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中央的方針其實就如同每天在跟香港做精神分析療法──找到病根，不等於就能改變病根，而且像這樣追溯，可能將所有問題都指向同一原因，正確但無用。

若以文明衝突論來審視今天全球陷入的劍拔弩張態勢，我們可否從中得到若干端倪，即今天對抗的主軸可歸因於海洋與陸權文明？

在今天的房屋政策下，想發達靠務必先租公屋後炒居屋，躺平甚至刻意不升職，力保輪候公屋資格，變成致富必由之路，經濟動力從何談起？筆者呼籲政府認真考慮筆者「港式組屋」的建議。

香港經濟要進一步擴張，在人口老化的條件下，對勞動力的需求只會愈來愈巨大，本地生育率已極低，不可能回升。作為移民城市、國際都會，香港只能引進人口。

夏寶龍6天的香港之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突出了黨中央對港澳事務的集權和新一屆領導小組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工作，因此夏寶龍有必要向黨中央作匯報。

「政治騷」和政治公關有時是需要做的，只要確保安全和效果就行了，這也是信心的表現。

筆者認為，夏寶龍主任「以民為主」的躬行實踐，帶出一個重要議題：特區政府現在是時候對民主的定義有正確的詮釋，重奪話語權，澄清回歸以來市民被反對勢力長期誤導的所謂「民粹民主」為什麼不可取。

北京三番四次敦促香港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但特區政府一直趑趄不前。特區政府的主事人也許還沒有察覺到，國安議題從2012年開始已不再是憲制責任「咁簡單」，而是中南海的首要關切、是重大政治任務！

這20多年，政府經常把很多工作交給外判公司代理，經公開招標，價低者取得生意。如此循環產生一個不良的影響，就是既然價錢壓得很低，外判公司只能將就去做，因而往往工作的素質不見得好。

比起政府和社會要一起盡快解決的各樣深層次問題，維港可能重新進行大規模填海的威脅實是微乎其微，希望公眾不要花時間和精力在這事件上糾纏。

確保播出正確的國歌固然是其中一項重要任務，但對冰會領隊及主席的大力鞭撻，似乎沒有充分考慮客觀條件，以致負責調查的人士和官員似乎用錯了力在與正確播放國歌無直接關係的事情上。

宏觀上社會開始重新起步，然而，微觀來看，香港政府在磨練後的調整是否做到「能決且行」？本文從輸入外勞、隧道調整收費和國歌事件，觀察港府在政策、民生和意識形態3方面的挑戰。

賴皮現象的深層原因，就是無視真相，缺乏追根究柢的精神。香港社會本質上就是商業城市，長期以來需要的是銖錙必較的計算、交易、效率和效益，或者是最為重要的「醒目走精面」，而肯定不是對知識/真相的正視和追求。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關顧更生人士會的工作成果有目共睹，在過去20多年，獲釋的本地在囚人士再犯率有持續下降的趨勢，由2000年接近40%下降至2022年的23%。

俄烏戰爭、中美對抗，令世界再次分成兩大陣營，中俄一邊，美歐一邊，各小國都選擇靠邊站，國際政局似乎再無「中立」空間。過去港式思維，認為香港在中美衝突之間仍可以維持特殊地位；現在看來，這種想法已不切實際。

中國綜合影響力日趨廣泛，全世界十分關注兩會的召開、經過、結論，以及新一屆政府的政策與人事布局。但甚麼叫兩會精神？價值又在哪裹？

3年多的時間，香港經濟減少了20多萬名打工仔，怎麼辦？社會怎能回復疫情前的經濟水平？

從釐定政策，直至宣布落實，荒腔走板情況在本港屢見不鮮。香港這個特殊地位，是非能世界各地人士廣為知悉，尤其是當有中國隊及香港隊參與同一賽事，冰協有否做足維護國歌工作？

儘管今天的政治環境與2019年大不相同，唯現時政府冒險推動「明日大嶼」計劃可以引致的潛在後果，2019年就是前車之鑑，實在看不出為何要為這個缺乏共識且前景不明的計劃，去冒巨大的政治風險？

每人頭上的天空都不一樣，從個人角度去討論去留的宜與不宜，是沒有意義的。討論這問題，必須從香港人整體利益出發。

當前矽谷銀行倒閉已敲響警鐘，互聯網泡沫爆破事件前車可鑑，引發初創和創投市場潛伏「初創泡沫爆破」風險的隱憂，窒礙創科產業發展。

我們為何要長生不老？意識到時間有限，才會令我們有無限動力，作出更合適的人生決定。

筆者覺得，冰協未能成功完成要求是因為外來因素，特別是上頭的不妥指示。責任真的不在冰協。

要真的做到「由亂轉治，由治及興」，關鍵在於包容及凝聚社會，公關和派錢都解決不了管治深層次矛盾。

整件國歌事件，關乎一個精準檔案的交收。每一次交收，檔案與連結，二選一就夠；記錄提供了問責資訊。焦點就是這麽簡單。失焦便出事。

扶貧不能只靠財政資源解決，而是需要解決結構性貧窮問題，即使勤力工作也會處於貧窮，例如不少港人有不俗的工作也難以置業。

在「十四五」規劃中，中央政府承諾加強氣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香港如何協助國家達成相關目標？與大灣區城市合作確定如何共同邁向氣候韌性？

最近發展局局長表示為了發揮海港功能及讓市民享受海港相關設施，期望修訂《保護海港條例》，旋即引來三數張悲天憫人，憂心忡忡的面孔。其實，還海港於民並非空洞的口號，真正意義在於實際行動。

我認為票價應與車務營運的表現掛鈎，而不是單與地產營運掛鈎。否則社會的焦點會集中關注港鐵的地產業務，因而忽略了港鐵在車務營運上的表現。

最近播錯國歌事件頻生，筆者覺得哪有這麽巧合？類似情況發生過不只一次，如果完全遵守指引，是否還會有問題？

法國戰略家薄富爾對戰略有一個發人深省的詮釋，他說戰略「是一種思想方法，使我們可以控制時局，而不是被時局所控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香港的情况卻似是這句話的反面，實則是半點不由人。

關愛基金的資源主要來自政府，但私人捐贈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扶貧收入渠道。政府應如何增加民間捐贈呢？

就如人們常說「所有政治都是在地的」，疫情也是一樣，受「在地」時空因素影響。各國民情政情有異，一些舉措因風土不同難以移植；危機如病毒般也會異變，所以危機治理不能墨守成規。

中共以黨領政，大政方針均由中共拍板決定，把港澳工作納入中共系統後，香港需全面配合黨的方針政策。具體議題如對美國關係、台灣問題、應付「敵對勢力」等，香港都必須旗幟鮮明、敢於鬥爭。

長期以來，香港習慣了定位自己為「經濟城市」，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從「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來看，香港特區政府到目前的做法可能仍然不太足夠。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在《明報》撰文表示，作為一個全球城市，無可避免要攀上更高的世界地位，但只講求主流的創造財富手段，如創科創業，又有沒有考慮其他人的需要？

儘管台灣的藝術市場不及香港蓬勃，我一向認為台灣的藝術氣氛及人才卻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另一項台灣暫時保持絕對優勢的活動，是撲克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