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

過去美中關係只有兩極路線，若不是與中國接觸，就是與中國對抗。拜登政府認為美中是合作與競爭並存，雙方有歧見，也有能夠合作的議題。

北京可能認為，如不先取得作戰的勝利，有效控制該地，「贏得人心」根本無從說起。簡單來說，把「贏得人心」置於戡平叛亂之上是本末倒置，最後只會令兩者皆失。

到了今天，所謂「黑貓白貓論」、「河水不犯井水」、「茶垢論」俱往矣；當權者公然說假話，連騙你都覺得多餘，普遍缺乏政治信念和道德——以前治國是為了天下，今天則是為了一個人而已。

法家治國對國家發展固然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 卻無法處理文化融合問題，無助於民族文化融合，而這正是造成「中央─邊陲矛盾」，令美國有機可乘的重要原因。

秦滅六國後，已不能回到以前六國的局面，香港的情况又何嘗不是？這已成為時局演化的一部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此我們更需具備超越時代的思想高度，才可看破困局。

拜登看準了目前北京對邊陲的強硬政策，以及習近平急於實現「中國夢」的心理，只要美國擺出一副干預新疆、香港、台灣的姿態，便能夠觸動北京的神經及龐大的文宣機器，令北京進一步拋棄彈性和務實原則。

即使今天美國依然高舉新疆、香港、台灣3支大旗，但其對華政策已確實地由「虛」轉向「實」，並設法將中國的大戰略勾畫出來，以找出應對中國和這些問題的具體辦法。

今天中國已毋須一定向西方看齊，重複資本主義的道路，可以開始走自己的路，演化出一個優越於現存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社會。

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步入後新自由主義時代，皆因新自由主義以至它以下的「積極不干預」與「小政府、大市場」等教條，長期嚴重影響和扭曲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以及國家與香港的關係，令問題積重難返，危機此起彼落。

現實不再是觸手可及，政治淪為教條主義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卻隨時會車毁人亡，這將會是大破大立時代治港的最大考驗。

人們始終依靠中央而不是主動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活躍；政治重心在一個只對君主負責的混亂官僚制度中──改革後的香港最多亦只會變成這樣子，精英們斷不會出現中央所希望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如果實施《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只是填補香港在國家安全的短板治標手段的話，那麼「二次回歸」應當是治本的目標。

目前北京最需要擔心的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會否在美國的持續鼓動下，出現像特朗普任內對華的「外交覺醒」，改變長久以來對中國的外交認知與態度，令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出現真正的結構性調整。

中央必須了解到它實際上不單是修改選舉制度和提升施政效率， 而是大幅改變香港的政治體制，對此有參考更多經驗的必要。

目前擺在中央和香港面前是系統性的體制性轉型，須同時重塑政治生態，催生新一代政治領袖，並對公共行政體系作出重大調整。

近年來，不少人提出中美之間應該是一種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關係，當中最重要的倡議者是基辛格，而中美之間實際上正屬於這種相反相成的關係。

不少人認為習近平是以法家體系治國──令晚清時代到今天的歷史發展，出現了如同由歷朝的儒法國家返回到秦國法家治國的一種「返祖」現象。

在現實主義的秩序裏，列強間的優勝劣敗大多由經濟實力所決定，美蘇之間也是如此，與它們的意識形態沒有多大關係。

在威爾遜式秩序退潮的大趨勢下，去年香港的政治風波顯得相當突兀──本質上它屬一場全球脫離威爾遜式秩序的運動的「反運動」，同時亦很可能是威爾遜主義的最後一搏，希望藉以改變中國的發展軌迹和進程。

一向主張民自治、君無為、小國寡民的港人，面對着尚法制、尚功用、行國家主義的中國，也不得不由黃老道家那一套，過渡至法家那一套，終結了長期管治能力與認受性之間的辯證。

學歷成為了政治光譜內的最重要因素，政治逐漸發展成高學歷的少數與低學歷的多數的對壘，這一點在美國與類似的西方民主國家皆然。

近年主宰美國國運與戰略的，除了特朗普因素之外，最重要的莫過於美國政界「發現」長年受到中國的戰略欺騙，以及隨後作出的外交與戰略大轉向，兩者均暴露出美國的戰略衰頹。

一國兩制在政治上行不通對香港及港人而言固然是一件大事，然而實際意義卻是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政治與制度上的安排，無法令香港再上一個台階而已。

以民粹主義框架分析香港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筆者在之前的一系列評論中已作嘗試，不過這次從該框架中卻找出了一條新的政治軸線，可補完目前建制派民主派的單純分野，更立體地標示及整理不同的政治立場與取向。

香港這種政治兩翼同時民粹化的情況，在其他民主社會也相繼出現，不過相對於其他地方，筆者認為香港的情況尚未絕望。

人們的焦點都放在威權主義的壓迫之上，卻忽視了民粹主義正在急速侵蝕整個社會，令原來的香港一去不返。

經歷了多年的內耗與折騰，香港已元氣大傷，港人猶如魚兒困在乾涸的水池相互依偎，相濡以沫以苟延殘喘。

即使不從政治角度來看，多年來大陸與香港之間的博弈，當中所牽涉的中國與西方行動思維與邏輯的差異，足以影響大局，兩者之間的互動亦直接令香港局勢日益惡化。

因為特朗普因素出現致令各國聚焦香港，中美兩國同在香港使用國家級手段，繼而令香港成為美國的棋子，再進一步淪為中美角力場，最後導致北京須以「港區國安法」這徹頭徹尾屬國家級手段的辦法，來收拾這殘局。

香港目前之所以陷入前所未有的危局，最大原因是部分港人背離了香港一直以來賴以成功的「小國生存之道」──要一國兩制得以進入下半場，港人必須按「小國生存之道」改變策略，為往後的陸港博弈創造有利條件。

特朗普對中國的聲討給予人們一種「美國來援」的印象，卻難掩這一切都是特朗普為了尋求連任，轉移公眾注意力的手段和把戲。

近來北京之所以頻頻出手，令香港凜冬驟至，無非是看穿了民主派輕啟這「雙層賽局」戰端的重大戰略缺陷：北京在這賽局中無疑是最有利的。

香港之所以一直得以存在，是由於「黑」與「白」並存，而且兩者保持着一定平衡，不過一旦出現非黑即白、一方全贏的情況，香港便會失去其存在理由及價值，所以「灰色」才是香港本色。

一定程度而言，反修例運動其中一個重要客觀意義，就在於民主力量終於與商界和外國取得聯繫，在關鍵時刻連成一氣，情况與薩長同盟的形成以及在背後取得外國支持十分相似。

隨着疫情初步受控，北京隨即展開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外交和宣傳攻勢，以對外間證明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優越性，以及封城等緊急措施對疫情遏制的作用，藉此提升中國的軟實力與體制的認受性。

面對這個紛亂的局面，香港除了需要新政黨帶來新主張新視野之外，更須重塑政黨（這個概念），從根本上更新目前政治的組織形式，使之適應當今的數碼時代。

假如我們細心觀察一下，不難發現香港問題與武漢肺炎兩者的癥結均是信息失靈：香港與武漢的真實情況同樣傳不到中央，或者遭人強行壓下，地方首長又只懂緊貼中央方向，直到大爆發時為時已晚，欲救無從。

港人今後將面對的很可能是一個出埃及記式的景況：這裏說的不是港人出走，而是由於疫症及經濟下滑令大陸自顧不暇，將一定程度減低大陸對港的經濟以至政治影響，令港人有望「出埃及」，回到其「應許之地」。

管治聯盟令本來已不簡單的官商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在政府與商界之上，再加上了建制派；與建制派有關的話，亦必定與中聯辦有關；最後再由中央將這群原本不太可能合作的精英連繫起來。

國務院突然任命駱惠寧為香港中聯辦主任，可謂臨危受命。在這史無前例的任命的背後，北京欲突破原有治港框架，大幅調整治港政策的意圖已表露無遺。

中國如欲擺脫這歷史的必然性，就必須盡早在香港問題上痛定思痛、狠下功夫了。

今次風波證明一個僵硬的權力結構滿布盲點，而且當事態發展嚴重偏離預定路線時，只有極少可以發現的途徑。這種上層的有限視野解釋了威權政權面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的脆弱性，而叛亂通常是由這種「資訊串流」所引發的。

這篇以〈大反攻的序幕〉作為標題，指的並不止是非建制派的大反攻──北京、中聯辦及建制派遭逢此歷史性失敗，必然不會輕易罷休，肯定會準備另一輪大攻勢，情況可能會與突出部之役相近。

北京當然希望在換過國旗後一切可原封不動，以同一模式治港，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在香港回歸後第二天便驟然而至，打破了金融全球化的神話，並根本性地改變了香港的格局，令港人逐漸從全球化的受益者淪為受害者。

曹操揮軍南下，熟悉三國歷史的人也知道，當時江東集團內部分為投降派和主戰派。這兩種代表年長與年輕兩代人的政治路線的碰撞，與目前香港兩代人對國家與政治的取態與看法，可謂如出一轍。

儘管毛式暴亂已是明日黃花，但是90年前毛澤東在這方面的思想，對於如何爭取民心、如何求同存異，依然管用。既然這場仗你們已無能為力，那倒不如先向革命先烈學習一下吧。

港府治理能力嚴重不足、中央有責任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以及香港政改和改革的必要性這些觀念，早已在北京浮上枱面。

港人視內地近來的一系列措施為一種政治打壓或白色恐怖，其實也離事實不遠，不過卻有見樹不見林之虞，忽略了背後北京一整套在全球運用得愈見純熟及不斷進化的經濟脅逼（economic coercion）手段。

無論是對已淪為寡頭政治的選舉民主，抑或是尚未邁向全面民主的寡頭政治而言，民粹主義運動都是促成變革的重要動因。隨着寡頭力量日漸跨國化和全球化，民粹主義運動已成為普羅大眾不可或缺的制衡與自保手段。

現在「諸神之黃昏」就在眼前。精英們如再不醒覺及展開革新，被民粹浪潮吞噬，只是時間問題。

「廣積糧」顧名思義就是要有充分的給養與經濟實力作為支撐，在當前局面，意思也沒有兩樣：要盡量保持香港經濟實力，時刻不能忽視自身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