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有市民晚上8時在將軍澳尚德停車場外，悼念4個月前在該個停車場墮樓離世的科大學生周梓樂。警員在唐明街兩邊行人路拉起封鎖線，禁止停車場外的過百人離開。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染病人數眾多或在短期內急增的國家，其居民或過客紛紛成為其他國家拒諸門外的對象。在香港卻出現一些以歧視為名，扭曲事實的言行，值得提出來討論，以正視聽。

鄧炳強追擊港台看來是政治決定多過維護警隊的名聲，然而，以警務處處長之名打擊港台，最終只會招徠外部勢力攻擊。

無論大陸或香港政府，都害怕傳媒反映真正的民眾聲音。大陸百分百打壓，港府則緊跟其後，一丘之貉。

2019年10月16日，各界權威、精英參與本社周年論壇暨五周年慶典，探討中美博弈下的香港新出路。

讓我提醒大家，曾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員多達5000人，包括350名醫生。他們的訴求主要是要求政府全面封關和提供足夠的防疫裝備，讓他們可以安心與病毒戰鬥，拯救病人。

香港在一年內受到接二連三的打擊，政府派1萬元無可厚非，可以不針對特定人群，政策目標甚至是可以沒有邏輯的。

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今日落區，走訪300多間排檔，向一眾排檔、街市商舖派發口罩及打打氣。

一切以政治為首，經濟為次，民生更次，民主更「廁」（官方把民主視為廁紙）。如此治國，人命不知放在哪一個層次？不過，如果說一切要為政治讓路，倒不如說一切要為政權讓路，不是更準確嗎？

要真正為這份預算案解碼，我認為要留意結尾「公共財政」的部分，財政司司長語重心長，為香港發出兩大預警。

中聯辦和港澳辦的領導齊齊換人，筆者覺得這是代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亦顯示香港富豪跟北京的蜜月期將會正式告終。習主席希望中斷過往兩辦與香港富豪的互通私款。

派錢派多少才可以真的紓困呢？今次是香港經濟全面的衰退，1000多億元是杯水車薪，而且救得了今天救不了明天。

在總值1300億的芸芸措施中，我認為最值得評論的是政府預留4.5億元予律政司推行「願景2030．聚焦法治」計劃，其目的是「加深香港社會對法治概念的認識及實踐」。

人人派1萬的預算案，當然是大多數市民歡迎的。政府沒有決心和能力治本，推行社會改革，促進社會公平；唯有動用資源治標，用一次性紓困措施減輕市民的壓力和怨氣。

香港從此無運行，應該從哪裏計起？其實施永青覺得回歸之後，香港的運遇到很多阻滯。

8‧31太子站事件發生至今半年，今晚（29日）再有示威者到太子站外獻花紀念。太子站則有月台玻璃幕門爆裂。其後示威者在附近堵路、縱火。期間旺角站關閉，山東街一帶火勢猛烈。

要戰勝這場疫症，特區政府須領導市民，團結一致，包括消除不必要的疑慮和避免分化群眾。從披露的報告內容中，我們看不到政府在這方面的成績。

坊間論者不斷強調，如果香港一早全面封關，便不會有輸入病例，也不會有本土傳播。這個論調邏輯上看來很正確，實際情況卻遠為複雜。

港府「派錢」1萬元的措施，估計在8月實行。這個時候，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如火如荼，港府自然希望能夠幫建制派一把（因為港府拖累建制太多了）。

情人節送禮，原以鮮花或是具「愛情符號」的禮物，為應景之選。今年卻有人以口罩、廁紙、洗手液為第一選項。

我仍然記得林鄭月娥當選行政長官後，曾明確表示她永遠不會向市民派錢。當我在電視台一個訪談節目上，問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他個人是否同意永遠不向市民派錢時，他一再表示這是「本屆政府的理念」。

香港政府「選擇了」區而不是國。令在日本的香港人成為二等人。與其他國家國民比較，日本不放香港人在隊尾才怪。否則就會有外交風波。

特首林鄭月娥在報告中，形容抗疫的政治形勢並不樂觀，原因除了是反對派乘機鬧事外，建制派的表現亦令人失望，例如以選舉理由加入批評政府行列。

登記功能組別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終結功能組別。退一萬步，就算是外國那些爭取獨立的政黨，也會參與各自所不認同的國家的議會選舉。

林鄭小報告把抗疫失誤諉過於人，然後厚着臉皮要求中央協助，不正就是想別人背黑鍋而又自己領功嗎？

推出一連串救市措施令政府額外開支大增（500億元以上），加上經濟衰退，財爺早發出預警，指今年預算會錄得大赤字。以目前收支趨勢，我們會否如2003年前後般，出現一個約5年的赤字周期？

工會當然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同時，也並非因為工會願意出面，所以活動都肯定是合法的。如果工會以其名義組織活動，但活動性質卻是不合法的話，便可以被演繹為非法集結。

假如我們細心觀察一下，不難發現香港問題與武漢肺炎兩者的癥結均是信息失靈：香港與武漢的真實情況同樣傳不到中央，或者遭人強行壓下，地方首長又只懂緊貼中央方向，直到大爆發時為時已晚，欲救無從。

為何警方不理會特首指令，依然容許警員舉行多人参與的聚會？假如政府已發出相關的內部指示，為何警方可以例外？

曾鈺成覺得，一國兩制堅持得好不好，一國兩制是否能夠成功實踐，關鍵在於港人治港是否成功。因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三句話是連在一起的。

無論從新加坡的經驗（一早全面封關，疫情仍然嚴峻），澳門的經驗（迄今無有效封關，卻成功控制疫情），或者香港現階段新增病例的感染源頭來看，全面封關根本不是能否成功抗疫的關鍵因素。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席警察足球隊和明星足球隊的聯誼飯局，聚會錄影帶在網上瘋傳，鄧炳強被批判。如果他不是警務處處長，會有那麼多人關注嗎？

建制派陣營、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必須有兩手準備：一方面盡力防止立法會在9月「變天」，另一方面要為萬一變天作好打算。

香港有眾多各類型的團體，像工會或政治團體等，他們在舉行一些活動時，有時亦會同時向市民募捐。其實在公眾地方進行募捐活動是受法例規管的。

我想強調，罷工作為爭取僱員公平待遇是可以理解的。但若藉着罷工的名義來作出其他的要求，例如政治方面的訴求。我相信若醫管局作出一些懲罰，其實對整體社會只有好處，不會惹來批評或非議。

政府不應因有人一時不理性就干預市場，我不明白為何反對派會要求政府在這類事情上也特事特辦？特辦的結果就是推香港走向社會主義。 

當李文亮不幸離世令他的遺言「一個健康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在於內地產生極大迴響時，我們必須防範有人藉故摧毀香港言論自由的長城，導致兩制崩塌，一國受害。

這些考試第一，以往被英國人讚美的高官怎能是「無能」？ 要知道香港公務員被灌輸的心態永遠是程序第一，目標為次，聽英國人的話。

在行使罷工的權利，和人命攸關需要醫護救助的權利之間，到底應該哪一項先行？其實，這並無一定的絕對性，我們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平衡社會各界的利益。

伴隨無盡的會議及記者會，政府工作似乎沒停，為什麼仍然失分？「甩碌」位在哪裏？我認為問題出在特區政府整體應變能力不足，緊急應變系統「生鏽」。

政客利用普羅市民對病毒傳播途徑的有限認知及因而產生的恐慌心理，發動市民抗議行動在各區「遍地開花」，在9月份將舉行立法會選舉的背景下，不足為奇。

任何政府要管治好一個地方，解決民眾面對的問題，無錢可用固然事倍功半，甚至失敗收場，但有錢可花卻從來不是獨步單方，有時甚至會弄巧反拙，增添民怨。現在政府面對的正是個非派錢能解決的困局。

香港社會已出現三山五嶽的人馬，但香港人需要的是「三山兩誠」；可惜，香港很不幸，只有「黑白天鵝」。

政策水平愈低的人，愈容易有「寧左勿右」的傾向。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官員如果具有較高的思維能力和政策水平，可以更準確有效地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

今次疫症襲港，有點兒不一樣。我們不是完全沒有聽到「有危就有機」，而是次數少了很多，甚至是少到令人覺得有點不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