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掙扎之中的一部證言──辨讀李振盛《紅色新聞兵》
近年來,關於文革的集體記憶在中國內地被一步步沖洗淡化,那幾本正規歷史教科書中的「十年浩劫」也變成了委婉的提法「艱辛探索」。在這場有關記憶的苦痛掙扎之中,李振盛的攝影作品為時代留下了一部有形有色的證言。
近年來,關於文革的集體記憶在中國內地被一步步沖洗淡化,那幾本正規歷史教科書中的「十年浩劫」也變成了委婉的提法「艱辛探索」。在這場有關記憶的苦痛掙扎之中,李振盛的攝影作品為時代留下了一部有形有色的證言。
作者深感如果不想學生在文革課堂裏鬧場,就不應強迫學生接受任何論點是唯一的正確觀點,即使教師堅信某個論點也要盡可能拓展學生視野和深化他們的比較研究觀念。
筆者丁學良建議在馬英九卸任後,請他來中共中央黨校講課。「馬英九的講課肯定不會百分之百符合中共中央黨校學員的尺寸,不過,若是能夠有30%的內容得到接受,那也大增了北京決策機構的智源。」
筆者丁學良建議在馬英九卸任後,請他來中共中央黨校講課。「馬英九的講課肯定不會百分之百符合中共中央黨校學員的尺寸,不過,若是能夠有30%的內容得到接受,那也大增了北京決策機構的智源。」
胡耀邦的許多同事無法容忍他這麼做下去,但他們也無法公然把胡的問題歸罪於他力求以民為本,那顯得太荒唐了,因為這是一個從政府到軍隊到警察到貨幣到醫院都冠以「人民」稱號的國家。
胡耀邦的許多同事無法容忍他這麼做下去,但他們也無法公然把胡的問題歸罪於他力求以民為本,那顯得太荒唐了,因為這是一個從政府到軍隊到警察到貨幣到醫院都冠以「人民」稱號的國家。
「以階級鬥爭為綱」是恐怖的,「按比例搞鬥爭」則是頂級恐怖,因為各級權力部門必須完成任務,完不成任務這些幹部自己就成了鬥爭的對象。最低限度,他們也要把比例中的人打成階級敵人,如果超額完成任務還會有升官等等的獎勵。
讀客觀的斯大林、毛澤東傳記及共產黨歷史愈多,就愈看得出,斯大林是唯一能讓毛感到畏懼的活人。斯大林也確實值得毛真誠地畏懼,《毛傳》處處顯示前者始終從世界戰略的大棋局來布置中共的棋位,直到朝鮮戰爭……
在同台灣本省的幾代人的交談中,我得到的回應是:「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也做了不少的民生改善事業,台灣社會的開發進步是實實在在的」。到了日本殖民主義尾期,台灣省的綜合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在當時全中國各省份裏面,名列前茅。台灣各界人士對上述柯文哲有關殖民主義的評價,雖然多有批評,但並沒有全盤否定日本佔領期間台灣近代化(即中國大陸所言現代化)的多種成果。
自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降,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內地革命家,都充分利用英國殖民主義下的香港,從事他們理想的事業。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很多都得益於當時香港寬容進步的大環境。這個名單實在太長,不勝枚舉,我們只能選極少數:蔡和森、周恩來、鄧小平、鄧中夏、廖承志、喬冠華、潘漢年、夏衍、劉曉。當然還包括此前的孫中山。
教育程度高的、愈是年輕的,就愈是要求此一積極權利,這就是公民權的核心要素。這些群體得出這個結論,是對基本人權在香港實施了二十多年的不滿足——僅僅有基本人權還無法保障他們愈來愈高的要求,他們不能僅僅停留在人身安全、生存溫飽這類「保本」的水平上,他們要做特區政府的主人。
經過多年的細心觀察,會發現表象之下深藏着一條主動脈——香港最近二、三十年來的社會運動,其主要訴求愈來愈是從人權走向公民權(citizenship)。如果對這個主流走勢缺乏理解,就談不上實際有效的政策回應。
在一開始,鄧小平關注的只是主權,後來很快發生了摩擦乃至衝突,基本原因就在於雙方對主權和治權關係的理解差別巨大。如何選特首,在香港許多居民尤其是白領中產階層看來,是屬於治權範圍,因為特首既不管外交,也不管國防,只是負責香港的內部事務,北京不應該主導此事。北京則堅持,特首如何選的問題,是在主權範圍之內,我們不管,那還行?
8月底,中國人大常委會要對香港的政治改革做正式的決議。由於這是一個業已公布的議程,近幾個月來無論是在北京(此簡稱是指中國分管香港事務的多個中央機構)還是在香港,雙方都在為這一決議的出台做各種準備。香港幾乎每周都有觸目驚心的街頭活動,泛民主派和親政府派一直在街頭活動方面進行「點對點、面對面」的激烈競爭——你方做一次近百萬人規模的簽名活動,我方也做一次;你方搞一次10幾萬人的大遊行,我方也搞一次。雙方都說對方的數字不靠譜,但規模確實都很大,香港街頭運動的記錄多次刷新。雙方在輿論發聲的交鋒上也異常頻繁和火爆。
英國治理香港的最後半個多世紀裏,絕大多數香港居民之所以不願意奮起反抗殖民主義,並不是因為殖民制度有多麼完美,更不是因為香港人特別「下賤」,而是因為中國內地長時期多種形式的大動亂——全面內戰、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得香港比較起來是一個不那麼可怕的避難所,普通華人在此能夠謀生、發財、寫作、圖進一步的發展。
當前為何會出現佔領中環這類行動倡議和其他的火熱情緒?因為近20年前港人回歸時所期盼的國際大都市的普遍價值——自由、繁榮、法治、民主,他們至多只有一半,他們覺得已經等了近20年了,不應該老缺乏另一半,因此,近20年裏「一國兩制」大框架下的香港回歸,在雙方都從具體層面上摸索如何相處的路徑的同時,卻愈來愈發現雙方不是要過同一條河。摸索來摸索去,都發現自己摸到了對方的問題所在,於是就有了很多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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