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政治

去年以來，經濟下行壓力之大遠遠超出了預期。本來「新常態」就是要實現長期平穩的發展，但現在看來，這並不容易實現。

1980年代，文革剛剛結束不久，一代受害者感覺到文革的可怕，討論着如何才能消除其餘毒，避免死灰復燃。但久而久之，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和各種制度變革的開始，人們覺得文革已經成為過去，相信文革那樣的事情既不會回來……可是，最近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和某些實踐領域所發生的變化，使得很多人開始改變這個觀念……是甚麼樣的變化使得這些人開始有了這樣的擔憂？概括地說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政商關係無疑是中國腐敗的一個重要根源，不過，要對政商關係作現實主義的和科學的理解。二戰之後，世界上最成功的發展要數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體，被稱之為東亞奇跡。東亞經濟體的成功是同時發揮了市場和政府兩個作用，政府和市場的有效配合，使得東亞社會僅用了30來年的時間，走完西方100多年的歷程。

市場衝垮了家庭和地方社區的功能，但本身又不能承擔社會福利功能，因此就把所有家庭和地方社區的功能移交給了國家。誠如馬克思所言，市場把一切社會關係貨幣化。社會和國家的關係也變成了一種貨幣關係。「一人一票」的制度又使得社會個體擁有政治權利，向國家要求社會福利。這樣，市場所產生的貨幣關係，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互相強化，不僅使得國家的福利功能愈來愈得到強化，而且也使得國家這一制度設置不可重負，難以持續。

儘管極右派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能否在法國執政，及其執政後會否把它的意識形態轉化成為實際的政策等，還都是未知數，但人們必須對即使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變化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亞洲，意識形態在政黨政治中並不重要，亞洲的政治力量往往是先有利益，再去找意識形態來論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但歐洲則相反。

當人們把李光耀和新加坡放到後殖民地時代世界政治變遷的大歷史中去考察的時候，其非凡的意義才顯現出來。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不僅關乎李光耀本人，也不僅僅關乎新加坡本身，而是關乎不同社會所需要追求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選擇和創新。

中國的崛起會使亞洲價值成為西方價值的另一個選擇嗎？這涉及199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衝突的命題。西方並不認為亞洲價值會取代西方價值，因為作為文明的西方價值根深蒂固，沒有任何其他價值可以取代。西方所擔憂的是，會出現西方之外的價值選擇嗎？

如果說抵制任何形式的民主的發生在政治上並不可行，甚至會導致政治的失敗，不加選擇地引入西方式民主，也會導向同樣的結局。如果說民主不可避免，民主也不可避免是多元的。未來的歷史會告訴人們，贏得最終勝利的，是那些能夠找到符合自己國情的民主模式的社會。

從宏觀層面看，宣揚文化「走出去」並沒有什麼錯誤。問題出在文化如何「走出去」？文化必須「走出去」，但「走出去」的方式很重要。

如果中國出現顛覆性錯誤，少則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多則已有的改革成果會付之東流。因此，「在哪些領域存在犯顛覆性錯誤的可能性？」這一問題就成為關鍵。

十八大以來，中共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運動，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着。反腐敗的現狀如何？運動到今天有什麼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如何深入下去？反腐敗運動向何處去？

中國所從事的多邊主義實踐，無論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到現在為止，具有一些特點。第一，中國的多邊主義既沒有挑戰現存秩序，但也沒有確立起為其他國家普遍接受的區域秩序。第二，中國所確立的多邊組織，不能說沒有用處，但其有效性並不令人滿意。第三，對相關國家來說，中國所確立的多邊組織發生了一些作用，但對自己的國家的發展也並非那麼相關。

絲綢之路不能僅僅停留在宏觀的設想，口號式的政策更是不可行。絲綢之路要成功，中國既要搞清楚要做什麼，更要搞清楚怎麼做。沒有一系列切實可行的策略和政策工具，絲綢之路很可能只是紙上談兵。這方面，中國已經有很多經驗教訓了。

對中國來說，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走到亞、非、拉等地的市場去，而是如何有效、安全地走出去。再者，從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戰略來說，中國也必須走到那些地方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中國應當如何履行自己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可以說，絲綢之路是中國走向國際、承擔國際責任之路。

中國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須尋求一條和發展中國家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的道路。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應當是絲綢之路的主題。

今天的中國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在實現本身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帶領發展中國家走出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困局，讓全球經濟在激發增量的過程中，平穩達到結構再平衡。在國際責任的構架內，中國能夠避開西方和美國對中國的潛在圍堵，正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從而實現長期的和平發展、民族復興的目標。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絲綢之路才顯現其不尋常的意義。

近年來，亞洲地區出現的最重要的思潮變化，概括地說，表現為三大方面，包括政治化和政治激進化、宗教思潮極端化和對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亞洲國家和地區過去成功的經驗，就是通過借鑒西方的經驗來塑造自己的模式。如果要繼續取得成功，仍然需要在繼續學習西方的基礎上，繼續放棄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尋求自己的發展模式。

無論從中國外交的實際行為還是話語看，從十八大到今天，中國的大外交戰略基本形成。人們已經把2014年視為是中國的「大國外交年」，但這不僅是指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領袖外交等這類日常外交，更是指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其大外交思路和戰略等的籌劃。新的外交思路就是「兩條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與美、歐、俄等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另一方面是面向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的新絲綢之路；連接這兩個方面外交的則是周邊外交。這個大外交戰略的核心話語就是和平與發展，在維持和平的基礎上求發展，在發展的基礎上爭取和平。

塑造國家形象不是容易的事，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這些工程不是說沒有任何效用，但一些工程經常是適得其反。中國愈推動，外界的反彈就愈大；中國的投入愈大，外界的阻力也愈大；中國的愈努力，國家形象就愈差。

亞太地區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這個地位在今後數十年不會有甚麼大的變化。世界經濟重心在那裏，一個國家的戰略也會走向那裏。在很多年里，美國愈來愈像一個亞太國家。美國實際上在希拉莉宣布重返亞洲之前，就已經開始把其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如果回溯歷史，不難發現，美國一直在亞太地區，從來就沒有離開過。

文明的進步都是在開放狀態下取得的。在全球化時代，誰最終能贏得國家間競爭的勝利，並不取決於誰最民族主義，而是誰最開放。今天的中國已經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建設，這需要更大的開放，向其他國家學習他們的制度細節，尤其是技術層面的制度細節。

經驗表明，法治政府有助於解決空轉政府和官員不作為的問題。有關部門已經提出要以法來治理官員的不作為現象。但法治和有作為政府之間並不能劃等號。在民主國家，很多政府的確是法治政府，但空轉政府大行其道。在中國，如果要在法治基礎上建立有作為政府，仍然面臨很多挑戰。

通過三中和四中全會，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已經到位。但如果解決不了官員不作為的問題，頂層設計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如果改革方案實行不下去，不能為社會提供實在的改革成果，社會對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會降得更低，政府的壓力也會更大。可以說，改革方案能否實施下去，也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重在執行，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硬道理。

群眾路線必須在制度上體現黨的性質。中共是中國政治的核心，黨管政治，因此黨應當是聯繫群眾的工具，必須是群眾中間先進的部分，否則執政黨的合法性就會成為大問題。如果說民主社會，政治官員的合法性是民眾的投票「投」出來的，中國政治官員的合法性，應當是走群眾路線「走」出來的。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替代了階級鬥爭，因為社會難以承受不間斷的群眾運動，階級鬥爭產生不了執政黨所需要的政治合法性資源。不過，在經濟建設過程中，群眾路線在共產黨的政治生活中，愈來愈邊緣化了，結果造成了執政黨愈來愈官僚化。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組織和官員的高度等級化；第二，政黨行政化；第三，最為嚴重的結果是，執政黨與社會嚴重脫節。

民族問題不會因為民主政治的出現而消失。民主意識永遠替代不了民族意識。美國在經歷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種族問題之後，人們過分樂觀地以為種族融合了，種族問題解決了，於是出現了美國是種族「大熔爐」的民族理論。但這一次弗格森槍擊事件，再次說明了表面上的種族融合是如何脆弱。

儘管革命可以捲入千千萬萬的人民，但革命總是少數人的事情。不管革命的話語多麼漂亮（如「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等），革命總是少數精英對少數精英的事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和希望取而代之的人之間的事情。對被動員進入、被無辜捲入的普通社會成員來說，革命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相反，他們要承受大部分犧牲。儘管很多革命領導者和積極分子也會因革命的成功或者失敗而犧牲，但普通社會成員承擔了大部分的犧牲。

亞洲並沒有類似西方那樣的妥協文化。亞洲盛行的歷來就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不妥協文化。傳統上，革命很簡單，只是意味着政權更替。這種文化在現代社會是否已經轉型？從經驗來看，沒有。結果，在沒有妥協文化的情況下，民主出現「弔詭」，民主的結果往往是「反民主」。

在今天的世界，追求民主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但同時愈來愈多的地方因為民主化，而使得政治陷入無政府狀態。可以說，在這個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政治挑戰，便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今天人們似乎更多地談論政治治理問題，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遠遠超出了治理問題。很簡單，治理問題只是國內的內部制度建設問題，而地緣政治則表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內部制度，必須符合這個國家和地區所處的地緣政治秩序。

亞洲正在經歷着激進政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不同的激進政治同樣具有烏托邦性質。這裏不可能對亞洲的激進政治進行全面的討論，但從香港和台灣的情況，就不難看出激進政治的烏托邦性質。

儘管激進政治花樣繁多，但對其組織者來說，本質幾乎是一致的——都是起始於組織者對現實的不滿，而去構想一個政治或者社會烏托邦，並且相信通過動員同樣抱有不滿的社會成員的政治運動方式，把烏托邦轉型成為現實。激進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會有激進政治，激進政治可以說是政治生活的內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