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與時光隧道

在資訊開放之下，台人了解香港一國兩制走樣的真相。這幾年，阿爺繞過《基本法》，干預香港司法獨立、選舉和言論自由，許多台人因此無法相信兩制的承諾。

一個國家、社會是否文明崛起，是否走向真正的現代化之路，不是看經濟規模（GDP總量）之大、強亮劍的狠鬥格、堆砌形容詞的頌歌，而是目中有人，保障人的自由、平等、尊嚴，在確保基本民權中開拓可持續發展空間。

劉少奇的冤案，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特別是權力體制之弊：個人極度集權，形成一言堂的家長制。領袖權和家長意志高於一切，政治、社會遠離法治之道、制度有效的約束。

民主走向成熟的標誌，在於首重選人而非盲從政黨。選民的選人具有「試用」的價值觀。「試用」的意涵，是選民換一批承諾優先經濟、着力改善民生者，試試他們能否在未來4年為民幹實事、交出成績表，而非空頭政客。

家長意志高於一切的社會生態，民眾只是絕對服從的工具，社會不可能走向真正的文明之路。

白鷺騰飛的衝力和「意象攝影」，令人聯想到成功企業家決策和行動的時效、眾參與者的拼搏，體會到《孫子兵法．勢篇》之言：「激水之疾」。

1969年5月前，金庸要我編選一冊〈自由談〉的選輯，作為報慶10周年出版物。我奉命編選出版了《明報〈自由談〉選輯（1962—1965）》。收入金庸撰寫的〈自由談〉發刊詞，約周青寫〈編者感言〉。

武俠小說大師、成功報人和房產投資家金庸（1924—2018.10.30）病故，港、陸、台和海外華文報紙大篇幅報道。

胡德平文章的「內核」，是反對再颳共產風，觸及毛時代的公私合營、公社運動的共產風。他認為，兩次的共產風，都以強制手段把私人財物拿走。

一宗旅遊的小糾紛，就扯到「大國公民」的尊嚴，罵罵「小國瑞典」如何如何，反而加深糾結，妨礙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部分陸客的個人素質偏低，是最應反思之處。

德國劇團在北京公演易卜生寫於1882年的《人民公敵》，在南京被逼停演，引起了轟動效應，其因關乎觀眾的「移情投影」。

1958年是毛的「暢想年」，主要的標誌是三面紅旗運動和炮轟金門（823炮戰）。前者指社會主義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大躍進包含土法上馬、全民煉鋼的「大煉鋼鐵」。

「818講話」的「內核」，是糾正領導體制（權力體制）弊端，特別是權力過分集中、兼職和副職太多，黨政不分，個人崇拜，導致家長制、一言堂，缺乏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

許多年來，港、台和外國述評823炮戰的文章，大都說毛與蘇聯赫魯曉夫有軍事合作，炮轟金門是增進合作。事實並非如此。

「南遊文化人現象」的出現，關乎南遊思考型文人對左禍的醒悟、對真與假的思辨、獨立思考的精神。

毛文革結束後，中共第一代的葉劍英、鄧小平、陳雲和第二代的胡耀邦等，合力「總結」毛文革的「歷史教訓」和共運史的經驗，對個人專斷和神化個人有較深入的批判。

許章潤不僅精研法學，亦涉獵政治哲學和政治史，更難得的是關注現實政治和民疾，有為民請命的使命感，執著於讀書人的表達自由、獨立思考和良知。

這些藥魔或奶類奸商，是強勢一方，有牢固的官商連結鏈，具「權錢交易」或「權色交易」的魔力；他們利誘一些官員、醫衛人員充當「保護傘」，斂聚不義之財。

這種違法行為持續8年，是毛澤東式的後延政治株連、迫害。劉霞之夫劉曉波因追求憲政民主、擬草〈 0八憲章〉，被指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判刑11年。他即使是「罪犯」，劉霞不應被株連。

在劉亞東之前，騰訊主席馬化騰於5月下旬在深圳的演講，說：「新四大發明」，「都是表面的輝煌，仿佛海灘上建樓，一推就倒」。

我談起張瑞芳在《戲劇藝術》連載的回憶錄。王丹鳳說，今後打算寫回憶錄，給新一代的藝術從業員參考。

40年前的「實踐觀」與「兩個凡是」大論戰，形成反極左的政治生態，許多人走出「死神陰影」，電影界人士則「重回舞台」。

金正恩在新加坡施展「微笑形象」，亮相於全球媒體。這樣的「包裝」，正是「小國領袖、全球聚焦」的訴求。

除了讀錯字，錯用成語和編造歷史，也是常見的「官場現象」。

港人無意與官府過不去，但官府近期一個又一個「老大哥」式的荒謬，令港人困惑。

在網上的留言，有人以「愛國」和「政治回歸」之名，把方言強扯到「港獨」，揚言不可說廣府話是母語。這是紅衛兵式的恫嚇。

有維穩官員稱要「講政治」，秦皇不能倒，倒了就可能有謠言、妨礙維穩；有網民則說，自由民主之風吹得起勁，把秦皇吹倒了。

如果香港的領土、主權、治權，不被英國佔有而「都在國家手裏」，何來殖民統治？鄧小平可以說「政權移交」，香港中學課本為何不能說「移交香港」？

把「香港位於中國南方」稱為有「境內境外」的混淆，缺乏語文的理據。此表述句並無「措辭不恰當」之處，而是發聲者、審查者未把「位於中國南方」與「位於中國以南」分清楚。

人是有個人尊嚴的個體，不應是愚民政策下的政治馴服工具；愛國的內涵之一，是愛和平、自由、平等、保障民權的制度。

「權力崇拜是人類最壞的一種偶像崇拜，是洞穴時代的遺跡之一，也是人類的一種奴性。」

執政黨高居於國家之上，與社會的現代化背道而馳。黨在法上，由黨指揮一切，妨礙社會的文明發展。個人崇拜的造神狂熱，將加劇個人集權化和家長制。

官方公布王岐山當國家副主席後，外國和香港一些傳媒熱炒「習王體制」，這是移植日本式的傳媒術語。如同多年前熱炒的「習李體制」，與政治現實脫節。

本文略述各方的回應，並以解構的視角，分析「一黨領導」體制的權力、政策結構，涉及任期邊界和「七上八下」規則，也探討修憲與黨總終身化的空間、家長制的「無障礙」生態。

人大換屆時的主席團常務主席名單，嚴格有序排列，包含領導職務預設機制和定格量化要素。

改造組織、極度集權和確立思想指導地位並入憲，是建立核心人物絕對權威的政治工程。在此基礎上，接下去的連任安排，諒不會有很大阻力。

影片透過等級與偏見、苦澀愛戀的故事，戰爭和政治鬥爭會，知青下鄉的蹉跎歲月，讓人感受到社會上的「荒謬現象」。

影片描寫毛文革和大變革時代中的軍營生活，透過軍隊文工團的活動和中越邊境戰，突出「主旋律」：聽黨的話、服從指揮、舉旗唱紅、艱苦奮鬥、英勇抗敵。

人們對新聞自由、網絡自由的期望殷切，是走出愚昧的醒悟。所謂網絡強國，必須有法治的基礎；不應是自說自話模式，而是具有全球的公信力、認受性。

有人以秦朝兵馬俑為傲，稱頌秦朝如何「偉大」，資中筠則不以為然。

本文以法律的視角，再思索人大對香港基本法104條的釋法（2016.11.7釋法，下稱104條釋法），究竟有無追溯期（又稱追溯力、溯及力），觸及法律的可肯定性和透明度。

人大常委會「至高無上」權威之說，也是不確切的，其權限受法律約束。

官員的「政績工程」重於民眾疾苦，個人意志高於一切，法律只是任意擺布的政治丫環，哪有法治可言？

對於北京市「高端官員」驅趕「低端人口」，社會關注者著墨於對弱勢群體的同情，本文則以法律的視角觀察事件。

現代化的大都市，也需要「低端人口」的勞動、服務。在推展宏偉工程時，可否有一點人道情懷？

計劃經濟體制和農業全盤集體化，對二戰後共產國家的影響極大。毛時代的一邊倒政策、全盤「學習老大哥」，造成不少災難。

蘇共模式其中一個政治弊端，是個人崇拜的造神，使領袖成為無所不能、權力不受制約的神。造神和愚民政策，大大壓縮言論空間，亦使社會缺乏獨立思考的空間。

列寧的十月革命，走了暴力革命和專制統治之路，黨內政治鬥爭殘酷，清算事件頻仍，民眾付出的代價非常沉重。

在全球具公信力的社會、經濟比較指數，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名列前茅；實行「一黨領導」體制的5個「老共」、蘇東波後解體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排名，大都靠後，甚至在最差的一群。

「天天唱」的背景視頻，竟是耍太極踢大腳、小女孩飲老火湯、婦人繡花一類的場景，疏離嚴肅莊重的規範，缺乏「儀式感和莊重感」。

變化最大，影響最深的是，資歷優勢、台階完備優勢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政治血緣優勢的重要性大大提升，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素。

高層權力的消長，讓人看到中央團系的衰敗場景，感受到中央團系正處於政治黃昏期，且只能維持很短時段。

本文以解構的視角，分解政治局常委會的結構，比較十六屆至十八屆的成員，分析其組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