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經濟學會

我們所信奉的通過搞集體經濟、國有經濟，通過徵稅來實現共同富裕、降低收入差距的願望跟實際看到的結果是正好相反的，把這麼多資源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最後只會產生一個結果。

看到過去200多年的變遷，我們會問：到底是什麼使人的生存能力、財富創造力發生了如此大的跳躍，實現了此前幾千年所沒能完成的事？又為什麼即使到今天還是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窮？財富到底是怎麼回事？

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比較各國經濟實力的前提是採取哪一種算法。衡量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可以用原有的國民生產總值算法，原因有三。相反，要採用其知心好友，費雪（Irving Fisher）的財富算法。

在票號出現之前的1000多年裏，絲綢之路上的長途貿易是怎麼解決交易支付問題的？

如果能夠通過高科技手段來區別控制不同人群的出行和旅行，就能避免不必要的限行和隔離，盡快恢復大部分地區的正常經濟活動。

口罩的價格上漲，實際上就說明了口罩確實不夠，或者難以送達，否則商業競爭就能降低口罩的價格。物以稀為貴是有原因的。

執政為民者能夠和應該做的只有八個字：科學決策，資訊公開。及時公開信息，不會造成混亂，只會安定人心。

「禮尚往來」是換一種說法的跨期融資、跨期投資，親友圈等同於一個內部金融市場；隨着金融市場的發展與豐富，親友圈的經濟作用在下降，人們對親友圈融資的依賴度在減少，禮尚往來的必要性也在下跌。

從至尊天子，到尋常百姓，都喜歡聽謊言。或者說，喜歡聽好話、「吉利」的話、歌功頌德和「鼓舞人心」的話。至於這些話是否真實，或者有幾分真實，則是第二位的事。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步入政壇，但在幾次任職和組黨之後，他於1917年底選擇淡出政界，結束政治生涯，轉而專注於文化教育及學術研究。

「人群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在辛亥革命之前，梁啓超積極在報刊撰文，為此大聲疾呼多年。有論者指他雖是這場革命的旁觀者，新生的民國卻尊其為元勳。

今年10月7日是中國著名史學家陳寅恪逝世50周年，重溫他當年對中國科學院邀請出任中科院歷史所二所所長的答覆，體會他獨立自由的思想精神。

沒有哪個國家天生就掌握「國際貨幣」的發行權，而是哪個國家有着世人公認最可靠的制度，它的「錢」就值錢。 

如果西方的興起靠的是掠奪，為什麼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奪之後沒有留下任何東西？最早征服美洲大陸並掠奪了大量金銀的西班牙後來沒有成為西方長久強盛的國家呢？

以李嘉誠為代表的一班地產商，壟斷了香港地產業，造成房價畸高，人民困苦。許多人喊出話來，香港經濟想得救，必須打倒李嘉誠。自今年香港事件以來，這樣的觀點幾成媒體共識，彷佛不罵幾句李嘉誠，就不夠深刻。

《貨幣的非國家化》是經濟學大師哈耶克的最後一部著作，在書中，他提出了根本解決通貨膨脹的辦法——廢除政府對鑄幣權的壟斷，通過民間自由發行貨幣的競爭來限制濫發貨幣。

一個美好的日本，一定是由勤奮進取的國民建設而成。積極的國民精神狀態，和經濟制度息息相關。希望令和世代的日本，能迎來徹底的變革。

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政府開始對環保補貼全面清理。在特朗普看來，全球氣候變暖學說只是一堆謊言和騙局。

一個人是否對社會做出貢獻就看他是不是賺了錢，「多賺錢就是多貢獻」，這樣看，愛因斯坦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科學家，完全有資格躋身世界頂尖富豪的行列，但是他的收入跟世界首富洛克菲勒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

關於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區別，這件事如果從功利上去考慮，但是從更宏大遼闊的視野去看有人可能會問：文科生和理科生誰對世界的貢獻更大？

理性看待對外貿易摩擦，絕對不會把匯率用於競爭的目的，不會用於貿易摩擦的工具；金融市場開放是根據中國改革開放時間表推進。

做空把股價壓下來，這怎麼是正能量、對社會有益呢？紐約尼克斯基金公司總裁這些空頭基金幫助股民把股價先打下來，通過打假讓股民少受騙、讓股價回到值得的價值，那不是對股民、對資本市場的運行更好嗎？

哈代是說作為數學家，他只是要在數學上作出一點貢獻，批評或讚賞的人很有點無聊，屬只有二等腦子的人的工作。為什麼我想到任正非那邊去呢？

美國60年代初期的學術氣氛非常好，但60年代後期，因為有越戰的強逼兵役，只幾年就一落千丈。今天，中國的學術氣氛時來運到，我們要待之如寶，增其濃而避其散。

我認為中國人的推理能力弱不是天生的，而是傳統的禮教、學而優則仕與今天還不幸地存在的所謂思想教育使然。

整件事的唯一獲益者，應該是華為。一般的言論，對華為的產品評價實在好。我們不容易想像有更震撼的免費好廣告。有說美國要打垮華為，可能是，但這次看來有反效果。

在加州，擁有私人森林很難從中獲利，甚至是一項沉重負擔。結果和聯邦擁有的森林財產一樣，就是疏於管理。防火費力不討好，還不能從中獲利，有誰願意做呢？

以上這些問題，都和普通人的收入或財富狀況有關，又涉及到經濟學基本原理，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不可能作深入解答，但它們又是每一位關心自己或社會財富狀況的人所渴望了解的。

開放市場，使國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商品，是國人的正當權利，不能被作為政治籌碼予取予奪。以公平貿易之名予以剝奪更是荒唐的。

金庸去世之後，關於他和他的作品地位的爭議，還會繼續。在我看來，金庸是現代文學史被低估的人物；新古典武俠小說這個流派，其價值也被大大低估。

填海造陸的成本很高，不過相比其他選項，考慮到時間成本、成功可能性，填海也許是個好選擇。

鈔票人人喜歡，假鈔誰都痛恨。反對假鈔，就要理解貨幣本質。在貨幣電子化時代，犯罪集團製造假鈔將更加困難，市面遇見假鈔的概率將大大降低。

莫里斯教授的學生都知道，他是特別強調選題的，就如他從研究經濟增長開始，順藤摸瓜，找到了信息不對稱和激勵這兩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許多當年研究經濟增長的經濟學家都走進了死胡同。

當時莫里斯在辦公室接到從瑞典打來的一個電話，說他是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得主之一，一開始，他不相信，以為是有人同他開玩笑，因為過去確實有人被開過這樣的玩笑。

莫里斯教授在中國的第二次「登山」，是前面提到的4月17日下午登頤和園的萬壽山。他登山時，腰桿挺直，腳底生風，實在不像一位61歲的人。

從上海到南京的三天旅程，由一位馬小姐領路和招呼。一行三部汽車中，我和佛利民及蘿絲同車；討論中國的經改問題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日夕不斷。

如果想讓窮人一輩子貧窮，我絕對不會支持競爭激烈的自由市場經濟。

國家在財富增長方面全世界第一，但是錢主宰了一切，也腐蝕了一切，社會的道德也屈服於財富創造。

工業革命之後，中國跟西方的差距愈來愈大的原因，就在於思想市場的差異。

既然每個國家都有債務，為什麼中國的負債就是問題呢？如果太高、太快的債務增長會帶來問題的話，引發問題的起因會是什麼呢？

在我看來，國家藥監局大案的真正教訓，是我們究竟怎樣看待醫藥、醫療體制中的政府地位。

從左宗棠的故事裏，可以看到金融不只是一堆金融工具，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思維方式，讓我們換個角度去思考歷史。

電影《我不是藥神》把製藥公司代表塑造成唯利是圖、冷酷無情的反面角色，算是一個敗筆。其實沒有一個簡單的壞人，卻產生了一堆壞事，這才是更高級的文藝作品。

袁世凱是非常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尤其是他短暫稱帝的故事。而後人關於他善後大借款的爭議也很多，為什麼會這樣呢？

中國和美國的聯繫原來只是政府與政府之間，而現在有了很多民間的勢力，比如企業、學者、媒體等等。美國對這種力量也非常重視。

經濟學是實證科學，需要實驗室的，而真實世界是經濟學唯一實驗室。

你看那些統計分析，回歸分析，不知所云，廢物一堆。

日本垃圾分類，對全社會的乾淨整潔，起到什麼幫助呢？

階層的傲慢之外，這個帖子也反映了，階層固化下，已經走到較高階層的人們，對後代跌入低階層，有一種恐慌。

歸根結底，財富一定會屬於那些值得擁有財富的人。

我們通常說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實際上在2007年就開始了，當時稱為「次貸危機」。其背景在於，美國金融機構之前給無償還能力的家庭發放太多不負責任的住房按揭貸款，他們當時的心態就如這些年許多中國機構和個人一樣，賭的是：只要由槓桿推動的房地產泡沫不破、房價不跌，那些貸款就不會有問題！可是2007年房產價格開始逆轉，首先觸發的是次級貸款無法償還即次貸危機，後來償還危機逐漸演變並在金融體系內擴散，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時就變成了全規模的金融危機，恐慌遍及全球金融市場，成為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的最大規模金融危機。從次貸危機的開始到今年，己經10周年了。加上之前跟我們更貼近的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到今年也正好是20周年，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上，我們有必要再對金融危機的起因及應對措施進行一些思考和總結，尤其是在中國經濟進入新的轉折時期、人們對中國金融體系的健康狀況高度關注之時，總結過去金融危機的經歷和教訓，其必要性顯而易見。 當然，2007-2008年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還沒結束，還在發酵中，所以，我們也有必要將這次金融危機跟1929年的那次金融危機進行對比，以幫助我們判斷這次危機跟那次危機的異同，以及本次危機帶來的後續結果會如何繼續演變，在政策上需要做哪些預防。 比如，2016年是國際社會充滿「出乎預料」政治事件的一年，先是英國脫歐出乎預料，美國特朗普勝選總統出乎預料，意大利的公投結果也出乎預料，到目前人們在急等法國民粹主義候選人到底會以多少勝出。驅動發達國家相繼「出乎預料」的共同因素是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民粹主義的興起，而這種社會潮流只是2007-2008年金融危機後果的延續表現，是大危機帶來的一連串反應的一個環節，就如1929-1933年金融危機引發類似的貿易保護主義、導致各國關起大門的經歷一樣。 現在發生的這次金融危機雖然跟1929-1933年的金融危機相比，其衝擊的程度和範圍都要小很多，但危機影響的全過程還沒結束，目前我們還在第二階段——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盛行階段。也可能只有通過這種對比，才能讓我們更全面理解避免金融大危機尤其是根除導致大危機的根源的意義，而且讓我們看到正在發生的「出乎預料」現像其實並不出乎預料，因為這些都是人類社會消化大危機的具體方式之一。除非導致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那些結構性扭曲能夠提前避免，否則一旦發生危機並衝擊社會中的多數群體，那麼，消化後果的方式可能只有革命和變革兩種選擇，而我們到目前為止所看到的英國脫歐、美國選特朗普做總統等屬於相對溫和的「變革」。   2007-2008年與1929-1933年：兩次金融危機的對比 這次金融危機之所以沒有1929年的那一次那麼嚴重，原因之一是1930年代和之後對金融產品的結構設計和美國金融體系都做了大量改革，規避了1929年之前的許多結構性問題。但是，那些改革也帶來了許多新的隱患，尤其是道德風險問題，變相鼓勵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去過度冒險。 首先，經濟大蕭條之前美國採用的是單一銀行制，也就是不允許銀行有多家分行或其他分支機構，到1929年時，只有2%的銀行在全國有網點，3.6%的銀行在單個州內開分支網點，剩下的銀行都只有一個網點；而即使是有分支網點的銀行中，平均每家的網點數也不到4.4個。這跟當時的加拿大形成極大的反差，因為加拿大只有18家銀行，但有4676家分支銀行，而全美國的3萬多家銀行中，在總行之外的網點數才1281個。之所以當時的美國銀行結構如此，是因為擔心銀行過大，怕它們太大之後會控制太多經濟資源。 經濟大蕭條期間，一系列銀行立法對之前的結構性問題做了糾正。一是推出聯邦存款保險制度，給全國各銀行的存款提供保險，減少恐慌和擠兌壓力；二是建立分業經營體系，把商業銀行跟投資銀行、保險等隔離開來，降低金融機構的冒險空間；三是允許甚至鼓勵銀行往網點化發展，但對各銀行的物理網點範圍進行管制、分區發牌照。這些措施對於穩定銀行體系起了積極作用。 其二，住房貸款的支付結構存在嚴重缺陷，而且貸款期限不超過5年。大蕭條之前，住房貸款到期之前每年只需要支付利息，到期時一次性支付本金。比如，張三借100萬美元買房，期限5年、年息5%，那麼頭4年11個月裡每年只支付5萬利息，等到5年到期時還本100萬美元。這種支付結構非常不利於放貸方提前發現借款方的支付能力，因為前面4年11個月的支付壓力很小，即使借貸方最後無能力還本，也無法提前知道，把風險都堆積在最後的時間點，而且即使借貸方有能力償還，但要一次拿出100萬美元還是需要借方有足夠好的財務紀律。尤其是在金融危機造成眾多企業倒閉、許多人同時失業的情況下，許多人同時面對一次性還本的大額支付壓力，逼迫他們同時個人破產、債務違約，這無疑加劇了金融危機的程度，造成更多銀行倒閉。大蕭條期間1934年的立法改變這一結構性問題，不僅使貸款期限延長到30年，而且把還本的壓力分攤到貸款期限內的各年各月上，避免了「一次性還本壓死人」的局面。   這次金融危機期間不同國家的表現 2007年次貸危機、特別是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帶來全方位金融危機後，除了美國政府大力進行干預救市之外，中國、西歐等多國政府都大舉救市。由於各國救市的方式和程度範圍存在明顯的差別，使得各國走出金融危機的速度大為不同，後患程度也全然各異。 西歐和美國的救市措施基本相似：保「大而不能倒」金融機構以穩住市場信心，降息並推出一波波量化寬鬆，同時推出財政刺激。但是，在效果上存在差距，主要是因為勞工法和政府福利在歐美之間千差萬別，以至於美國在經濟和就業上早就復蘇，而西歐國家還在高失業狀態裡不能自拔。 在美國，絕大多數州裡勞工法是完全自由的，一般員工都是「隨意雇傭」關係，雇主只要覺得一些員工是多餘的，可以「隨意」裁員，不需要經歷漫長的行政或法律程序。所以，2008年9月開始到2009年中期，許多美國公司不需要等待，而是立即大量裁員，以至於從2009年中期以後美國就業總人數每個月都在上升。自由的勞工法使美國公司很快瘦身，把勞動力負擔減到最輕，再加上美國公司的稅負也最輕，這些制度因素使美國企業不需要在危機期間負重太多，它們自己有最大的能力站起來。由於美國企業的復蘇能力強，美國失業率在2009年中達到10%之後，就一直在下降，到最近數月己經降到健康的5%以下。 相比之下，西歐的復蘇經歷就沒有那麼好。雖然他們的舉措跟美國大致相同，但他們的勞工法極其不自由。以法國為例，其《勞工法》有3200頁之長，而且各節措辭含糊，給被解雇的員工眾多空間和機會去起訴雇主，而一般的法國法官在看到雇主盈利的情況下都偏向於判雇主敗訴。就這樣，在法國，一般公司要走過兩年以上的程序才能解雇員工。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情況非常類似。結果，西歐公司在金融危機發生後經歷了漫長的裁員過程，其失業率從2009年的10%持續上升到2013年的12.5%，然後才慢慢地下降，到今天還維持在11%左右的水平，而不是像美國的失業率那樣從2009年中期後一直快速下降。此外，由於西歐的政府福利遠高於美國，使歐盟國家的財政狀況不如美國，企業的稅負負擔也高於美國。這兩項因素使得西歐經濟和社會受危機的拖累很久，以至於到今天這些國家還沒有完全恢復到金融危機之前的狀態。制度差別造就了不同的復蘇軌跡。 雖然美國等政府的救市讓這次金融危機沒有像1929-1933年那樣傷及社會，但這些史無前例的救市措施也帶來了後續隱患。「大而不能倒」邏輯下的救市行為和救市預期帶來了太多的道德風險，激勵更多金融機構去冒險，為未來的金融危機埋下種子，同時也為更加嚴格的監管提供了理由。就像前面說到的一樣，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大舉營救「大而不能倒」銀行和其他它金融財團之後，不僅沒有使這些金融集團變得更小，反而使它們變得更加「大而不能倒」，使各金融行業都往少數幾家「大家」集中，這就迫使政府更要對它們進行監管。而強化監管的結果，必然是金融行業往更少的幾家集中，進入「大而不能倒→需要強化監管→更加大而不能倒→更需要強化監管」的惡性循環。 這次救市方式的另一種更大後患是，由於美聯儲通過降息到零和量化寬鬆把金融資產的價格抬高，以制造財富效應並以此帶動消費需求，同時財政部則集中精力營救那些金融公司和銀行，這兩類救市措施都讓那些持有金融資產、持有股票的群體受益。但是，已經有錢的人才能持有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沒有財富的老百姓就無法從中直接受益。也就是說，美國政府、西歐政府的救市措施從本質上造成了財富差距、收入差距在金融危機期間的進一步惡化，而不是相反。比如，在美國，從2007年到2010年的3年金融危機衝擊的高峰期，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美國家庭財富平均升值5%，最富的1%家庭財富升值更多，而同期間中等收入家庭的財富累積縮水39%。 因政府救市措施而進一步惡化的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不僅引發了後來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也為2016年的英國脫歐、美國選舉特朗普進入白宮，為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盛行奠定了基礎。這也是為什麼前面說到最近這些「出乎預料」事件是金融危機後果的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