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

中共在經濟和外交上確實皆陷入困境，不得不放低身段，挽回外界信心，並減緩來自美國的壓力。

如今以資本主義和西方思想改造中國之路，已徹底被堵死，打破了自近代起中國從西方引進思想的範式，令中國可能面臨自近代以來的一次歷史總結算和範式轉移，足以將歷史引領到一個難以挽回的方向與軌跡上。

現在北京放棄了重視軟實力的做法，改以市場和金錢作為誘餌、經濟脅迫作為手段，執着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意識形態鬥爭，令最終能夠輸出「中國模式」、扭轉西方的體制壟斷的機會，愈見渺茫。

烏克蘭戰爭的失利，已令俄羅斯逐漸淪為中國的「從屬國」，令位處邊緣地帶的陸權強國掌控／入主心臟地帶的可能重新出現，只是這次入主心臟地帶的陸權強國來自歐亞大陸的東方（中國）而非西方。

面對着中共回歸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告終，以及習近平對市場經濟的懷疑與戒心，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地位早已亮起了紅燈──即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習近平眼中可能也是不值一顧。

由於習近平自身的意識形態、國內的政治角力，以及與美國的鬥爭等關係，我們目睹中國正逐步回歸列寧主義，「中國夢」亦慢慢變成了「列寧夢」。

香港新一屆政府上任百日，對於放寬入境檢疫，特首李家超強調任何措施都要有序及穩妥，不可帶來混亂，否則會適得其反，欲速而不達。這究竟是閃爍其詞，抑或是按部就班，很快便有分曉。

香港正被write off，已經給人家「踩到上心口」，對手們「先勝而後求戰」，香港則「未戰先敗」。事到如今，11月的國際七人欖球賽和金融峰會的成敗，或許已不再重要。

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

中概股需從美國退市，不少中概股計劃由美國轉到香港上市，或把在港第二上市地位轉為雙重主要上市，北京禁不起失去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不少民調皆顯示政治氣候已經開始好轉，港人對國家和一國兩制的印象有顯著改善，而中央亦釋出不少信號，明顯有開新局的意味。

目前香港最棘手的地方，是幾乎所有範疇的走勢都是見頂回落。筆者相信現在中央也感受到香港的國際地位開始動搖，特區政府及各界人士須在安全與穩定的前提下，保住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

香港必須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否則將無以提供足夠經濟誘因以影響身分認同、帶動人心回歸。

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刻劃着中華民族變法圖強、洗刷百年國恥的嘗試與苦難，本質上是為了令國家擺脫明清時代的厄運，以達至民族復興。可是，現在國家卻有可能在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個極大諷刺。

這次疫情本來是推動線上終身學習、遠距醫療、數碼政府等新舉措的絕佳機會，也是將香港進化成知識型經濟的重要契機，但政府就這樣白白浪費一場「好的危機」。但面對政府能力低下，其實還未至於一切皆休。

現在中央用李家超或武官治港，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執行與服從，並將矛頭直指公務員團隊。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到強化政府治理能力，一定程度上等於劉備在未站穩陣腳之下，貿然把徐州防務交給了張飛。

拜登政府為了不讓俄烏戰爭發展成「無限戰爭」，只給予了烏克蘭「有限責任」的承諾，並且不讓美國全面介入這場戰爭──這對於慣以軍事行動為主要手段、窮兵黷武的美國來說，無疑是一大突破及睿智的表現。

現在香港凡事都要靠「阿爺」開腔維穩，令本已過時的港府行政系統之上，疊加了多層且混亂、非制度化的決策系統，令香港淪為了「殭屍城市」，這樣對香港應對風險社會的問題與災難非常不利。

在這次俄烏戰爭中，拜登政府所運用的正是這種「拜占庭模式」：不拘泥於軍事行動，以外交戰和經濟戰為主導，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從多方面確實地削弱俄羅斯的實力，這才是真正凌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巧實力。

無論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役中成功與否，世界都會進入「假戰」或新冷戰階段：以前是宣而不戰，現在變成不宣不戰。西方亦意識到再不能以他國的代價換取暫時的和平，現在只待西方政府與民眾重新認清事實、調整心態。

現在習近平重新將中國引領到法家治國的路上，使中國社會與人民再一次暴露於這種周期性震盪與系統性危機之中，究竟是否有必要和值得？

新冠病毒非得以效力更高的mRNA 疫苗來應對不可，只要是本土自主研發就可以了；「政治病毒」非得以「民主」來應對不可，只要是中國式民主就可以了——這亦成為了北京消滅新冠病毒及「政治病毒」的新指導原則。

香港政制發展的走向，則由邁向西方民主的政制改革，變成中國式的政治改造──通向西方民主的大門已被關上，未來政制發展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與中國式民主的對接，基本概念已寫在剛出爐的香港民主白皮書裏。

表面上中央掌握治港的所有權力，但新的政治設計以至最新政治發展卻隱見一種權力分散的趨勢，社會亦漸漸呈現外強中乾之象，中央顯然在治港方略上須多加微調。

從哪個角度看也好，拜登、習近平會談的直接結果是兩國變相「休戰」一年，暫時將所有爭議「 凍結」起來，直至找出解決之道或局勢出現顯著變化，可幸的是，是次會談得以延續所謂「兩國元首精神」。

市民無論怎樣選擇，事實上北京也會對香港擁有無限權力（無限政府），如市民、企業或外資願意繼續投資的話，經濟將繼續向好，不然的話，經濟便將停滯不前。所以一定程度來說，北京就是在賭這一把。

北京為今後香港賦予一個改革的主題，實在是令人擔憂：北京一方面固然只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另一方面，除了中央自己之外，幾乎沒有主要持份者是擁有改革意願的。

在「愛國者治港」的號召下，所有人只管融入大灣區，但對外方面卻是一片空白，且沒有人負責平衡兩者，這可是香港前途的一大隱憂。

過去美中關係只有兩極路線，若不是與中國接觸，就是與中國對抗。拜登政府認為美中是合作與競爭並存，雙方有歧見，也有能夠合作的議題。

北京可能認為，如不先取得作戰的勝利，有效控制該地，「贏得人心」根本無從說起。簡單來說，把「贏得人心」置於戡平叛亂之上是本末倒置，最後只會令兩者皆失。

到了今天，所謂「黑貓白貓論」、「河水不犯井水」、「茶垢論」俱往矣；當權者公然說假話，連騙你都覺得多餘，普遍缺乏政治信念和道德——以前治國是為了天下，今天則是為了一個人而已。

法家治國對國家發展固然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 卻無法處理文化融合問題，無助於民族文化融合，而這正是造成「中央─邊陲矛盾」，令美國有機可乘的重要原因。

秦滅六國後，已不能回到以前六國的局面，香港的情况又何嘗不是？這已成為時局演化的一部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此我們更需具備超越時代的思想高度，才可看破困局。

拜登看準了目前北京對邊陲的強硬政策，以及習近平急於實現「中國夢」的心理，只要美國擺出一副干預新疆、香港、台灣的姿態，便能夠觸動北京的神經及龐大的文宣機器，令北京進一步拋棄彈性和務實原則。

即使今天美國依然高舉新疆、香港、台灣3支大旗，但其對華政策已確實地由「虛」轉向「實」，並設法將中國的大戰略勾畫出來，以找出應對中國和這些問題的具體辦法。

今天中國已毋須一定向西方看齊，重複資本主義的道路，可以開始走自己的路，演化出一個優越於現存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社會。

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步入後新自由主義時代，皆因新自由主義以至它以下的「積極不干預」與「小政府、大市場」等教條，長期嚴重影響和扭曲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以及國家與香港的關係，令問題積重難返，危機此起彼落。

現實不再是觸手可及，政治淪為教條主義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卻隨時會車毁人亡，這將會是大破大立時代治港的最大考驗。

人們始終依靠中央而不是主動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活躍；政治重心在一個只對君主負責的混亂官僚制度中──改革後的香港最多亦只會變成這樣子，精英們斷不會出現中央所希望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如果實施《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只是填補香港在國家安全的短板治標手段的話，那麼「二次回歸」應當是治本的目標。

目前北京最需要擔心的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會否在美國的持續鼓動下，出現像特朗普任內對華的「外交覺醒」，改變長久以來對中國的外交認知與態度，令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出現真正的結構性調整。

中央必須了解到它實際上不單是修改選舉制度和提升施政效率， 而是大幅改變香港的政治體制，對此有參考更多經驗的必要。

目前擺在中央和香港面前是系統性的體制性轉型，須同時重塑政治生態，催生新一代政治領袖，並對公共行政體系作出重大調整。

近年來，不少人提出中美之間應該是一種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關係，當中最重要的倡議者是基辛格，而中美之間實際上正屬於這種相反相成的關係。

不少人認為習近平是以法家體系治國──令晚清時代到今天的歷史發展，出現了如同由歷朝的儒法國家返回到秦國法家治國的一種「返祖」現象。

在現實主義的秩序裏，列強間的優勝劣敗大多由經濟實力所決定，美蘇之間也是如此，與它們的意識形態沒有多大關係。

在威爾遜式秩序退潮的大趨勢下，去年香港的政治風波顯得相當突兀──本質上它屬一場全球脫離威爾遜式秩序的運動的「反運動」，同時亦很可能是威爾遜主義的最後一搏，希望藉以改變中國的發展軌迹和進程。

一向主張民自治、君無為、小國寡民的港人，面對着尚法制、尚功用、行國家主義的中國，也不得不由黃老道家那一套，過渡至法家那一套，終結了長期管治能力與認受性之間的辯證。

學歷成為了政治光譜內的最重要因素，政治逐漸發展成高學歷的少數與低學歷的多數的對壘，這一點在美國與類似的西方民主國家皆然。

近年主宰美國國運與戰略的，除了特朗普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美國政界「發現」長年受到中國的戰略欺騙，以及隨後作出的外交與戰略大轉向，兩者均暴露出美國的戰略衰頹。

一國兩制在政治上行不通對香港及港人而言固然是一件大事，然而實際意義卻是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政治與制度上的安排，無法令香港再上一個台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