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愚昧的因素各國都有,要建立人人理性的社會,迄今也純屬烏托邦。作為一個共同體,社會是否理性,關鍵在於這些愚昧的因素是否浮上台面,主導社會。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改變了社會輿論的一切。
無論是中產階層的地位,還是脫離貧困的人口,中國人的社會制度基礎都不足。中國政府在這些社會公共品領域,不僅沒有足夠的制度建設,反而遭到破壞,是貧窮問題的成因之一。
在美蘇冷戰期間,儘管兩國可以互相進行核威懾,但兩國之間在公共衛生領域還是進行了有效的合作,共同推廣天花疫苗接種,最終為人類消滅了天花這種烈性傳染病。今天的中美關係又是如何呢?
決定一個國家抗疫成敗的因素是多種的。制度很重要,但制度並非唯一的決定因素。這也說明,制度決定論會導向很多謬誤。在危機之際,把制度簡化成為一種類似民主和專制那樣的意識形態更是危險。
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世界體系是西方確立起來的,舞台上的主角一直是西方國家。現在西方諸國因為疫情自顧不暇,忙於抗疫,好像只有中國在這個本來屬於他們的舞台上活動。這使得很多國家感覺自身的失落。
大國抗疫不見得是最有成效的,但大國是最有韌性的。大國動員不易,在初期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亂象(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但一旦動員起來,通過內部因素的不同組合,大國韌性就開始顯現,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
病毒的發源和擴散有其自身的規律,在這一過程中,體制只是第二位的,即體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預防或遏止病毒的擴散。如果要從源頭上消除病毒,人們還必須有科學的知識和科學的生活方式。
內外因的結合導向了意在推行西方式民主的革命或者社會抗爭。這一波革命到2019年可說達到了一個頂峰。從中國的香港、智利、阿爾及利亞、黎巴嫩到法國,全球似乎到處都是憤怒的人們。
西方民主今天所面臨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猶如從前共產主義陣營「計劃經濟」所面臨的挑戰;或者說,建立在「一人一票」之上的民主制度和基於「一人一份」之上的「計劃經濟」,兩者的運作邏輯有很多類似之處。
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儘管人們討論結構性改革已經很多年,但迄今為止誰也不清楚中國的結構是什麼?很多人還是深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結果各級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根本不符合中國國情。
世界如何變得如此憤怒?沒有多少年前,人們都還在講全球村、一體化、互相依賴、世界和平等等,但今天的主題詞則變成了逆全球化、脫鈎、衝突和戰爭了。短短數年,今非昔比。
營商環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不過,在中國的特殊環境裏,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至少必須思考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包括意識形態傾向性、法治環境、國有與民營企業之間的利益衝突、政府的改革及其政策偏好。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兩國是在技術、政治經驗和歷史方面最有能力影響世界進步與和平的國家,所以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以合作方式來解決問題。
儘管互聯網有光輝的一方面,但網上的人際交往卻到處充滿着人類本來所具有的「性惡」陷阱。因此,一些人開始相信,互聯網不是人類揚善的工具,而是人類可用來「揚惡」的最有效工具,是「惡人」的世界。
生育危機已經給人類帶來了太多的不確定性。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的世界會屬於那些有利於生育的文明,而不屬於那些不利於生育的文明,前者能夠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而後者則會以各種方式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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