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明表示,中國寧願將政府支出用於刺激生產,「很奇怪地不願意」用來支持消費需求。(Shutterstock)

解讀中央經濟政策的演進

中美之間一場製造與生產力主導對抗金融主導的競爭,已經展開,骰子已經擲下。今天指控中國產能過剩,可能仍被視為無稽之談;但長此下去,中國不斷刺激生產以推動增長,勢將造成產能過剩。

其實KeeTa選擇香港作為企業「出海」的首選地,對於港府來說,可說是求仁得仁。(Shutterstock)

無聲的顛覆:從KeeTa說起

最令筆者嘖嘖稱奇的是,像KeeTa、淘寶等這種外來的破壞性創新,竟然反而能夠對香港長久以來最為棘手的既得利益集團,造成最大的牽制與衝擊。簡單來說,就是它們把香港的地產商與壟斷性資本搞到「雞毛鴨血」。

作為一個美食都會,以香港擁有的米芝蓮餐廳及國際級酒吧,其他地方根本難望其項背。(Shutterstock)

香港旅遊業的震盪與迷失

其實我們也清楚,現在政府正處於一種臨渴掘井、藥石亂投的狀態,明顯是方寸大亂,因而除了數字掛帥之外,更同時採行一種諂媚式吸客救亡──覺得旅客喜歡什麼就給他們什麼,千方百計要留住他們。

香港早已出現一種社團主義或「官商共治」的情况。(Shutterstock)

「創造性破壞」與香港制度

「愛國者治港」在排除政治爭議的同時,卻令社會變得高度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目標背道而馳,亦與自由經濟學派所嚮往的香港存在重大落差。這是北京落實「愛國者治港」時未料想到的地方。

行政長官李家超連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召開記者會,宣布展開基本法23條立法公眾諮詢。(Wikipedia Commons)

記23條立法

隨着23條立法的完成,香港需想好一旦失落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應急方案,須知道現在外部環境嚴峻,沒有經過上述3個「R」的想法和部署,在「後23條」的環境中,只會是鏡花水月,都是經不起考驗的。

今天中美關係緊張,香港不但淪為中美角力場,而且台海戰爭的風險正持續加深。這可能是香港回歸以來的最大考驗。(亞新社)

國際金融中心的興衰法則

固然專制帝國對國際金融中心構成嚴重威脅,但無論誰對誰錯,一旦國際金融中心遭殃,基本上難逃衰落一途。故此對於國際金融中心自身也好,專制大國也好,均需要保持克制,否則只會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拱手相讓。

然而由於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關係,令觀察與調整成為兩個可有可無的過程──大部分事情是先有立場和結論,令當權者必須無視一些客觀現實,很多事亦不由得他們去細想。(Shutterstock)

特區政府的決策赤字

無論是自身使然,抑或是外國的計謀,特區政府的決策循環的確是受到干擾。建制的最新一個說法是,目前股市萎靡是由於23條立法的關係。筆者希望這只是個權宜的說法,否則又再證明建制已深陷於自己想出來的論述之中。

儘管賴清德得票率僅超過四成,是近20年來得票數最低的總統,得票率亦未過半,但在一眾有力的候選人競爭下,當選者得票不過半其實十分正常。(Shutterstock)

改寫未來的台灣大選

立法院三黨不過半,已成為島內政治的新格局:民進黨失去立法院控制;國民黨雖成為立法院最大政黨,只不過在柯文哲的民眾黨取得關鍵少數下,實際意義不大,反而青年選票流失與政治版圖萎縮,已為國民黨敲響了警號。

夏寶龍主任的一句「把愛國愛港的滿腔熱情轉化為實際行動」,言猶在耳,但要如何實踐,卻未見頭緒。(Shutterstock)

馮諼的道與術

現在特區政府只管叫市民團結、叫資金回流,這種只講主觀願望、不顧客觀事實,只問結果、不問方法,報喜不報憂的態度與做法,實際上是一種唯心主義,缺乏成功的可能。

在這些最新發展的背後,一種「繞過香港」的思路正在迅速形成,甚至可能已成為國策的一部分。(shutterstock)

「繞過香港」的危機漸現

一年又快過去了,本來今年應該是香港經濟復甦及與西方修好之年,但結果雙雙落空,現在本地政策又與內地政策呈背馳之勢,令前景更形嚴峻。如果情况再持續一兩年,恐怕金融中心地位將無以為繼。

現在政府最需克服的是,從長久以來土地房屋只是建屋的固化思維與規劃模式,進化為以活化更新整個都市為目標的嶄新城市規劃,提升香港吸引力,重新將香港締造成一個旅遊之都及東方之珠。(Shutterstock)

紅磡駅與葵青港

然而葵青貨櫃碼頭佔地龐大,9個碼頭佔地約279公頃,位處核心地帶,佔用大面積市區土地資源。即使撇開污染問題不談,實際上遲早也要重置,只是政府遲遲未肯研究覓地選址搬遷,令一切可能性都落空。

每當中美關係有止跌回穩迹象,或拜登政府要求舉行中美元首會晤,便會有人製造事端煽風點火,妨礙中美對話。(Shutterstock)

中美關係與港美關係的新範式

假如這次何君堯一舉得手,便很可能演變成一場極左保守勢力用來肅清異己的「整風運動」,且會令外界誤以為香港社會價值急速左傾,到時候香港在中美關係中加強民間交流或發揮橋樑作用,便無從說起。

禍不單行的是,全球老齡化與去全球化正在同時發生。(Shutterstock)

全球化的失落與香港窮途

我們可能正面對一個500年經濟歷史的終結,在去全球化、人口結構崩潰和新冠疫情下,大多數國家將永遠無法恢復到2019年的經濟水平。對香港來說,即代表人們所期望的疫後復蘇不會來臨。

2022年11月14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西亚峇里島會晤美國總統拜登。(亞新社)

習拜會牽動香港政局

若中美博弈持續加劇的話,可以想像美國將採取更多針對性的措施和政策,誘導資金離開內地和香港市場。事實上,目前內地企業在香港股市佔極大比重,外資公司亦開始不做中概股生意,不斷縮減香港辦公室規模。

這次超強颱風和世紀暴雨連環襲港,無疑是對目前充斥着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管治,發出重要警號。(亞新社)

香港管治的內卷化

換言之,面對驟至的極端天氣和巨型災害,實際上已不容許政府抱着「經一事,長一智」的態度去學習和處理──只要一次失手,災害便會猝不及防,就好像這次世紀雨災一樣。

歷史紀錄表明,正在衰落的修正主義勢力可能更加危險。(亞新社)

中國終遇上歷史的慣性

北京必須盡快提出一套完整的方略,以挽回民眾、企業和外界信心,否則「中國見頂論」(peak China)將不脛而走,「東升西降」只會淪為春夢一場,外界亦將加強對中國「去風險化」。

中美關係依舊影響着本港政治。(Shutterstock)

中美關係新常態下的香港

中美交惡的時候,香港是磨心和犧牲者;現在中美關係回穩,它依然是犧牲者,並且每况愈下,這明顯是治港「方程式」出了問題。如果無法扭轉這情况,大家都清楚香港是看不到未來的。

今年很可能出現債務違約問題,美國當然不是第一天知道。(Shutterstock)

美國財困的外交軌跡

美國債務問題固然有促進中美重新接觸、不再謀求脫鈎的作用,但更深一層意義是美國對華政策再不能停留在憑空想像或中國威脅論的層面,今後必須在現實層面上與中國做交易。

現在特首恍似《國王的新衣》中那個愛穿新衣裳的國王。(亞新社)

香港需要真理標準大討論

儘管今天的政治環境與2019年大不相同,唯現時政府冒險推動「明日大嶼」計劃可以引致的潛在後果,2019年就是前車之鑑,實在看不出為何要為這個缺乏共識且前景不明的計劃,去冒巨大的政治風險?

李家超政府匆匆上台,缺乏一套完整的施政綱領。(亞新社)

戰略與命運:戰略闕如的香港

法國戰略家薄富爾對戰略有一個發人深省的詮釋,他說戰略「是一種思想方法,使我們可以控制時局,而不是被時局所控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香港的情况卻似是這句話的反面,實則是半點不由人。

香港徒有經濟增長但缺乏實質進步。(灼見名家圖片)

重新審視香港裙帶資本主義

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積重難返,長久以來對社會已經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吞噬了一切創新與進步。以前香港還有本錢說句「不進則退」,但現在一些關鍵領域已落後於人,逐漸危及香港的作用和地位。

人們普遍認為台海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大,卻嚴重低估香港這邊出現被制裁或聯匯脫鈎的可能。(亞新社)

細弦上的香港

在中國與歐美國家關係陰晴不定之際,香港特區政府力推與東盟及中東等地經貿關係,此舉除了緊貼和配合中央政策之外,也有以備日後香港可能與歐美脫鈎的用意。脫離了歐美的香港,肯定將日漸褪色,不再是昔日的香港。

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利用今次出訪機會,爭取外交主動權,重啟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亞新社)

紅色陸權的反擊

烏克蘭戰爭的失利,已令俄羅斯逐漸淪為中國的「從屬國」,令位處邊緣地帶的陸權強國掌控/入主心臟地帶的可能重新出現,只是這次入主心臟地帶的陸權強國來自歐亞大陸的東方(中國)而非西方。

習近平以及不少中共政治精英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奉若圭臬。(亞新社)

中國資本主義的夢醒時分

面對着中共回歸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告終,以及習近平對市場經濟的懷疑與戒心,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地位早已亮起了紅燈──即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習近平眼中可能也是不值一顧。

韓正的演說,表明中央開始着眼於香港之「用」,期望香港繼續發揮作用。(政府新聞處圖片)

原來是莊子:中央治港新論

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

既然中央態度如此明確,那麼李家超政府理應更積極、放手去做,才是解決香港問題。(亞新社)

2047太久 只爭朝夕

目前香港最棘手的地方,是幾乎所有範疇的走勢都是見頂回落。筆者相信現在中央也感受到香港的國際地位開始動搖,特區政府及各界人士須在安全與穩定的前提下,保住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

香港問題以至近期國內流行的「潤學」,皆是中國歷史上這種經濟與政治背馳的延續和產物。(亞新社)

中國不能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

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刻劃着中華民族變法圖強、洗刷百年國恥的嘗試與苦難,本質上是為了令國家擺脫明清時代的厄運,以達至民族復興。可是,現在國家卻有可能在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個極大諷刺。

在香港,政府與不少人都抱着疫情消退後,一切將會恢復原狀的心態,絲毫沒有邁向「下一個常態」的思維與考慮。(Shutterstock)

危機四伏的後疫情時代

這次疫情本來是推動線上終身學習、遠距醫療、數碼政府等新舉措的絕佳機會,也是將香港進化成知識型經濟的重要契機,但政府就這樣白白浪費一場「好的危機」。但面對政府能力低下,其實還未至於一切皆休。

雖說張飛粗中有細,並非有勇無謀,但恐怕仍難以擔此大任。(亞新社)

第6屆政府之張飛守下邳

現在中央用李家超或武官治港,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執行與服從,並將矛頭直指公務員團隊。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到強化政府治理能力,一定程度上等於劉備在未站穩陣腳之下,貿然把徐州防務交給了張飛。

拜登政府在俄烏戰爭的戰略之所以令人刮目相看,是因為它揮別了固有的戰略範式,轉而使用外交戰、經濟戰、情報戰等非軍事性手段,是美國戰略範式的一大飛躍。(亞新社)

俄烏戰爭與美國的戰略範式轉移

拜登政府為了不讓俄烏戰爭發展成「無限戰爭」,只給予了烏克蘭「有限責任」的承諾,並且不讓美國全面介入這場戰爭──這對於慣以軍事行動為主要手段、窮兵黷武的美國來說,無疑是一大突破及睿智的表現。

不論政府或社會均缺乏風險社會及風險管理的概念,屢屢造成危機四伏的景象。(亞新社)

風險社會:疫境下的香港

現在香港凡事都要靠「阿爺」開腔維穩,令本已過時的港府行政系統之上,疊加了多層且混亂、非制度化的決策系統,令香港淪為了「殭屍城市」,這樣對香港應對風險社會的問題與災難非常不利。

普京上台至今,一直試圖強行把時光扭轉回蘇聯解體前的時代。他能成功嗎?(亞新社)

普京的誤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無論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役中成功與否,世界都會進入「假戰」或新冷戰階段:以前是宣而不戰,現在變成不宣不戰。西方亦意識到再不能以他國的代價換取暫時的和平,現在只待西方政府與民眾重新認清事實、調整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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