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俊波已落馬。(亞新社圖片)

金融監管豈能半途而廢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最大成就是真的按鄧小平政策理論,成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同時衍生藉以權謀私利益輸送的官場腐敗與太子黨橫行等亂象。先不說郭樹清甫離開山東省即現企業連環爆煲爛攤子,自2月24日從山東省長空降至北京市金融街銀監會大樓,他履新銀監會主席逾兩個月,暴風級風力似毫無減退之勢,該會連發不下十條通知,多條監管令以行業監管佔最多數,開宗明義要「下猛藥」整治金融亂象,掀起的整治風暴似沒完沒了。他自2011至2013年任證監會主席,短短17個月發布通知與規則達70條,有統計指平均每7天一新政,被民間冠以「郭旋風」之名。問題是中國有幾多個包青天足以杜絕積重難返的金融欺詐與腐敗?改革打正旗號為政治服務以至負債沉重的金融系統?   短痛換長痛 上樑不正下樑歪,所謂高薪養廉,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已行不通,在內地更早已證明是大笑話,幾乎逢官必貪、能人腐敗現象比比皆是。在其位始能謀其私,有能力有權力知法犯法、以權謀私者源自價值觀的扭曲,適逢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官場充斥物質主義氾濫,一切向錢看、道德淪亡的世代,官場瀰漫朝中有人好辦事、有錢使得鬼推磨的扭曲價值觀如傳染病毒,遺禍之深,莫此為甚。自郭旋風離任證監會主席後的2014年起,中國金融圈反貪腐大案頻生,銀行業更是重災區,多位高管被調查。2015年中國股災期間及之後,證監會多位高官落馬,連副主席姚剛與主席助理張育軍亦包括在內,更是始料未及。上月初,李克強總理要求加強對國資國企和金融監管,強調「嚴厲打擊銀行違規授信、證券市場內幕交易和利益輸送、保險公司套取費用等違法違規行為」,明顯針對「三會」的問題,隨後保監會主席項俊波應聲落馬,接著連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也被帶走協助調查,反映金融監管領域如爛蘋果,腐敗程度極嚴峻。 留意銀監去槓桿加劇之際,中國人民銀行及官媒幾次發言反過來強調,要確保市場運作,不會出現任何亂子,去槓桿要有技巧等,是否代表人行行長周小川或其他持份者對近期動真格整治金融歪風的監管與整頓有微言?的確,人行在流動性管理上,原本步伐是進一步邁向中性,甚至偶爾偏緊,但會否因郭旋風而擾亂部署,反過來要再次被動式向市場淨投放資金?更甚是債息已升很多,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升至20個月以來最高的3.5厘水平,去年10月還處於2.6厘而已,息率抽高如影響財政部及國開行等主要發債機構,拉高整個經濟體中持份者的資金成本,郭旋風恐怕要收慢了,如中國金融監管因怕痕又怕痛半途而廢,那只怕終極結局是要短痛換長痛了。   原刊於《am730》,獲作者授權發表。

未來五年土地與房屋政策之我見(中)

未來五年土地與房屋政策之我見(中)

低估離婚與再婚引發之需求增長 離婚與再婚急劇增加,成為香港房屋需求增長的主因,實屬始料不及;大批有意置業或計劃組織家庭的青年人無力購置居所,愈來愈心灰意冷。香港離婚率現已高踞全球第五位,自從中國內地對外開放,兩地居民交往日趨頻繁,跨境婚姻急劇增加,香港的離婚與再婚數字大幅飆升,。只要看看離婚與再婚趨升的統計數字(圖1),便能理解對房屋供應造成的重大壓力。 1976至1995年期間,香港累計婚姻(包括初婚及再婚)總計為803072宗、離婚總數為84788宗、再婚總數為65794宗;隨後自1996至2015年的20年內,累計婚姻為數878552宗、離婚高達323298宗、再婚則增至256066宗。離婚與再婚數字飆升現象既未能預見,更遑論準確預測。這從房屋統計資料可見。 1976至1995年期間,累計新落成住宅樓宇單位總數達1267335個;隨後自1996至2015年的20年內,累計新單位僅得857378個。兩段時期比較,建屋數量減少三份之一,至於單位數目與住戶數目的比例,1976年為0.91,1986年為0.98,1996年為1.08,2006年為1.11;2016年則為1.08,這一比例在1976至2001年期間逐步改善,但期後卻漸走下坡。 離婚與再婚對公營房屋政策影響極大,皆因這些家庭多集中於收入組別中的下半層。換言之,不但「有產階級」的房屋需求有所增加,缺乏經濟條件的「無產一族」也不例外;離婚與再婚數字上升,且其中多為未能負擔不斷漲價的私人樓宇的家庭輪候公屋時間頓然大大延長。 時下不少年輕人不願與父母同住,或有意自組家庭,卻苦於缺乏經濟條件,無法沾手私樓市場。 戶主的婚姻狀況無論屬初婚或再婚,在現行公屋分配政策下並無區別;公屋租戶離婚或再婚,均可重新申請公屋單位,因而暗藏鼓勵缺乏經濟條件租戶離婚及再婚的誘因。除非當局免除此一誘因,否則增建公屋只會助長補貼離婚及再婚,進一步增加對公屋的需求。要真正滿足缺乏經濟條件者與日俱增的房屋需求,必須先行檢討公營房屋政策。 曾蔭權當政時期,為優先照顧貧窮長者,已令公屋輪候時間增長。2011年,本地65歲以上住戶已有近半數正租住公屋;現時在公屋編配方面,長者大致上可算獲得充份照顧,最感不滿的實為年青一眾。 話雖如此,若以增建租住公屋解決房屋短缺問題,則是大錯特錯的政策,決不應令公屋政策變成助長以離婚、再婚方式耗費公帑,房屋政策應以協助住戶置業為主要(縱非唯一)目標,而合資格申請公屋者應只可一生享有一次福利,令已享福利者在家庭破碎前三思而行。 資助自置居所的房屋政策有利於穩定家庭關係、培育子女、促進工作意欲、增強社會凝聚力,並可縮窄不同階層因物業財富差距而產生的政經鴻溝。 政府房屋政策不應只著眼於增建單位,以解決住屋短缺,而必須正視房屋需求日增的一大根源:離婚與再婚。要解決房屋短缺,又避免同時令問題惡化,必需為市民大眾提供自置居所的機會,而非僅僅提供租住單位。 要減少由離婚與再婚帶動的房屋需求,需將現有出租公屋,特別是1997年後建成,與及租者置其屋(租置)計劃內仍未售出的單位,出售給現有租戶,將單位私有化,此舉除可大大消減公屋住戶的離婚意欲,同時亦於減輕經濟分化問題上跨進一大步。   財政預算與社經發展 香港人口正急促老化,一日未能大事改革入境政策,則只能繼續依賴未有增長的勞動人口,去負擔未來數十年不斷增加的長者人口。醫療、社會福利的公共開支,佔本地GDP比例亦只會持續向上。 特區政府近10年來財政盈餘豐厚,但要應付公共開支日增,必須重新檢視現有收入基礎。財政盈餘如此可觀,全賴土地和物業價值大升,對資本收益與經常性收入均大有裨益。然而樓價升勢還能維持多久?即使仍能維持穩定,來自土地與物業的收入漲幅亦有盡時。 另一方面,來自個人薪俸及中小企業的稅收,在整體稅收中的比例不但難望提高,更有收縮之虞。工資增幅有限,相關稅收又怎會大幅增多?從圖2顯示的兩種現象可見一班:一)實質工資增長放緩;二)工資分佈下層的增長率較頂部緩慢。 1976至1996年的20年內,男性實質工資增幅每年平均為4.5至5.5%,而1996至2016年間,增幅則只有1至2%,銳減原因固然與亞洲金融風暴有關,另一要素乃由於在全球邁向知識型經濟的過程中,工作人口中人力資本增長下滑。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工資增幅與工資水平息息相關,假以時日,形成工資分佈集中於底端的現象,亦即工資低於平均水平者佔較高比例。此一趨勢若在現行稅制下持續(可能性甚高),則本地稅基只會更形狹窄。 投資教育顯然有助於未來持續增長,不過須待一二十年,才能取得實效。政府總開支佔GDP比例勢將有增無已,然而薪俸稅和利得稅收入卻難望增加。要平衡政府財政預算,今後長時期內只會日益依靠土地與物業相關收益。...

投資倫敦,瞄準國際知名但新房稀缺的富人區

投資倫敦,瞄準國際知名但新房稀缺的富人區

熟悉倫敦的朋友,大概都會知道,富勒姆(Fulham)是倫敦的傳統富人區,東、西、南三面泰晤士河環繞的富勒姆(Fulham)區北臨肯辛頓、切爾西和騎士橋,生活在這裡,在倫敦意味著富貴,就像紐約的上東區、洛杉磯的比華利山。   富勒姆區緊貼倫敦頂級富豪名媛居住地肯辛頓-切爾西 ( Kensington and  Chelsea ) 。區內有公立小學39所,12所公立中學,5所兒童康樂中心及幼兒園,5所特殊學校,6座圖書館以及占地231公頃的多個公園及露天公共場所。   而英超球迷們對富勒姆估計也不會陌生,切爾西足球俱樂部的主場便位於主場位於富勒姆區鄰近泰晤士河的斯坦福橋球場。這裡還有一支英冠足球俱樂部——富勒姆足球俱樂部。   富勒姆區居民有44.9%的英國白人,其他種族白人占約19%,亞洲人占4%,中國人占1.7%。據調查,16-64歲之間的居民占75%左右,高於英格蘭和威爾士及倫敦平均水平。該區的在職人數占66%,普遍高於倫敦和英格蘭平均水平,失業率低。只有5%的居民處於失業狀態,其中應該包括不少家庭主婦。另外有16%的居民在職業、科技及技術領域工作。   富勒姆區公寓價格從每平方尺1000英鎊到1,500英鎊,相較于售價高達每平方尺1,800英鎊以上的毗鄰切爾西(Chelsea)區,該區的升值空間似乎更大。業主及租戶主要為金融和法律專業人士,雖然該區的買家大部分持有英國國籍,但歐洲買家的數量也正不斷增加,這些買家尤其關注家庭住宅市場。該區擁有頂級名校,包括南肯辛頓(South Kensington)French Lycée 的預科“直屬”學校,所以也很受法國買家的歡迎。   現在富勒姆的南部沿河地區正在進行大型復興工程,興建公寓、房屋、零售商店和餐館,未來還將興建沿河步道、自行車道和公園。...

研究部資源或減少(亞新社)

大行研究報告的產品化趨勢

大行報告似是呼風喚雨,對市況、股份有點石成金之效,但這情況往往僅在股市交投暢旺、市場資金風險胃納稍為提升時才偶爾出現。君不見,一旦股市買賣兩閒,投資者無意加倉的話,大行的股份推介,很多時都毫無效力可言。 投資銀行研究報告對市場影響漸低已是行業趨勢。當主動基金式微,ETF抬頭,反映更多投資者只顧賭指數,股份分析重要性無形中下降。全球資訊泛濫,網媒冒起造就更多來歷不明專家成為真正「專家」,他們有時運用反主流分析框架,往往大有市場。最後,投行沿用多時的研究部經費模式備受監管掣肘,由以往屬於給予客戶一站式服務的一部分,愈來愈有自負盈虧壓力,投行研究部遂變成一盤難有盈利能力的生意。 研究部資源或減少 《金融時報》報道全球經紀行及大型金融機構寄發出的研究報告電郵,每周有4萬個,惟真正獲接收者開啟及閱讀的最多5%,換句話說,每周有九成半研究報告是形同自製廢物,真是可憐分析員一番心血。研究部幾乎是毫無盈利能力可言,但作為投行,研究報告又是不可分割的市場推廣。頗多原本名不經傳的投資機構最初靠研究部,憑精闢觀點一炮而紅。但監管是一大障礙,股市成交及市場交易模式之變,業界料全年金融機構花於研究部開支,由每年約160億美元逐年錄雙位數跌幅。問題更糟、更為營運模式響警號的是,歐洲監管當局很快實施新規定,變相引入用者自付模式,研究部所獲營運經費不能靠來自客戶佣金中撥出補貼,即投行報告變相被界定為可銷售產品,而再不是半賣半送。 新規定只適用於歐洲,惟全球市場連貫性及大型機構跨國業務覆蓋,即使美資大行向歐洲客戶提供服務同要遵守。用者自付模式關係,大行報告由變相公共資源而漸難獲取。有大行改用發放模式,每次按要求向客戶發出一次性密碼供細閱報告,計算顧客佔用資源及服務作為將來收費統計,有基金大戶索性另組研究部門。對投行研究部來說,很多已在報告題材、格式等創新,適應將來用者自付模式,該等創新模式包括更多運用大數據、甚至聘用心理學專家,掌握讀者喜好。研究報告產品化,自負盈虧模式對報告質素影響難料。作為大機構內豬頭骨一部分,除非市況續好景,否則研究部所獲或資源不斷減少,造就的將會是更多獨立研究機構的出現。 原刊於《am730》,獲作者授權發表。

香港的規管限制是延誤土地供應與發展的一大因素。(亞新社)

未來五年土地與房屋政策之我見(上)

縱使早前增加懲罰性印花稅稅率,房屋價格卻依然再創新高,足證以規管措施為樓市降溫根本無濟於事。面對房屋單位嚴重短缺,需求管理措施只徒具形式,要窺探住屋短缺程度,可根據新家庭累計數字與近30年來新落成單位的差距,加以推斷。 1986至2016年期間,香港累計婚姻達1,745,000宗,建成住宅單位總共1,572,000個。假設拆卸單位佔新供應一成左右,則淨增長單位僅得1,414,000個。 近30年來,按落成單位數字計算,房屋供不應求的程度實在嚴重,樓價飆升、私樓劏房激增都是必然結果。至於量化寬鬆、低息環境、內地買家、炒賣成風等,均屬影響因素,但並非導致動香港房屋短缺的主因。 如何清理積壓的供應短缺情況,滿足對住宅的持續需求,乃是候任特首政策上當務之急,必需換個新角度,全盤了解近30年來房屋供應持續短缺的「複雜成因」。 這棘手複雜的問題背後實在有太多的原因,不能只歸咎於任何單一因素:前任特首曾蔭權未能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地產發展商貪得無厭,囤積土地;政府奉行高地價政策;以至裙帶資本主義甚或金權政治等。 本地土地與房屋所以持續短缺,主因在於當局未能掌握中國對外開放與全球經濟融合對香港影響之深,社會繁榮昌盛,大大推動房屋需求,樓價隨之飆升;形成「有產階級」與「無產一族」之間在物業財富上的巨大差距。縱使「無產一族」缺乏經濟能力,但對住屋亦有需求,當局昧於需求升勢,自然忽視大幅增加土地供應的逼切性。   增加土地供應 1945至1995年,美國雖歷經半世紀繁榮,但房地產未見升值,房屋需求增長的同時,透過增建房屋及較大單位(或由市區遷至郊區)方式滿足需求,實質樓價一直維持穩定;1990年代末樓價開始飆升,及後漸見調整,十年後終告大跌。 美國樓價曾經長期處於穩定狀態,為何在1990年代末趨升?哈佛學者Edward Glaeser的解說實堪足信。始於1980年代的全球經濟融合,造就前所未見的經濟繁榮,加上美國政府放寬按揭貸款規例,在增強置業意欲的同時,亦使房屋需求增加;規劃與建築規管措施卻拖慢發展步伐,房屋供應量追不上需求升勢,樓價遂於1990年代末急速上揚。 Glaeser發現,在規管特別嚴格的城市,例如波士頓、紐約、三藩市,樓價升幅尤其厲害。規管要求日增及繁複化延誤發展;規管成風更令各種利益團體有機可乘,針對個別發展計劃進行遊說,以期拖慢發展進度。 香港的情況亦類同,規管限制也是延誤土地供應與發展的一大因素。本港主要土地供應來源有三:一)填海;二)市區重建;三)改變新界綠化地和棕地用途。 填海與市區重建其實早已變得次要,前者步伐慢似蝸牛,後者則因市區高度發展而舉步維艱。要另覓新土地,唯有改變新界土地用途,但這方面的進展亦障礙重重。 有關釐定改變新界土地用途補價方面,政府的基本準則是徵收升值的100% 作為補價,而升值是根據政府評估「發展後」價值與評估「發展前」價值的差別。雖然做法正確,發展商與政府在評估價值方面卻屢有分岐,是以不乏發展嚴重延誤的情況。 分歧每在評估「發展前」價值上出現。自從法庭就1983年「生發案」(Melhado Case)作出裁決之後,新界土地不再限作農地用途,地價因而高於純作農地的價值。此等用途不可包含任何建築物,但可用作例如露天存放場、貨櫃存放場、停車場等,為簡便起見不妨一律統稱為「生發」用途。由於土地的「生發」用途因地點或時間而異,難免在評估上出現分歧。 隨着時日變遷,土地「發展前」價值大幅上升。航運貨櫃化以及中國對外開放,令貨櫃存放場需求激增,近期在深圳上市,市值達250億美元的順豐速運,率先受惠於新界土地用作「生發」用途的機遇。若沒有此等用地(所謂「棕地」),香港的物流業當嚴重受損。 應課補價另一分歧之處,在於評估「發展前」價值。政府計算評估「發展前」價值時,往往假定有關土地已清理妥當,實際上卻非必然如此。土地上或已有具經濟價值的建築或結構,牽涉拆卸的額外代價,政府對此視若無睹,補價估值過高,難令發展商接受。...

首季藉互聯互通流入港股資金逾千億元。(亞新社圖片)

股票期權三兄弟

內地資金不理好醜,追逐徒具概念欠缺盈利支撐、甚至莊家打手借助社交平台與傳播媒體散播似是而非推介評論引散戶入甕以達散貨的股份,除反映市場資金氾濫欠出路的資產荒問題,亦反映市場羊群心態,我們不能怪內地散戶羊群被市場莊家騙得多,總有物極必反、迷途知返一天,投資不止為賺錢,低息環境買股票收息自然較買已高處不勝寒的國債、房地產更符合風險回報效益,為投資組合對沖亦屬市況波動有所不測預期下之不時之需。   豐富的產品線 首季藉互聯互通流入港股資金規模已過千億元,引證中資資金加倉港股之說,港股首季反反覆覆也累升近一成,不能不歸功於內地錢,深港通開通不足半年,日均使用額顯著提升,首3個月已在港投入逾200億元,更勝滬港通推出初期表現,在在證明渠道有效。 港交所(388)作為港股唯一終端交易平台,有必要配合中港互聯互通機制、開拓投資者層面外,豐富產品線,盡用場內獨市交易平台之利。有消息指「債券通」最快可於7月宣布開通,提供更多資產類別供選擇,不再獨沽一味股票、股票和股票,讓市場資金按風險胃納與市況分流,建立更平衡投資組合,協助投資者分散風險。猶記得05年安碩A50中國指數基金ETF(2823)面世後,市場成交低迷,市場沒幾位股評關心這隻ETF,當年上證綜合指數待跌見998點才見底,此後表現一飛沖天,2823即聞雞起舞,頭也不回,當年不少洞悉內地市場脈搏的投資者一直在A股見底時收集。時至今天,很難說究竟港股是否可經歷第二季較像樣反覆整固後再衝上雲霄,惟在波動市中用正股無論是單邊陣式與原地踏步之勢,都有方法趨吉避凶。投資者慣於港交所買賣股份,惟真正高手都在期權市場,單是首兩個月,股票期權成交升15%,佔同期衍生產品成交量45%。在港交所衍生產品市場可供買賣股票期權類別名單中,合約買賣單位等於多於一手正股股數的有19隻,如正股買賣單位以每手1,000股的中廣核電力(1816)及每手200股的友邦保險(1299),相關期權合約買賣單位分別為10,000股及1,000股,對應正股買賣單位的10倍和5倍。

剛於昨天新登場的3隻藍籌股股票期權類別:吉利汽車(GAH)、領展(LNK)及瑞聲科技(AAC),合約股數分別為5,000、1,000及1,000股,對應正股買賣單位手數之1、2及2倍,領展期權更是港交所首隻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期權,連同上述新加入藍籌股中最炙手可熱的三兄弟,港交所衍生產品市場可供買賣股票期權類別達87隻,覆蓋90%恒指成分股,絕對可滿足以小量資金靈活運用多種策略考眼光兼放大回報為目標的投資者。   原刊於《am730》,獲作者授權發表。

中美貿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這的確是客觀事實,但是,這主要是全球產業布局、國際分工以及中美經濟結構和發展階段不同所致。(Pixabay)

滙率操縱指控不是答案

中國會否被美國指控為滙率操縱國?謎底即將揭曉。美國財政部按慣例將在4月15日發布特朗普就職後首份《國際經濟和滙率報告》,評估主要貿易伙伴的滙率政策。全球經貿、金融界人士正密切關注事態進展。 滙率問題已成為近來中美經貿關係的焦點。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多次揚言,上任首日就將指控中國為滙率操縱國。3月底,他重申,其「中國就是滙率操縱的『總冠軍』」的看法沒有變。我們希望,剛剛結束的「習特會」,能有助於雙方在此問題上充分交流,在未來謀求共識。 其實,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操縱滙率,美國有其自定的標准。判定滙率操縱需滿足三個條件:與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經常項目盈餘占其GDP比重超過3%;持續實施單邊外滙干預,通過買入外國資產促使本幣貶值,且買入規模在一年中達到其GDP的2%。   中美兩國已結成「命運共同體」 按此標準,很難得出中國是滙率操縱國的結論。中美雙邊貿易順差雖遠超200億美元,但已經在逐步縮小;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已從2007年約10%的峰值顯著收窄,降至2016年的1.8%;最近一年多,中國央行在外滙市場賣出大量外滙儲備,避免人民幣過度貶值,操作方向與構成操縱的要件恰恰相反。因此,2016年10月,奧巴馬任期內最後一份評估報告,並未指控中國為「滙率操縱國」,並指出,中國支撐人民幣滙率的努力是為了防止本幣快速貶值從而傷及全球經濟。 美國數任前任財長,從勞倫斯·薩默斯(Lawerence Summers)到剛剛卸任的傑克·盧(Jack Lew)等都指出,當前中國並不符合滙率操縱國的標准。當然,變數猶存,特朗普素來不按常理出牌,況且他在競選期間和上任後頻頻就滙率問題向中國發難,中方應做好預案。 操縱指控其實並非美國新招數。從1988年開始,美國財政部每年兩次就國際經濟形勢和滙率政策向國會提交報告。從1992年至1994年,中國曾五次被指控滙率操縱,但美方並未實施貿易制裁;此後,在人民幣漸進升值期間,美方一直認為中方人為壓低人民幣滙率,但均未貼上滙率操縱的標簽。其實,在WTO多邊框架下,美國也未再將任何國家列為滙率操縱國。 說到底,滙率操縱指控是「表」,美國急於縮減大幅貿易逆差才是「裡」。中國是其貿易逆差的第一大來源。據美國商務部統計,目前,美國貨物貿易逆差中,約47%來自中國。但是,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並不能扭轉中美貿易失衡。倘若美國以指控中國滙率操縱為由,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懲罰性的高額關稅,反而可能激發貿易戰,甚至等於「經濟斷交」,這不僅對中美而言將是「雙輸」的結局,還可能損害尚在艱難復蘇中的全球經濟。 中美貿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這的確是客觀事實,但是,這主要是全球產業布局、國際分工以及中美經濟結構和發展階段不同所致。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中方在貨物貿易上是順差,在服務貿易方面則是逆差。人民幣滙率並非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實證研究證明,人民幣貶值已不能起到刺激中國出口的作用。中方也無意於此。相反,改善貿易失衡一直是中國的政策目標。努力改善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不是中國屈從外部壓力的結果,因為它不僅符合美國利益,也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 中美雙方均應客觀分析雙邊貿易失衡的復雜成因,並在平等對話、溝通協商的基礎上相向而行,采取改善貿易失衡的建設性措施。否則,滙率操縱問題就可能成為年復一年籠罩在中美經貿關係上的烏雲。 對於中國而言,需要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金融等服務市場,進一步降低貿易壁壘、特別是服務業壁壘。治本之策則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只有如此,中國才能降低對外需的依賴,在擴大內需的同時,提升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商品和服務的進口需求。中國企業擴大到美國直接投資,不僅有利於緩解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還可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此外,中國還可加快人民幣滙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增加滙率彈性,以免授人以柄。斷不可一遇衝擊,便暫停改革。 對於美國而言,特朗普希望振興制造業,改善貿易失衡,更應該求助於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國際協調。美方應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特別是擴大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而不是動輒訴諸貿易保護主義,哪怕以此作為談判籌碼也將損害彼此信任。 中美經濟關係,尤其是近6000億美元的兩國貿易額,是兩國關係最堅實的「壓艙石」。這種關係經近40年努力方才行成,應倍加珍惜。滙率問題前景取決於中美各自宏觀經濟前景。倘若中國經濟增速不斷探底,美元又持續走強,貿易爭端就將激化。為避免這種不利局面,雙方均應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推進結構性改革,一道走向繁榮。滙率爭議其實表明,中美兩國已結成「命運共同體」。 原刊於2017年4月10日出版的《財新周刊》第14期社評,獲作者授權發表。

如果西蒙斯當年闖蕩的是A股而不是美股結果會怎樣呢?(wikimedia commons)

書中自有黃金屋:現代西洋新版本

美國著名數學家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1988年在他學術生涯的顛峰闖蕩華爾街,轉行基金經理,創立文藝復興科技公司,運用他的數學專長,建立風險投資的數學模式,結果其旗下的大獎章基金(Medallion)取得34%平均年回報的驚人成績。投資回報率高過有金融大鱷之稱,大家熟耳能詳的索羅斯,及有股神之稱的巴菲特,使這位書生驟然以140億美元身家晉身全球福布斯富蒙榜,在2015年排名第76位。這位以書生而富豪的數學家真正中國傳世箴言,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現代西洋版。其實我們的這一傳世箴言原意只是勉勵生員,習得治世術,售與帝王家。就是努力讀書,功名成就,取得朝廷垂青榮寵,升官發財,晉身統治階層。也不管得黃金屋是統治精英搜刮而來的了。西蒙斯依靠的是自己的無尚智力,在自由市場奮力搏擊而取得這輝煌成就的。從這一意義上說,西蒙斯書中的黃金屋更有意義。 在羨艷西蒙斯之餘,不禁在腦海中出現這樣的問題:西蒙斯如果在中國,如果闖蕩的不是華爾街而是浦東的股票市場能取得成功嗎?或者說中國的學術精英能夠全靠他們的智力如西蒙斯般取得黃金屋嗎?   支撐彪炳學術成就的聰明頭腦和自由市場的夢幻結合 西蒙斯是頂尖的學者,這位畢業於MIT即麻省理工,在伯克利加洲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學術精英是專攻幾何學的數學家,曾與著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共同創立「陳-西蒙斯規範理論」。這一理論被廣泛運用到從超引力到黑洞的各大科學領域。因為在多位平面面積最小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証明了「伯恩斯坦猜想」中N維的第8維,同時成為「佛拉明的高原問題猜想」的有力証據而獲得每5年一度的「全美數學科學維布倫獎」。總之,他的學術成就具世界水平,稱得上殿堂級的大師。 在學術生涯達至顛峰的時候,西蒙斯萌生向其他領域發展再創奇跡另攀高峰之念。向什麼方向沖擊?據說這位卓有成就的學者當年曾向身兼師友的陳省身教授征詢意見:向政界還是向金融界?陳認為向金融界更合適。確實,以西蒙斯的學術背境,金融界尤其是証券投資,才有致用之地。政界與數學關係何有哉?勉強找尋也只是民調與政治有些關係,而民調是要用些數學的,但這只是數學的初淺應用,何須數學大師。同時從事民調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從政。當初西蒙斯如果進入政界,即便他也真的闖出名堂那也只能說他本身另有稟賦,與他所學,與他己有的學術成就並無直接關聯。同時美國作為政界人物,因為權力己剔除搜刮利益以為己有的功能,西蒙斯絕不可能嬴得黃金屋。同時,更重要是西蒙斯用武地方的選擇。如果西蒙斯闖蕩的不是紐約的華爾街而是上海的浦東(上海証券交易所設於浦東,會有什麼結果呢?   誰是A股的嬴家? A股設立至今大約四分之一世紀,與華爾街作為自由的証券市場不同,它是政府一力主導,嚴格控制的市場。市場的贏家也基本由政府欽定。除去下面將提到的一些特別群體外,其他人很難在A股討得便宜,更不用說如西蒙斯般以秀才而富豪了。 什麼人能在A股成為贏家呢?首先是屬於政府建制的証券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他們控制政府提供的龐大資本,掌握大量証券交易極為重要的資訊。這些人所以能晉身高位靠的自然不是學術成就,他們的工作也不需要高深的學術背景,總之他們成為浦東A股贏是拜中國今天政經結構之賜。西蒙斯如進軍浦東,無疑不會是這類人的一員。 第二類贏家是被政府選中的商界成功者。這裏不評論他們如何成功。這些人可以作為發行人,一朝上市除了大量圈錢還身價暴增。同時他們還可以成立基金,以他們在商界的地位呼風喚雨,在証券市場大賺特賺。這也與學術成就幾乎沒有關係。 第三類可以說來自草根屬建制以外的人氏。但絕不是單打獨鬥的大眾散戶。他們有些像中國傳統中的農民領袖,有能力聯絡一大群追隨者,集合可觀資本,類似古時英雄好漢,呼嘯山林,在A股進行一些處於灰色地帶的活動。比如做莊交易等等。如果成功又沒有被政府祭旗則成民間股神,但中國股神不好當,有可能若干時候後被藉沒家財甚至陷牢獄之災。近期中証監以十億計的罰款就是例子。這類英雄好漢成功也是不須學術背景的。   假若西蒙斯闖蕩浦東 A股的成功人士根據以上分析或是建制中人,或是建制外的草根好漢,嘗未聞中國的學術精英作為獨立主體,闖入浦東並取得成功的。不妨提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西蒙斯當年闖蕩的是A股而不是美股結果會怎樣呢?(當年這又需添加一個假設,A股在1988年就已有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後的結構) 1957年反右時毛澤東到上海,召集上海文化界名人座談。有一位叫羅稷南問紅朝太祖,要是魯迅活到今天,他可會怎麼樣?毛主席很坦率地答道,要麼識大體,不作聲了;要麼關在牢裏。 同樣是假設性的問題,假如西蒙斯當年闖蕩的是浦東,我看或者破產了;或者關進大牢了。 不是嗎?被稱為歐洲股神的安東尼‧波頓退休後受中國証券市場吸引,複出江湖,意圖以中國股票再創奇跡,結果殺羽而歸,動搖一世英名。原因何在?中國股票陷阱處處。最要命是上市公司披露的資訊多有砂礫造假。你當它是真確無誤的Information,卻其實人家給的是演義居多的Story。豈能不輸個精光。至於觸及刑律也非聳人聽聞。俄資的伊世頓公司就是例子。這家俄國公司在2015年前後三年在中國指數期貨市場贏了十多億,被檢控操控期指市場而被定罪。安東尼‧波頓與伊世頓毋寧說都有西蒙斯的影子,都不屬上面所說的A股贏家類別,又自忖有在市場致勝之道,結果又如何?  ...

錢穎一(左)和庫克(右)對話

蘋果CEO庫克談創新與創業

編者按:2017年3月18-20日,主題為「中國與世界:經濟轉型和結構改革」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年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在18日上午的環節中,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和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上演一場重量級對話,這是兩人自2014年在清華經管學院對話後的第二次公開對話。以下為現場實錄。 錢穎一:十年前iPhone改變了世界,十年來你在蘋果學到了什麼? 庫克:蘋果60%收入來自美國,現在蘋果更加全球化。 錢穎一:近期蘋果股價創新高,你表示過對蘋果未來充滿信心,你的信心來自哪? 庫克:我們不是很關注股價。我們的信念是關注自己的核心任務,生產出全世界最好的產品來豐富人們的生活。蘋果成功的核心秘訣是人才和文化。蘋果的人才和文化一如既往充滿創新,所以我有信心。我們的服務業務增長很好。還有一些正在籌劃的業務,但現在不方便透露。 錢穎一:你曾經說過增強現實(AR)對於技術行業和蘋果是下一個技術,你能不能講一下如何看增強現實(AR)? 庫克:AR不是割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是更好促進人們的聯繫,但需要傳感器、電池等技術的研發。遊戲的AR應用不是我理想的應用,而是還有更有價值的應用,比如教育等,這是蘋果追求的目標。但這需要現有技術有一個飛躍的發展。 AR不是一個產品,很多設備可以擁有AR的功能,是跨設備的技術,不僅限於遊戲,未來會充滿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錢穎一:什麼時候會有AR方面的突破? 庫克:不太想透露,但這需要時間,來有一個跨​​越的發展。 錢穎一: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AI)呢? 庫克:與AR(增強現實)不同,AI已經廣泛應用到我們的生活。如果使用iPhone,鍵盤能自動預測你要輸入的詞,能預測你要聽哪首歌。 iPhone的電力管理系統能學習你的使用習慣,增強待機時間。有人會對AI有恐懼,代替工作崗位。但技術會顛覆,也會創造。 AI對人類來說是個福音。比如在醫療領域的應用,在汽車和火車等交通工具的安全性。技術的顛覆和創造需要來平衡。 錢穎一:聊聊在中國新建的兩個研發中心吧? 庫克:中國的人才是中國的實力所在,希望有機會與中國人才有更好的合作,在中國的研發中心能更好的與中國人才合作。在當地建立研發中心,或者與清華大學這樣的機構合作,能更好的促進與中國的合作,以及促進中國的創業創新。 錢穎一:蘋果不僅是製造和設計企業,也是互聯網企業,中國政府出台了相關文件,促進和規範數字經濟的發展。蘋果怎麼看? 庫克:比如蘋果支付讓支付更加便利,安全性也比較高,保護個人隱私。互聯網服務能夠帶來更大的社會效應。還有蘋果音樂,音樂是對人們的抑鬱情緒最好的療法。這些事蘋果一直在做的,讓人們的生活更還便利。 錢穎一:數字支付中國比美國都快,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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