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歌手或樂隊利用眾籌來籌集錄製唱片的資金已不是新鮮事。外國出名的眾籌平台如 Kickstarter.com 裏有不少項目都與音樂有關，另外，不同的地方亦有一些專為音樂眾籌而設的平台。

香港是一個極度開放經濟體，對外圍經濟變化是相當敏感，以現時各大經濟體的疲態，今年香港經濟肯定冇運行。

兩元長者乘客優惠需政府撥款十億元，有人會問十億是多少錢？其實大家應想想它對社會有何實際幫助才是，甚至發現其效益是可以通過量度而得知的。

端視歐羅前景，還看德法兩岸國未來能否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整合及強化其領導地位罷！

美國人要重視社會基石，要建立國民間的盟約 covenants 彼此要互相貢獻，這是200多年來最大的危機，中國要有前車之鑑，發達經濟體可以如此演變，發展中國家要提供何種建議，才能將「新型大國關係」發展得好呢？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競爭法莫名其妙，上世紀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高斯曾這樣批評美國的反壟斷法：「加價法官說是壟斷，減價法官說是壓價，價格不高不低又說是合謀。」

隨着人民幣匯率及利率波動減少，市場信心進一步增強，將促使更多境外央行增加人民幣外匯儲備，投資者也願意更多地持有人民幣資產，預計人民幣國際使用將會繼續增加，在所有貨幣支付的佔比也有望不斷上升。

究竟是一代不如一代呢，還是江山代有人才出？   這是歷久不衰的爭論。尤其潮流興世代之爭，出來加一把咀的大不乏人。近兩年，青年政治新星不斷湧現，繼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後，又有學聯的幾位大學生，近來則有立法會補選得到6萬多票的本土派梁天琦（按：他和我沒有血緣關係）——於是，不少人走出來意圖解釋這現象。   誰說年輕人為薪酬參政？   經濟學界前輩說部分鼓吹港獨的「廢青」有人格障礙，我身邊沒有這方面的專業朋友，所以不能予以評論；亦有專為年輕人「起機」的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說年輕人是為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薪酬吸引而參政，更舉例指：「區議員薪酬是大學畢業生起薪點的兩、三倍。年輕人爭相從政，享受在鎂光燈下且合法成為民選議員，我能理解他們的興奮。」   年輕人真的為了薪酬而參政嗎？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個供應的問題。我們要看的是，議席相對其他職業是否愈來愈吸引。   2008年至2012年間，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中位數幾乎沒有變過，相反立法會議員卻愈來愈尊貴，月薪由7萬元左右，升至8萬多元，升幅超過10%。另外，青少年（15至24歲）的失業率，在這幾年間都維持在10%以上。   雖然議席看似變得更吸引，但亞太研究所的研究助理替我翻查立法會資料，發現2008年和2012年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平均年齡幾乎一樣（都是55歲），最年輕的議員都是32歲。而且，印象中這兩屆參選人士的平均年齡不是特別年輕（2012年的參選人士平均年齡約43歲，2008年的數據因時效問題已不能在政府網上找到，但從各政黨名單的組成來看，其平均年齡應不會與2012年有太大差別）——更吸引的薪酬並沒有令更多年輕人在2012年參政。在對年輕政治新星的需求沒有大變化的情況下，從供應的角度解釋年輕政治新星的湧現似乎有點牽強。   既然不是供應，那便是需求的問題。為什麼年輕的政治新星愈來愈受歡迎？是因為大家對舊有政黨固步自封十分不滿？還是如該雙料議員所言「社會流動性低、樓價卻持續高企」令年輕人不滿日增？這些問題我還是留給她的智庫努力研究吧。   原刊於《am730》，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亞新社）

政府於周一的扶貧委員會會議討論三項貧窮線修訂。   第一、將公屋福利納入住戶收入計算，並將這項福利設上限。 第二、加設一條以開支為基礎的貧窮線，以住戶開支中位數一半劃為分界，以辨別「收入貧窮，開支不貧窮」的住戶。 第三、加設一條扣除住屋開支後，住戶可動用收入中位數50%為新貧窮線以作比較。   雖然政府傾向接受第一項修訂，但由於涉及公屋福利轉移至住戶收入，變相將部份公屋戶技術性「脫貧」，引致基層出現不少反對聲音，認為政府企圖誇大扶貧力度或減低未來福利開支。   爭議難解 修訂終未通過   至於第二和第三項修訂則涉及不少技術性問題，例如住戶開支調查只是每五年進行一次難以為扶貧政策作出迅速的評核，而住戶開支也難以準確計算，可能引發更大爭議。因此，在扶貧委員會會議上，三項修訂均被大部份委員反對而最終未能通過。   其實，這次扶貧委員會的結果是可以預見，因為不少國家定下官方貧窮線後便很難作出大幅修改。以美國為例，其官方貧窮線是設於60年代初，至今仍為政府採用。雖然在2010年，美國統計處提出一個「補充貧窮量度方法」（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SPM）但其目的只是提供另一個量度貧窮觀點，希望能夠更適當地反映現時社會和經濟現實及政府政策。   筆者不是事後孔明，當官方貧窮線落實後，一旦提出修改，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技術或理論，而是牽涉社會上不同層面的利益和政治角力，要修訂官方貧窮線，難度極高。現時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將三個修訂作為未來的 SPM，這可以減低社會對修訂的阻力。  ...

今年1月中，索羅斯在世界經濟論壇中唱衰中國經濟，很多人猜測他此舉是為沽空人民幣造勢。倘若如此，三個月已經過去，人民幣不但沒貶，還緩緩升值，索羅斯可能已因錯誤判斷而中招，但我不知他炒賣多少，所以也不知他虧了多少。

同人唔同命，同場唔同價。夜場，男女收費不一；商場，大小租金有異。Ladies’ Night 優惠女士，為吸引人流到夜場消費；Anchor Store 優惠名店，為吸引人流到商場購物。

政府與地產商可倣效南韓建設東大門市場的方法，提供相對低價的展銷場地。香港院校已有不少設計系的畢業生與學生，若有場地，可供他們發揮才能，也可刺激香港沉悶的服裝零售業。

借助語言和地理優勢，今天斯里蘭卡有意發展首都科倫坡，打造成為杜拜及新加坡之間的南亞金融中心，支持一帶一路計劃，扮演印度洋海域的核心樞紐。……然而，話題之中，亦傳來驚人的一則，就是請求取消80億美元貸款，換取斯里蘭卡公司股份。

2012年當地每十萬人有28.9人自殺，比例長期高踞世界第二。南韓人心中似乎十分愁苦。

對於所謂的自願當娼，一個女子要走到這個地步，一定是有種種難言的苦況，也許是有經濟困難，也許是一時迷失，而嫖客利用她們的困境買春，這種乘人之危的行為，文明社會不應坐視不理。

香港求變有兩個方面，一是要定下方向、定位、戰略，並且要解釋，不是簡單地定出什麼中心、什麼產業便算數。另一方面，港人要自求多福，主動爭取。

傳媒做標題黨吸引讀者無可厚非，但所問非人加上胡亂分析誤導大眾之餘，也叫怕惹上官非的小商戶心驚膽顫。可悲的，是這種打擊奸商的報道有其市場。更可悲的，是敢言的專家學者大有人在，勇於作出一些「跨學科」的判斷。信奉權威的記者照單全收，好心做了壞事。

在貧民窟長大的黑人經濟學家索維爾（Thomas Sowell）嘆道：「黑人家庭熬過了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種族歧視，但卻因福利主義而土崩瓦解。」健全的家庭是人類社會的核心組織，也是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支柱。拆散窮人的家庭，又怎能幫他們脫貧呢？

粗放模式的經濟的特點，是「三高」和「三低」。「三高」指資金和原材料的高投入、能源的高消耗高排放（環境污染高）；「三低」指低質量、低創造（高仿造）、低效益。

市場開始出現美國將會在今年內掉頭減息的預期，認為聯儲局將會再次加入全球放水央行的大隊，走回重新推行量寬的路上。

年青一代的悲觀心態並不純粹源於世代間的社經鴻溝。對成長於後現代紀元的新世代而言，他們這種悲觀心態也植根於其中的文化氣息。

年青一代的悲觀心態並不純粹源於世代間的社經鴻溝。對成長於後現代紀元的新世代而言，他們這種悲觀心態也植根於其中的文化氣息。

會否中國人特別容易滿足，容易被騙？也許吧，但這並不重要，因為只要他們挺滿意現狀，社會便能夠和諧穩定。

PPP 模式需要一系列改革為其護航，諸如放開市場准入，理順市政公用領域價格體系，完善財政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管理和預算管理，優化相關稅收政策，更重要的是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今天中國面臨一些嚴重的經濟問題，就是 GDP 增長的速度降低。本文的目的，第一是分析問題發生的原因和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第二是指出 GDP 短期波動的原因和對策與長期發展的不同。

金翅憤怒鳥，將對「香港因素」有政治及經濟兩大啟示作用。

筆者對整個社會的變化感到非常悲觀，一旦這種兩極化情況持續，香港便會像澳門一樣，想翻身真是難過登天。

筆者覺得人民幣債券仍有一定程度的投資價值，與人民幣定存比較，它亦算是較為高息的低風險產品。

一帶一路名單有65國之多。很多是經濟水平不高的國家。這類國家對中國的過剩產能類別相對經濟水平較高的國家自然有更大的興趣。但是中國如果向這類國家實施投資計劃，可能遇到比日本更棘手的問題

某些條件下，死刑未必有阻嚇力，效果更可能剛好相反。例如，一個已殺了人的在逃兇犯是很危險的，他若被抓到便要面對死刑，但他就算再殺多人，同樣也是死刑，多殺一些人的邊際成本是零。倘若多殺人可助其逃脫，既然有好處，又不用額外付出成本，他們容易惡向膽邊生，自然會多殺人。

一帶一路名單有65國之多。很多是經濟水平不高的國家。這類國家對中國的過剩產能類別相對經濟水平較高的國家自然有更大的興趣。但是中國如果向這類國家實施投資計劃，可能遇到比日本更棘手的問題

最明顯解釋是科技進步。

美國勞動市場現況是轉差，這亦是自2012年6月後首次勞動市場狀況指數的變動數值出現連續兩個月負數，以筆者的估計，除非這指數的走勢有好轉，否則，聯儲局是不會冒險加息的。

主要原因非常明顯——經濟學家一直充當着對社會改革建議「潑冷水」的角色，對那些改革者和慈善家而言，經濟學家帶來的只會是絕望。

經典自由主義在1980至2005年間再度復興：美國列根總統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相繼登上政治舞台、鄧小平帶領中國對外開放、蘇聯及東歐地區的共產政權紛紛倒台。但自2008年大勢有變，經濟難題相繼湧現，且未能妥善解決。雖然美國率先嘗試以社會自由主義化解貧窮和不均，但始終未見成效；如今富裕國家面對經濟不均現象，卻又歸咎於經典自由主義。   浪漫主義的遺害   無論經典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抑或社會民主主義，背後的自由和平等原則，是普世的道德價值和真理，人人適用，個人與國家的契約關係，則純粹基於人人平等自由的抽象概念演繹而成。家庭、社會、歷史、地域，甚至年齡和性別，以及其他一切與個人有關的聯繫，卻從來隻字不提，這正是啟蒙時代的特性。   這種普世的觀念，令自由主義在道德上別具跨越時空和地域的強大感染力。「佔領中環」運動策動之初，參加者力爭的也正是普世價值，不料及至運動尾聲，旺角街頭竟變成本土主義者洩憤的場所，這股怒火後來更蔓延至元朗及沙田。本土主義卻是與普世觀背道而馳的啊！   18世紀後期，德國學者對啟蒙時代的種種觀念大表質疑；他們否定自由主義者所說可按平等自由原則，透過法制理順人類社會秩序，就如科學家所見的自然定律一般原理。   按規則安排人類社會的觀念，對側重歷史、傳統、社會的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來說，不但感到不以為然，而且對其中人類倫理道德與文化信念分家的主張更大為不滿。   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肆意破壞絕對真理存在且可發掘真知的觀念，我們現在聽到的所謂相對真理、民族中心真理、主觀真理，便是這一眾浪漫主義思想家留給歷史的遺產。存在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是浪漫主義在20世紀的繼承者，而主觀主義和非理性又在人類語錄中出現。   敵對僵局的生機   要是在同一屋簷下，彼此卻在語言和行為上不能溝通，會發生什麼事？   當主觀主義、非理性、相對主義成為人類話語一部份，自由主義可還有生存空間？箇中挑戰實在非同小可，若缺乏絕對標準作為是非對錯的共通準繩，便須依靠互相容忍和體諒，而只有在對立雙方願意放棄彼此對抗和攻訐的情況下，這才有望成事，面對「極度多樣化的自由主義」則更須如此，到時人性亦將面臨重大考驗。  ...

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哲學，以自由、平等為核心價值，自由主義者普遍支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自由市場、公民權利、民主社會、世俗（secular）政府以及國際合作等觀念和方案。   自由主義首見於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乃當時西方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提出的政治觀，以對抗世襲特權、國家宗教、君主專制，以及「君權神授說」（divine right of kings）等當時被視為正統的社會、政治規範。在英美兩國，自由主義作為政治運動，以追求自由為主，但在法國，在 Rousseau 思想的影響下，則演變成對平等觀念的嚮往。   及至20世紀，「自由主義」一詞所涉範圍變得甚廣，視乎論者對自由、平等原則的理解和着眼點而已；事實上，即使同屬自由主義者亦往往互相攻伐，抨擊對方為非自由派或反自由派。   自由觀念的演化   1980年代自由主義呈現三種模式：一、「經典自由主義」；二、「社會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三、「極度多樣化的自由主義」（由偉大自由思想家 Isiah Berlin 試圖提出）。  ...

界定誰是港人並非靠價值觀等主觀因素而做得到。按照出生地、留港年數、專業才能等等經過小心制定的法律條件才可做到。本土派更不應信口開河，胡說一些自打嘴巴的準則。

歲月易得，轉眼張教授便慶祝八十大壽……其中一位講者、來自香港考試局的楊志光談香港高考三十年見經濟解釋對學子的啟發，可以反應張教授在八十年代至今對香港師生影響力，至今未衰。

作為一個為追求真理而做學問的人，作品能否傳世非常重要。我沒有能力改變世界。依我建議的我當然高興，不依我的也無所謂。

作為一個為追求真理而做學問的人，作品能否傳世非常重要。我沒有能力改變世界。依我建議的我當然高興，不依我的也無所謂。

表面上只涉及財富轉移的退休保障，設計得宜原來是一種屬於政府購買的長壽保險。

從經濟政策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什麼東西供給過度了？什麼地方供給不足？什麼地方提供了錯誤的供給？

香港的退休制度並不健全，現時仍然依賴強積金（MPF）為主；當然，MPF 有其種種問題，其中最多人談論的是回報低。但筆者認為，坊間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一定偏差。

從經濟政策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什麼東西供給過度了？什麼地方供給不足？什麼地方提供了錯誤的供給？

強大的國家權力是雙刃劍，它在人手時代有推動國家發展之利，但取利之後它成為了不可戒除之癮。它或者走上戰爭毀滅之路；或者阻礙國家轉型進入人腦社會。

奇跡的創造者遠去，奇跡如何繼續？新加坡已經成功走出西方民主的格局，所以，在後50年，是不是還要向西方學步呢？如果要再創奇跡，恐怕不是這樣吧？

生命的價值如何量度？經濟學家從前曾以未來的一生能賺多少錢作標準，但這顯然有缺點，有些人已經退休或根本不想工作賺錢，但他們會認為自己的生命已無價值嗎？近數十年來，經濟學中早已用另一觀念代替上述的標準，新的方法是看看當事人若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最多肯付出多大的代價去保住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