和務實原則。
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步入後新自由主義時代,皆因新自由主義以至它以下的「積極不干預」與「小政府、大市場」等教條,長期嚴重影響和扭曲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以及國家與香港的關係,令問題積重難返,危機此起彼落。
人們始終依靠中央而不是主動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活躍;政治重心在一個只對君主負責的混亂官僚制度中──改革後的香港最多亦只會變成這樣子,精英們斷不會出現中央所希望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目前北京最需要擔心的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會否在美國的持續鼓動下,出現像特朗普任內對華的「外交覺醒」,改變長久以來對中國的外交認知與態度,令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出現真正的結構性調整。
在威爾遜式秩序退潮的大趨勢下,去年香港的政治風波顯得相當突兀──本質上它屬一場全球脫離威爾遜式秩序的運動的「反運動」,同時亦很可能是威爾遜主義的最後一搏,希望藉以改變中國的發展軌迹和進程。
一向主張民自治、君無為、小國寡民的港人,面對着尚法制、尚功用、行國家主義的中國,也不得不由黃老道家那一套,過渡至法家那一套,終結了長期管治能力與認受性之間的辯證。
近年主宰美國國運與戰略的,除了特朗普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美國政界「發現」長年受到中國的戰略欺騙,以及隨後作出的外交與戰略大轉向,兩者均暴露出美國的戰略衰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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