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本文旨在提出修憲建議的個別內容在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成為《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有效內容後，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解釋與執行的影響。

政府施政之難，不在於缺錢，也非因不願使錢。

政府上年度財政盈餘暴增至1,380億元，但政府就是不肯派錢，因為不能接受財富再分配的理念。

本書著重梳理香港社運的軌跡，呈現抗爭政治的「庶民經驗」（plebeian experiences），探討經歷抗爭洗禮後，香港社會何去何從。

錢不派了，但糖還是要派，而且因為盈餘太多，糖份一定會增强。

要取得群眾信任，社會才能穩定、興盛的道理，古今中外的政府領導都明白。

政府在2017至18年度的財政收入，預期錄得的1,000多億元盈餘。但《基本法》規定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政府開支不得高於預算的政府收入。額外的盈餘不能變成額外的政府開支，所以政府有錢難用。

將政府視為上市公司，市民是小股東，管理層每年承諾兌現固然令小股東受益，否則牽涉小股東制衡，迫使公司加派或增派股息回應不滿。

年初二官員為香港求籤，籤文暗諷一地兩檢動搖香港根基，令香港失去國際信用。香港的國際義務，必須在香港每一寸土地實施。很遺憾，「管轄式一地兩檢」將令香港不能履行國際義務。

很多國家都有標準工時，如新加坡就有標準工時及最低工資，並不影響其經濟生產力或GDP增長。如果香港以降低競爭力為由，反對標準工時，實不合理。

熟習普通法的法律工作者會視法律解釋權是屬於法官的天職，不容其他人僭越。

財政預算案即將發表，特區政府今年錄得財政盈餘，政黨紛紛建議財政司司長向全港市民派錢，還富於民。

近幾年能夠爆出驚天大新聞的，不再是《華郵》或《紐約時報》，而是「維基解密」。

政府在管治上適當包容，絕對是件好事。

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無所事事、缺乏目標，商人也缺乏新招。香港在內地開放改革的大潮中，聲名狼藉。

新一年來臨，香港青年要「賣懶」，停止耽於逸樂，努力拚搏，把握機遇，香港才會發展。

香港人會接受北京的「大棒與胡蘿蔔」策略，還是自然傾向與西方一道捍衛香港的自由？

最近流感爆發，香港有一位女藝人質疑流感疫苗的成效，結果政府官員和醫學界紛紛反駁，認為她誤導市民。但您們相信官方和專業人士的澄清，還是市民用家的意見？

案例是普通法中的重要一環，法官審畢案件之後，通常都會以文字紀錄他審理案件所應用的法律依據及解釋有關法理。

劉兆佳講述自回歸以來中央對港政策的變化，從「不干預」到「不干預及有所作為」，再到「善有作為」，進而論述中央政策轉變對香港的影響。

香港的激進青年如要真的立足香港，首先要腳踏實地認識香港的實況，不要聽信老政客亂說，不要亂設政治觀。

特區政府要認真地利用大灣區的政策框架，不可能不調整其經濟角色。

懲教署人員工作量相當大，形象負面，工作環境艱苦，工作地點偏遠，導致流失率高，新人入行少。政府如何解決？

把激進的年輕人排拒在體制之外容易；把他們「拉進來」成為體制的支持者反而更困難。

水貨客困擾上水居民，港人稱內地遊客為「蝗蟲」；到中央高調批評香港出現「港獨」，內地網民自發響應，有從理論高度的聲討，有出於民族感情的開罵，更多的是訴諸感觀的辱罵⋯⋯香港的「內交」不能只對上不對下。

鄭若驊觸犯的只是人類自訂的Normative Law，而不是上帝所訂的Natural Law，錯誤不算很大。

從來從政者的形象和誠信是最重要的，特首全力守護下屬隨時引火自焚，代價可能非常大。

為了原則的理由，進一步令香港年輕人離心離德，在政治上是否值得？

《基本法》頒布20多年來，中國和香港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基本法》的條文不足以應付這些變化帶來的所有問題，這逼使人們把是否要修改基本法的問題放到議事日程上。

在停課決定上，儘管涉事學生有冒犯教員之嫌，但他們的行為是否嚴重到需要即時被勒令停課，值得商榷。

來港內地生的數量，長期以雙位數增長，然而近年增幅放緩。

香港營生環境及謀生空間不足，是資本主義市場極化所導致，這才是社會不和的深層次矛盾。

過去獅子山精神，有努力就有回報。但今天香港，除了地產之外，從事其他營生都變得沒有意義。香港新一代憑自己基本沒可能像他們的前輩般置業安居，所以對社會充滿怨憤。

做香港人不容易，小市民要選一個合適的代表很難，買樓很難、要為退休儲蓄很難，還未包括東鐵全線停駛、《23條》經常蠢蠢欲動等恒常難事了！

香港社會與大學當局應好好懲治這些不良學生，公帑不應浪費在他們身上。

其實《HKG報》和它的讀者不是應該為滿城「廢青」感到悲哀，並想辦法協助他們改過自新，日後成為像他們一樣出類拔萃的人才對嗎？

本文以法律的視角，再思索人大對香港基本法104條的釋法（2016.11.7釋法，下稱104條釋法），究竟有無追溯期（又稱追溯力、溯及力），觸及法律的可肯定性和透明度。

李柱銘說：「你要是問我香港的學校該如何教學生《基本法》，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樣教。因為如果你讀過《基本法》原文，知道《基本法》背後的歷史，你們就知道，《基本法》與內地官所說「基本法」，根本是兩回事。」

司長：大家都知，我有好多公職，人稱我做「公職王」，我業務又忙，處理好多仲裁case，多到加入政府時都未做完，又要飛來飛去……係好忙。

有權決定她去留的人士是否需要想清楚，鄭若驊繼續做下去到底有什麼好處，而找另一個人代替她是否真的無可能？

不同的法官量刑標準差異極大，這便很難使人心服了，香港的司法當局若不自我檢討這問題，恐怕其威嚴會被侵蝕。

高鐵票價遠比預計高，經濟效益會下跌多少？奇怪的是，政府提交的報告未見提及，支持高鐵的分析也未曾考慮。

人大常委會「至高無上」權威之說，也是不確切的，其權限受法律約束。

現在爆炸的計時炸彈，其影響始終會消散，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可以高枕無憂，新的政治爆炸將接踵而至。

兩報的報道，如在政壇投下重磅炸彈，也觸動了港人的神經，引發大量常識性的問題。

在可預見的情況下，基本法的條文都能照顧到香港的獨特需求。但是科技的進步會引進不少新挑戰，超越草擬基本法時所能想像到的情況。

觀乎馮檢基的初選表現、近年參選的成績及引起的負評，他會是建制派對手的最佳助選團。

與過去的苦日子比，人會感到快樂；但與別人的好日子比，則只會令自己更加痛苦。

在一地兩檢問題上，很遺憾人大常委違反《憲法》、《立法法》，有越權之嫌。很難想像，這邊黨在補東牆，那邊卻容忍拆西牆。

在目前香港政治形勢底下，怎樣能有效率地在本地框架內走一轉呢？

本地較富有的家庭是有能力幫助子女上車，而政府和金管局的樓控措施可令社會兩極化，財政能力較好的家庭能夠繼續買樓，但財政能力較差的家庭可能一世也上不到車。

新界農地囤積多時，但從未開發，皆因政府和地產商各自為最大利益而沒有共識。土地小組建議由政府提供基建的私人土地，必須劃出一定比例興建公營房屋，確保社會利益和發展商的利益兩者相稱。

對政治人物來說，隱瞞或試圖掩飾，涉及的就是官員的誠信問題，性質嚴重得多。可以說，僭建不是問題，誠信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