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

新冠病毒非得以效力更高的mRNA 疫苗來應對不可，只要是本土自主研發就可以了；「政治病毒」非得以「民主」來應對不可，只要是中國式民主就可以了——這亦成為了北京消滅新冠病毒及「政治病毒」的新指導原則。

香港政制發展的走向，則由邁向西方民主的政制改革，變成中國式的政治改造──通向西方民主的大門已被關上，未來政制發展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與中國式民主的對接，基本概念已寫在剛出爐的香港民主白皮書裏。

表面上中央掌握治港的所有權力，但新的政治設計以至最新政治發展卻隱見一種權力分散的趨勢，社會亦漸漸呈現外強中乾之象，中央顯然在治港方略上須多加微調。

從哪個角度看也好，拜登、習近平會談的直接結果是兩國變相「休戰」一年，暫時將所有爭議「 凍結」起來，直至找出解決之道或局勢出現顯著變化，可幸的是，是次會談得以延續所謂「兩國元首精神」。

市民無論怎樣選擇，事實上北京也會對香港擁有無限權力（無限政府），如市民、企業或外資願意繼續投資的話，經濟將繼續向好，不然的話，經濟便將停滯不前。所以一定程度來說，北京就是在賭這一把。

北京為今後香港賦予一個改革的主題，實在是令人擔憂：北京一方面固然只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另一方面，除了中央自己之外，幾乎沒有主要持份者是擁有改革意願的。

在「愛國者治港」的號召下，所有人只管融入大灣區，但對外方面卻是一片空白，且沒有人負責平衡兩者，這可是香港前途的一大隱憂。

過去美中關係只有兩極路線，若不是與中國接觸，就是與中國對抗。拜登政府認為美中是合作與競爭並存，雙方有歧見，也有能夠合作的議題。

北京可能認為，如不先取得作戰的勝利，有效控制該地，「贏得人心」根本無從說起。簡單來說，把「贏得人心」置於戡平叛亂之上是本末倒置，最後只會令兩者皆失。

到了今天，所謂「黑貓白貓論」、「河水不犯井水」、「茶垢論」俱往矣；當權者公然說假話，連騙你都覺得多餘，普遍缺乏政治信念和道德——以前治國是為了天下，今天則是為了一個人而已。

法家治國對國家發展固然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 卻無法處理文化融合問題，無助於民族文化融合，而這正是造成「中央─邊陲矛盾」，令美國有機可乘的重要原因。

秦滅六國後，已不能回到以前六國的局面，香港的情况又何嘗不是？這已成為時局演化的一部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此我們更需具備超越時代的思想高度，才可看破困局。

拜登看準了目前北京對邊陲的強硬政策，以及習近平急於實現「中國夢」的心理，只要美國擺出一副干預新疆、香港、台灣的姿態，便能夠觸動北京的神經及龐大的文宣機器，令北京進一步拋棄彈性和務實原則。

即使今天美國依然高舉新疆、香港、台灣3支大旗，但其對華政策已確實地由「虛」轉向「實」，並設法將中國的大戰略勾畫出來，以找出應對中國和這些問題的具體辦法。

今天中國已毋須一定向西方看齊，重複資本主義的道路，可以開始走自己的路，演化出一個優越於現存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社會。

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步入後新自由主義時代，皆因新自由主義以至它以下的「積極不干預」與「小政府、大市場」等教條，長期嚴重影響和扭曲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以及國家與香港的關係，令問題積重難返，危機此起彼落。

現實不再是觸手可及，政治淪為教條主義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卻隨時會車毁人亡，這將會是大破大立時代治港的最大考驗。

人們始終依靠中央而不是主動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活躍；政治重心在一個只對君主負責的混亂官僚制度中──改革後的香港最多亦只會變成這樣子，精英們斷不會出現中央所希望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如果實施《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只是填補香港在國家安全的短板治標手段的話，那麼「二次回歸」應當是治本的目標。

目前北京最需要擔心的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會否在美國的持續鼓動下，出現像特朗普任內對華的「外交覺醒」，改變長久以來對中國的外交認知與態度，令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出現真正的結構性調整。

中央必須了解到它實際上不單是修改選舉制度和提升施政效率， 而是大幅改變香港的政治體制，對此有參考更多經驗的必要。

目前擺在中央和香港面前是系統性的體制性轉型，須同時重塑政治生態，催生新一代政治領袖，並對公共行政體系作出重大調整。

近年來，不少人提出中美之間應該是一種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關係，當中最重要的倡議者是基辛格，而中美之間實際上正屬於這種相反相成的關係。

不少人認為習近平是以法家體系治國──令晚清時代到今天的歷史發展，出現了如同由歷朝的儒法國家返回到秦國法家治國的一種「返祖」現象。

在現實主義的秩序裏，列強間的優勝劣敗大多由經濟實力所決定，美蘇之間也是如此，與它們的意識形態沒有多大關係。

在威爾遜式秩序退潮的大趨勢下，去年香港的政治風波顯得相當突兀──本質上它屬一場全球脫離威爾遜式秩序的運動的「反運動」，同時亦很可能是威爾遜主義的最後一搏，希望藉以改變中國的發展軌迹和進程。

一向主張民自治、君無為、小國寡民的港人，面對着尚法制、尚功用、行國家主義的中國，也不得不由黃老道家那一套，過渡至法家那一套，終結了長期管治能力與認受性之間的辯證。

學歷成為了政治光譜內的最重要因素，政治逐漸發展成高學歷的少數與低學歷的多數的對壘，這一點在美國與類似的西方民主國家皆然。

近年主宰美國國運與戰略的，除了特朗普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美國政界「發現」長年受到中國的戰略欺騙，以及隨後作出的外交與戰略大轉向，兩者均暴露出美國的戰略衰頹。

一國兩制在政治上行不通對香港及港人而言固然是一件大事，然而實際意義卻是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政治與制度上的安排，無法令香港再上一個台階而已。

以民粹主義框架分析香港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筆者在之前的一系列評論中已作嘗試，不過這次從該框架中卻找出了一條新的政治軸線，可補完目前建制派民主派的單純分野，更立體地標示及整理不同的政治立場與取向。

香港這種政治兩翼同時民粹化的情況，在其他民主社會也相繼出現，不過相對於其他地方，筆者認為香港的情況尚未絕望。

人們的焦點都放在威權主義的壓迫之上，卻忽視了民粹主義正在急速侵蝕整個社會，令原來的香港一去不返。

經歷了多年的內耗與折騰，香港已元氣大傷，港人猶如魚兒困在乾涸的水池相互依偎，相濡以沫以苟延殘喘。

即使不從政治角度來看，多年來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博弈，當中所牽涉的中國與西方行動思維與邏輯的差異，足以影響大局，兩者之間的互動亦直接令香港局勢日益惡化。

因為特朗普因素出現致令各國聚焦香港，中美兩國同在香港使用國家級手段，繼而令香港成為美國的棋子，再進一步淪為中美角力場，最後導致北京須以「港區國安法」這徹頭徹尾屬國家級手段的辦法，來收拾這殘局。

香港目前之所以陷入前所未有的危局，最大原因是部分港人背離了香港一直以來賴以成功的「小國生存之道」──要一國兩制得以進入下半場，港人必須按「小國生存之道」改變策略，為往後的陸港博弈創造有利條件。

特朗普對中國的聲討給予人們一種「美國來援」的印象，卻難掩這一切都是特朗普為了尋求連任，轉移公眾注意力的手段和把戲。

近來北京之所以頻頻出手，令香港凜冬驟至，無非是看穿了民主派輕啟這「雙層賽局」戰端的重大戰略缺陷：北京在這賽局中無疑是最有利的。

香港之所以一直得以存在，是由於「黑」與「白」並存，而且兩者保持着一定平衡，不過一旦出現非黑即白、一方全贏的情況，香港便會失去其存在理由及價值，所以「灰色」才是香港本色。

一定程度而言，反修例運動其中一個重要客觀意義，就在於民主力量終於與商界和外國取得聯繫，在關鍵時刻連成一氣，情况與薩長同盟的形成以及在背後取得外國支持十分相似。

隨着疫情初步受控，北京隨即展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外交和宣傳攻勢，以對外間證明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優越性，以及封城等緊急措施對疫情遏制的作用，藉此提升中國的軟實力與體制的認受性。

面對這個紛亂的局面，香港除了需要新政黨帶來新主張新視野之外，更須重塑政黨（這個概念），從根本上更新目前政治的組織形式，使之適應當今的數碼時代。

假如我們細心觀察一下，不難發現香港問題與武漢肺炎兩者的癥結均是信息失靈：香港與武漢的真實情況同樣傳不到中央，或者遭人強行壓下，地方首長又只懂緊貼中央方向，直到大爆發時為時已晚，欲救無從。

港人今後將面對的很可能是一個出埃及記式的景況：這裏說的不是港人出走，而是由於疫症及經濟下滑令大陸自顧不暇，將一定程度減低大陸對港的經濟以至政治影響，令港人有望「出埃及」，回到其「應許之地」。

管治聯盟令本來已不簡單的官商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在政府與商界之上，再加上了建制派；與建制派有關的話，亦必定與中聯辦有關；最後再由中央將這群原本不太可能合作的精英連繫起來。

國務院突然任命駱惠寧為香港中聯辦主任，可謂臨危受命。在這史無前例的任命的背後，北京欲突破原有治港框架，大幅調整治港政策的意圖已表露無遺。

中國如欲擺脫這歷史的必然性，就必須盡早在香港問題上痛定思痛、狠下功夫了。

今次風波證明一個僵硬的權力結構滿布盲點，而且當事態發展嚴重偏離預定路線時，只有極少可以發現的途徑。這種上層的有限視野解釋了威權政權面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的脆弱性，而叛亂通常是由這種「資訊串流」所引發的。

這篇以〈大反攻的序幕〉作為標題，指的並不止是非建制派的大反攻──北京、中聯辦及建制派遭逢此歷史性失敗，必然不會輕易罷休，肯定會準備另一輪大攻勢，情況可能會與突出部之役相近。

北京當然希望在換過國旗後一切可原封不動，以同一模式治港，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在香港回歸後第二天便驟然而至，打破了金融全球化的神話，並根本性地改變了香港的格局，令港人逐漸從全球化的受益者淪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