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師預先列出了10多個未來常規戰爭的假設場景,當中自然不乏中俄軸心對美國、中國對美國等例子,現已不幸一一成為事實,背後充分展示出「格雷流」戰略體系的優勢與價值。
回想當年政府仍有管治威信,香港多少也處於順境,要解決的問題不過是要改善貧富懸殊、令社會公平一點,而不是像今天般需要大刀闊斧改革,以達至經濟轉型、為香港另覓出路。
從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大戰略,總不能跟它的原本設計偏離得太遠,否則將難以持續。美國自從冷戰勝利後,便把咸美頓主義拋諸腦後,大搞政權更迭和「意識形態十字軍」,令其霸權盛極而衰、國家債台高築。
中國邁向海權強國之路,大體遵從馬漢的邏輯,以商業、政治、軍事這三大要素為基礎。誠然,中國尚未能達至三者的有機整合,亦傾向慣性地以陸權思維來看待海權概念。但只要能重新審視海權理論,定能實現其大戰略目標。
時移世易,今天歐洲不只是內憂外患,它更成為了中、美、俄戰略上的最後一塊拼圖,志在必得:美國的傳統地緣戰略核心固然是連結歐洲,力阻歐洲落入歐亞大陸陸權勢力(即俄羅斯/蘇聯和中國)之手。
中美之間一場製造與生產力主導對抗金融主導的競爭,已經展開,骰子已經擲下。今天指控中國產能過剩,可能仍被視為無稽之談;但長此下去,中國不斷刺激生產以推動增長,勢將造成產能過剩。
最令筆者嘖嘖稱奇的是,像KeeTa、淘寶等這種外來的破壞性創新,竟然反而能夠對香港長久以來最為棘手的既得利益集團,造成最大的牽制與衝擊。簡單來說,就是它們把香港的地產商與壟斷性資本搞到「雞毛鴨血」。
這次政府推動的士業改革是茲事體大,實際上牽涉範圍很廣,假如這次最後功敗垂成或不了了之,勢必招來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的反撲,令革新香港更遙不可及,長遠甚至無法與國際及內地接軌。
其實我們也清楚,現在政府正處於一種臨渴掘井、藥石亂投的狀態,明顯是方寸大亂,因而除了數字掛帥之外,更同時採行一種諂媚式吸客救亡──覺得旅客喜歡什麼就給他們什麼,千方百計要留住他們。
「愛國者治港」在排除政治爭議的同時,卻令社會變得高度政治化,與去政治化的目標背道而馳,亦與自由經濟學派所嚮往的香港存在重大落差。這是北京落實「愛國者治港」時未料想到的地方。
固然專制帝國對國際金融中心構成嚴重威脅,但無論誰對誰錯,一旦國際金融中心遭殃,基本上難逃衰落一途。故此對於國際金融中心自身也好,專制大國也好,均需要保持克制,否則只會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拱手相讓。
一年又快過去了,本來今年應該是香港經濟復甦及與西方修好之年,但結果雙雙落空,現在本地政策又與內地政策呈背馳之勢,令前景更形嚴峻。如果情况再持續一兩年,恐怕金融中心地位將無以為繼。
假如這次何君堯一舉得手,便很可能演變成一場極左保守勢力用來肅清異己的「整風運動」,且會令外界誤以為香港社會價值急速左傾,到時候香港在中美關係中加強民間交流或發揮橋樑作用,便無從說起。
我們可能正面對一個500年經濟歷史的終結,在去全球化、人口結構崩潰和新冠疫情下,大多數國家將永遠無法恢復到2019年的經濟水平。對香港來說,即代表人們所期望的疫後復蘇不會來臨。
假使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實現地緣政治理論中陸權勢力對「心臟地帶」(heartland)的支配,那麼IMEC 則是海權勢力為了增強對「邊緣地帶」(rimland)的控制。
北京必須盡快提出一套完整的方略,以挽回民眾、企業和外界信心,否則「中國見頂論」(peak China)將不脛而走,「東升西降」只會淪為春夢一場,外界亦將加強對中國「去風險化」。
中美交惡的時候,香港是磨心和犧牲者;現在中美關係回穩,它依然是犧牲者,並且每况愈下,這明顯是治港「方程式」出了問題。如果無法扭轉這情况,大家都清楚香港是看不到未來的。
布林肯與蓋茨訪華帶出了一個顯淺道理:究竟中國在國際體制內或體制外,對世界不會那麼危險?究竟企業繼續與中國交往或全面與華脫鈎,會對國家及人民更為有利?這足以說明與中國脫鈎的謬誤。
這次區議會改革用於完善地區治理方案,也反映出中央對治港的焦慮:北京知道只要有《港區國安法》在手,實現「由亂到治」根本不成問題;但如要體現「由治及興」,則必須切實地改善施政和管治。
儘管今天的政治環境與2019年大不相同,唯現時政府冒險推動「明日大嶼」計劃可以引致的潛在後果,2019年就是前車之鑑,實在看不出為何要為這個缺乏共識且前景不明的計劃,去冒巨大的政治風險?
法國戰略家薄富爾對戰略有一個發人深省的詮釋,他說戰略「是一種思想方法,使我們可以控制時局,而不是被時局所控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香港的情况卻似是這句話的反面,實則是半點不由人。
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積重難返,長久以來對社會已經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吞噬了一切創新與進步。以前香港還有本錢說句「不進則退」,但現在一些關鍵領域已落後於人,逐漸危及香港的作用和地位。
如今以資本主義和西方思想改造中國之路,已徹底被堵死,打破了自近代起中國從西方引進思想的範式,令中國可能面臨自近代以來的一次歷史總結算和範式轉移,足以將歷史引領到一個難以挽回的方向與軌跡上。
現在北京放棄了重視軟實力的做法,改以市場和金錢作為誘餌、經濟脅迫作為手段,執着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意識形態鬥爭,令最終能夠輸出「中國模式」、扭轉西方的體制壟斷的機會,愈見渺茫。
面對着中共回歸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告終,以及習近平對市場經濟的懷疑與戒心,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地位早已亮起了紅燈──即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習近平眼中可能也是不值一顧。
香港新一屆政府上任百日,對於放寬入境檢疫,特首李家超強調任何措施都要有序及穩妥,不可帶來混亂,否則會適得其反,欲速而不達。這究竟是閃爍其詞,抑或是按部就班,很快便有分曉。
香港正被write off,已經給人家「踩到上心口」,對手們「先勝而後求戰」,香港則「未戰先敗」。事到如今,11月的國際七人欖球賽和金融峰會的成敗,或許已不再重要。
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
目前香港最棘手的地方,是幾乎所有範疇的走勢都是見頂回落。筆者相信現在中央也感受到香港的國際地位開始動搖,特區政府及各界人士須在安全與穩定的前提下,保住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
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刻劃着中華民族變法圖強、洗刷百年國恥的嘗試與苦難,本質上是為了令國家擺脫明清時代的厄運,以達至民族復興。可是,現在國家卻有可能在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個極大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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