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則鳴

財政司長認為今年財政預算案「加糖」有難度，但筆者認為與其不派錢，不如為減輕來年派錢的負擔及增加政府的經常性收入，今年財政預算案可以增加兩項稅率。

為了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當局委任洋人擔當某些要職，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今次港交所委任歐冠昇這名美資投行人士，是否有更深層的戰略考慮？  

政府輸入外地專科醫生的政策完全正確，也必須堅決推行。但在執行過程中，政府應該以最大的耐性和包容去獲取公營醫生的諒解。

可以預期，拜登主政後，美國會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與中國明爭暗鬥，爭奪話語權和制定國際規則的主導權。

毒品調查科警員余俊鑫侵犯6名女童被判監46個月，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認為刑期明顯過輕。筆者認為，除了修訂性侵兒童罪行的刑罰外，律政司應該就余俊鑫的刑期提出覆核上訴。

假如梁振英的意思是指把特首產生辦法由選舉改為協商並不違反《基本法》及毋須釋法，這說法沒有錯。

從年宵市場翻生一事上，政府應該明白，最嚴謹的防疫措施有時也需要考慮市民是否認為合理，以及對業界以至經濟的影響。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上任後的首度發言代表他對珍惜香港法治的廣大市民和國際人士一份莊嚴承諾。讓我在下面節錄其中要點，並作適當解說。

這場屬於「重大行動」的大抓捕應該是由港區國家安全委員會拍板決定，而中央指派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理所當然參與其事。

今天不少港人質疑香港是否仍有法治。將會退任的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馬道立相信香港依然有法治，因為法官仍然是根據《基本法》和司法誓言去處理案件。不過，馬道立迴避提「三權分立」這個變得敏感的言詞。

這場轟動香港及美英等外國勢力的12港人案，根據內地官方的表述，包含兩個重點。我認為這宗案件對港人有3個啟示。

今次終審法院批出上訴許可，並把黎智英還柙，相信會被視為回歸正軌的第一步。

一年將盡的時刻，相對其他地區的民眾，不少港人多了一層疫情之外的憂慮，對未來更加忐忑不安。

政府天天呼籲市民合作抗疫，而偏偏自己卻沒有全面總動員，於是出現18萬公務員大多數留在家中避疫，而衛生署卻表示尚欠百多名人手的荒謬情況！

身為一個幾乎每天都要走出外逛逛的人，我可以想像失去自由是多麼的難受。不過，凡事總有正反兩面。利用這段時間閱讀和思考，開啟心靈、擴闊視野，為未來作打算，是無數過來人的經驗之談。

從中央全面管治香港的角度思考，除去民主派後，讓一股愛國新力量參與各級選舉，藉此制衡本土建制勢力，並顯示政治多元，只有好處而無風險。

為了抗疫防疫，政府施政寧緊勿鬆，原則上完全正確。問題是，政府不少防疫措施，由疫情開始發展到第四波，始終令人印象是掛一漏萬，後知後覺，甚至自相矛盾，結果是成效不彰之餘，更徒添民怨。

政府對通識科施大手術，連名稱也以被污名而要更改，充滿撥亂反正的意味。特首林鄭月娥強調，此舉並非政治凌駕專業，而她也不是收到中央指示去做。既然如此，容我以教育角度談論通識科的「亂」和「正」。

在談及《港區國安法》的部分內，《施政報告》重申官方立場，包括立法是因局勢到了「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立法後香港恢復穩定，而法例不會影響市民繼續依法享有言論、新聞、集會、示威、遊行等自由。

在「一國」的前提下，愛國者治港的方針也屬理所當然。值得思考的地方包括「治港」的定義，以及在顧及實際情況下，有多少酌情或彈性處理的空間。

警方沒有設立及維持有效機制，確保執勤警員戴上展示獨一無二可資識別的編號，違反《人權法》第三條。

假如特朗普最終敗選，他其實不是輸給拜登，而是不敵他執政4年來因其離經叛道的行為，以及粗鄙荒誕的談吐激發出來的巨大民怨。

警方以觸犯《道路交通條例》的「處假陳述」為由，拘控製作港台《鏗鏘集》的《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

在凡事政治先行的國安新時代，委任一個有國際地位、無內地人事關連的洋人專才去掌管證券市場，實是高明之舉。

要求內地港人抽一天或半天時間返港投票，藉此履行愛國愛港的責任，實屬合情合理。政府不是日日宣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特色嗎？

香港大學委任曾任教清華大學的兩名學者申作軍及宮鵬為副校長，標誌着未來港大由內地出身的學者領導的趨勢。

今年港府的《施政報告》史無前例被押後無期，讓特首與內地相關部委先商討若干事項，反映香港今不如昔的地位。這個情況令我生起香港融入深圳的想像。

《港區國安法》令一些有幾百年學術自由的知名歐美大學都要定下前所未有的規定，容許學生匿名參與討論或交功課，香港可以是例外嗎？

為了促使陳同佳有更大決心赴台自首，警方應該取消（其實是無必要）對他的「保護」，然後陪同他往台灣指定的窗口辦理赴台手續。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的發展戰略定位包括依託香港的自由開放經濟體，發揮示範引領作用，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場體制，建成世界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

看到不同權威人士對校園如何處理「港獨」言論有不同意見，容我表達一些意見，供政府最高層在需要一錘定音前參考。

只要留任的民主派議員肩負以下3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任務，並且貫徹始終，那麼，即使在個別事項上反對無效，依然會在過程中產生積極作用。

隨着政治氣候改變，當局透過《港區國安法》要求所有公務員都須宣誓效忠，是大勢所趨，原則上也沒有問題。

上星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罕有地發表一篇長達十多頁的聲明，詳細解釋了香港普通法制度包括的原則和確保司法獨立的要素。

目前兩岸關係極度緊張，而特區政府不願與台灣政府接觸，避免政治上行差踏錯，但假如政府官員依然懷有「不忍」的初心，便應該有所作為。

《港區國安法》是由不是奉行普通法的內地草擬，通過前沒有經過在港諮詢，難免令一生在普通法地區審案的外地法官感到疑慮。

12名港人因參與反修例運動，涉嫌觸犯多項罪行，企圖逃離香港期間，被內地公安拘捕，關押在深圳鹽田看守所。政府有關的回應未免顯得官僚，甚至有點冷漠。

負責確保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正常及有效運作，藉此維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證監處，參與甚至主導相關的調查工作，至為重要。

現在特區政府認為之前殖民政府已棄用的法律，較中央政府為了維護香港國家安全而度身訂造的法律更為適合，令人產生時光倒退50年的感慨。

聯合國保護人權特別報告員Fionnuala Ni Aolain，聯同在聯合國處理其他人權事務的6位專家，向中國政府發出聯署信，藉此表達他們對《港區國安法》可能損害港人基本自由和人權的關注。

剛過去的周日，一名在街上的女童見到防暴警察逃跑，首先被一名警員撞倒，然後數名警員一齊把她撲倒在地下，其中一名男警更用雙膝壓在女童身上。整個過程的影片在網上瘋傳，令香港警察成為國際傳媒一致批評的對象。

純粹從政治體制角度看，香港這個非主權特區不是百分百符合主權國家所實行的「三權分立」制度，是有一定道理的。問題是，為何這個論述不在香港回歸時說清楚，而是相隔十多年後才因應政治氣候改變而「撥亂反正」？

為何今屆政府要否定三權分立這個客觀存在的事實，甚至不想學生認識？我只能從政治角度分析。這個做法是想順應中央強調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的立場，這也是今屆政府凡事都先講求政治正確的一個例子。

上星期兩位特區官員的公開發言，令不少港人震驚。他們分別是700萬市民之上的特首林鄭月娥，以及職級低很多但擁有依法拘捕權力的高級警司陳天柱。這兩宗性質不同的事件都涉及重大公眾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