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

一直以來，香港的房地產對於市民而言發揮著兩大功能：居住功能與投資功能。相當多市民把這兩種功能合而為一，實行完美的結合。 香港政府構建的房地產制度與實行的房地產政策也是以此為出發點的：解決市民的居住需要與滿足市民的置業投資要求。香港的地產制度與政府的地產政策行之多年，中間雖有失誤跌宕的時候，但總體而言符合過去的那個時代的社會情況，稱之為有效不為過也。 今天隨著時代的發展，香港的環境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年來，香港樓價沖上半空，居高不下。社會因此噪動不已。經濟學者的實証研究顯示，不當的房地產制度與政策是社會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香港樓價之脫離經濟現實，脫離市民購買力將對香港社會產生越來越深刻的負面影響。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地產市場在供應明顯增加，息口向上這些以往對樓市屬明顯的負面因素環伺下，竟然熾熱如斯，樓價不斷向上攀升。這在香港樓市發展史上是罕見的現象，像徵香港的地產制度需要從根本上加以檢討。   香港地產制度前設條件的瓦解 香港以滿足市民居住與投資雙重需要為出發點的房地產制度，尤其是開放的私人住房市場有一個前設的假設，那就是這一市場的參與者表面是開放的，但實際上基本局限於香港市民，外來的參與者因所占比重小，難以影響樓價。這樣政府可以通過控制土地供應影響樓價，使之與香港經濟及市民購買力相適應。 如果把香港房地產市場尤其是私人住宅市場發展的起點設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當年香港人口驟增，住宅市場開始蓬勃發展。那麼從當時算起半個世紀，樓市的前設條件基本成立。私人住宅市場購買者基本為香港市民。其他國家人氏離岸持有香港住宅尤其是中小型住宅者數量極有限。 一直到十年前，中國經濟發展有成，房地產市場風起雲湧逐步成型，即形成與國家發展重點及社會資源集中程度相對應的大中小城市為不同等級的階梯式樓市。當內地樓價攀升至與香港同一數量級的時候。因為香港與內地的密切連系，內地居民因為不同的目的，或作為資產配置的一個選擇；或作身份象徵；或為港樓升值潛力吸引等等，把眼光投向香港任宅市場。這樣香港地產制度的前設條件不再成立。香港政府不再有能力通過供應影響樓價。這就是我所說的七百萬人變十四億人市場的問題了。   內地階梯式樓市結構反映國情不易改變 內地以京滬廣深為頂層，拾級向中小城市而趨下的階梯式樓市結構，因內地國情使然。那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權力把全國的發展重點及社會資源集中到不同等級的城市。比如說北京有最好的學校與醫療設施及完善的公共服務等。人們自然湧向這些大城市。大城市的樓價無可避免因需求殷切而不斷上升。在本輪樓市狂潮中，上海樓市的總市值據說達到40萬億人民幣這樣令人咋舌的水平。日本當年的狂潮可能也不過如此，甚或膛乎其後。 很明顯，內地樓市結構是中國政經結構的反映。只要現行政經結構不變，這種階梯式樓市結構自然也不會改變。這種結構對中國來說並不會帶來大的負面影響。如果有人嫌北上廣深樓價高，置業不易，他們盡可以選擇中小城市置業同樣解決居住與投資的問題。尤其是現在內地交通便利有所謂一小時生活圈。在這一生活圈內總可以找到合適的居住與投資的所在。因此大陸政府沒有誘因改變中國樓市的階梯式結構使大城市樓價趨向中小城市。   香港的問題 因為內地樓價與香港進入同一數量級水平，北上廣深甚至與香港不相上下。以上海40萬億元人民幣的市場總值過香港多矣。這樣有能力在香港置業者大有人矣，香港從而成為中國樓市的一個部分，頂層的那部分是無法改變的趨勢。 內地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廣深的樓價受上面所提的結構性因素影響，將長期相對全國其他地方有巨大溢價。全國人民的居住地及持有的樓宇自動作貧富分層的篩選，而富中國特色。這對內地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對香港卻無疑是巨大的挑戰。因為成為中國樓市一部分，香港政府將不再有能力主導香港樓市，因為香港政府原來的撤手鐧土地供應不可能再影響樓價。這樣香港樓價長期企在脫離香港經濟與市民購買力的水平是不難推測的。與內地有樓價低廉的中小城市可作選擇不同，香港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面積大大不及內地一線城市，可作建房之用者更瞠乎其後。這樣香港市民不可能像內地有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很明顯動輒五六百萬的蝸居，相對於一萬六千元的月入中位數，有多少人能夠負擔呢？香港政府不再有能力滿足香港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作為滿足居住與投資雙重需要的置業需求。香港政府在這一關乎市民福祉極為重要領域能力的缺失，將為香港社會帶來嚴重的問題。因而香港地產制度應該因應變局作出改變，不應耽於以往思維，等待鴻鵠之至。改變的方向應該是使香港重新掌控樓市的主導權，使香港政府重新獲得滿足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實現置業之夢，解決居住與投資的雙重需要。這一問題不解決香港永無寧日，將付出無法承擔的代價。

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並通過《民法總則》。根據計劃，民法典編纂分兩步走，總則編先出，各分編繼之，爭取2020年形成統一民法典。這一目標倘能如期達到，民法典有望鞏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法治化成果，助推中國經濟在法治化軌道前行。 市場經濟實質是法治經濟。民法直接關乎市場規則、財產保障、糾紛解決，民法典則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和公民私權利的宣言書。在此意義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史，就是一部民法演進史。從1986年《民法通則》初步確立民事法律體系，再到1999年的《合同法》、2007年的《物權法》，各細分領域逐步推進，建立起較為完整的民事權利保障體系，民法典出台的條件也日臻成熟。 就世界範圍言之，民法典將更加清晰地釐清權力與市場、政府與社會、公權力與私權利的關系，重塑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國民法典編纂絕不是簡單的條文彙編，而須總結和歸納30多年來民事領域的法治建設經驗，確認改革成果，更要為今後的經濟社會發展探明方 向、架橋鋪路。   「拱頂石」垂範久遠 中國經濟已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此前借經濟高速發展得以掩蓋的矛盾漸次顯現。全面深化改革大幕雖已開啟，推進難度卻劇增，亟待找到破除利益壁壘的突破口，這對立法提出極高要求，民法典編纂便是其中一環。廣而言之，民法典體現的平等、自願、公平、誠實信用等基本原則，對規範經濟秩序、建設誠信社會、保護契約自由具有重大意義，正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之急需。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行至如今已經有25年。目前，這一體制的基本框架已經成型，不同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也已迭經宣告。然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一精神卻遠未得到切實執行。就私權利主體而言，由於經濟發育階段所限、司法改革滯後、國民意識淡薄等復雜原因，誠信建設也亟待加強。契約的締結、執行及違約後的懲處，仍然相當困難。這一切，極易造成交易成本高昂，價格信號扭曲，個別領域市場秩序混亂，嚴重影響資源有效配置。 此次編纂民法典，可謂任務艱巨，尤其是充分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在經濟生活中，侵犯個體和企業利益的行為依然廣泛存在，有的還極為惡劣。以產權保護為例，產權保護觀念淡薄是多年頑疾，侵犯產權的案件屢見不鮮。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十八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專門發布文件，對保護產權做出具體部署。不難看出，這些導向與民法典精神高度契合。《民法總則》進一步明確：民事主體合法的人身、財產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這一規定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 編纂民法典，應當成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強大推動力。為此，應該切實統一思想，以科學、理性、開放、包容的精神，全力制定一部體例科學、結構嚴謹、規範合理、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代精神的民法典。 首先，民法典須強調私法自治，高揚契約自由精神，與此相關的一整套觀念和規則是市場經濟的根基，不可動搖。突出社會公平正義與保障私權利不可偏廢，然而，沒有自治理念和契約精神作支撐，權力之手就極易恣意妄為。「法不禁止即自由」這一民法靈魂應當在民法典中得到明確體現。 其次，對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變化、新風險，民法典應及時作出回應和引導；對於一些關乎公眾重大權益的事項，民法典應勇於且善於給出明確答案。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到期後如何續期的法律問題便是一例。《物權法》出台之時，出於各種考慮，相關表述略顯模糊，以致近年來引發公眾憂慮。舉一反三，全社會對公民財產長久受保護的良好和穩定預期，有賴法律盡快解決。 擁有一部內容協調一致、結構嚴謹科學的民法典，並不能自動構建起穩定的民事法律秩序。民法典編纂也依然會面臨一系列老問題，比如，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會不會被部門利益侵蝕，如何避免它淪為一部「管制法」而非權利保障書，在民法典之後制定的各種司法解釋會不會架空原則性較強的民法典本身。由過往路徑可知，未來民法典分編的編纂必然會迎來一場場硬仗，須憑借決策層、立法者和法學專家的決心、意志和智慧才能砥礪而行。 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以其歷史價值和立法精神彪炳史冊。中國民法典編纂者們也自會有堅定的歷史擔當，登高望遠，多為後人清障，少為後人添亂。倘如此，中國民法典就有望成為市場經濟體 制得以完善的「拱頂石」，從而垂範久遠。 原文刊於《財新周刊》第11期社評，本社獲作者授權發表。

我們可以把互聯網看成為是老百姓化的、平民化的變革。

中國控制人口的政策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什麼影響呢？在1980年代中國貧窮而人口眾多。有人認為如果讓人口繼續增加，貧窮的問題便不能解決。這個想法是不對的。當一個國家GDP的增長率高時，控制人口的增長率對人均GDP 的增長率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因為人均GDP 的增長率是GDP 的增長率減去人口的增長率。當GDP的增長率高時，人口的增長率一定比它小很多。減少人口增長率對人均GDP 的增長率並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控制人口不會換來GDP增長 在1980，1985，1990，1995，2000  和2004年中國人口每1000人的生育數目分別是 18.21， 21.04， 21.06， 17.12， 14.03 與12.29 。每1000人口的死亡率大致不變，在上列的年份內人口死亡率分別是6.34，6.78， 6.67， 6.57，6.45與6.42。所以在這些年份中國人口的年增率（等於生育率減去死亡率）分別是每1000人口的11.87， 14.26，14.39， 10.55， 7.58...

美國聯邦儲備局將於3月14-15日舉行貨幣政策會議。市場普遍預期聯儲局會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Fed funds target）由目前的0.50–0.75%調高25點子至0.75–1.00%。由於香港採用聯繫匯率制度，美國利率上升令市場關注香港的銀行會否跟隨美國聯儲局加息而調高香港的最優惠利率（prime rate）。   市場對港美息差敏感度下降 香港自1983年起實施聯繫匯率制度。金融管理局的資料顯示，這是一種貨幣發行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規定港元貨幣基礎（monetary base）的變動必須與美元外匯儲備的變動一致，即港元的發行背後需具備相應的美元作十足支持。換言之，聯繫匯率主要規範港元與美元之間的匯率關係，按目前的制度運作而論，每美元兌港元的匯率固定於強方及弱方兌換保證之間，即每美元兌7.75–7.85港元，而當中聯繫匯率制度本身與利率並無直接的關係。 理論上，美國利率上升，美國與香港的息差會促使投資者套利（arbitrage），於市場拋售港元、買入美元，港元供應增加意味港元匯價轉弱，當港元匯價觸及7.85的弱方兌換保證時，金管局會向銀行買入港元，銀行體系總結餘（aggregate balance）隨之下跌會推動港元利率上升，繼而吸引資金回流香港，以維持港元匯率穩定。相反，美國利率下降，投資者套利會導致港元匯價轉強，當港元匯價觸及7.75的強方兌換保證時，金管局會向銀行拋售港元，總結餘隨之增加會推動港元利率下跌，繼而遏止資金流入。 不過，從近年市場的發展可見投資者對港美兩地息差的敏感度比以前有所下降，即使聯儲局由2015年12月至今已累計加息兩次，但息差套利的機制並未能顯著推動港元匯價轉弱及港元利率上升。目前，港元匯價於7.7670水平附近徘徊，較接近7.75的強方兌換保證，一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約為0.45%，低於一個月美元銀行同業拆息（Libor）0.85%約40點子，而港元利率特別是較短期的銀行同業拆息則備受龐大的總結餘所影響（表1及2）。   總結餘規模龐大抑制利率升幅 以往，銀行體系總結餘一直處於較低水平。金管局的資料顯示在1997-98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雖然香港銀行日常處理的金融交易金額龐大，但由於香港具有即時結算的銀行同業支付系統，亦沒有法定儲備規定，香港的銀行並無需要於貨幣發行局制度的結算戶口保持大量結餘，亦因為當時總結餘只有數十億港元，港元拆息較易受到資金進出的影響。在1997年10月23日，投機者意圖衝擊香港聯繫匯率，於市場大舉拋售港元，港元隔夜拆息曾因而急升至接近300%。 為免聯繫匯率再受衝擊，金管局其後連番改進貨幣發行局制度的運作。在2005年5月18日，金管局將7.80的弱方兌換保證移至7.85，並把之前單邊的弱方兌換保證操作改為7.75–7.85雙邊的強方及弱方兌換保證操作。這意味金管局的弱方兌換保證操作會導致總結餘下降及港元利率上升。相反，強方兌換保證操作則會導致總結餘上升及港元利率下降。 自2007-08年環球金融風暴以後，美國聯儲局以至其他環球主要央行相繼推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資金大舉流入香港，港元匯價轉強促使金管局入市進行強方兌換保證操作。數據顯示自2008年起，金管局多次於港元匯價轉強至7.75時於市場拋售港元，每次金額數以十億甚至百億港元計，若以港元貨幣基礎及香港銀行體系淨外幣資產的變動作為量度資金流入的指標，資金流入的累計金額高逾17,000億港元（表3及4）。 近年金管局連番操作後，總結餘持續上升，於2015年11月曾升至逾4,200億港元，現時則約為2,600億港元（表5）。總結餘自高位回落，主要因為金管局向銀行增加發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Exchange Fund...

提振實體經濟成為今年「兩會」之強音。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七次提及實體經濟。此舉實屬罕見，釋放的信號十分強烈，表達了中央提振實體經濟的決心。 近年來，中國實體經濟遭遇重重困難，面臨創新能力不足、投資回報率低迷、綜合成本持續上升以及部分金融資本空轉等挑戰。前不久，圍繞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數位知名企業家曾發生爭論。其實，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是對立、統一的關系。虛擬經濟產生於實體經濟，必須植根並服務於實體經濟，不然，只能是曇花一現、滋生泡沫。全球金融危機殷鑒不遠，教訓深刻。 自2012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提實體經濟以來，對其重視程度逐年遞增。正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所言，「實體經濟從來都是我國發展的根基。」此番政府工作報告主要從金融支持和實體經濟自身創新轉型兩大方面著墨，可謂對症下藥，亟待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認真落實。 當前，金融「脫實向虛」問題備受關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工具，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合理引導市場利率水平，疏通傳導機制，促進金融資源更多流向實體經濟，特別是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對此，央行負責人也有詳盡表述，相信未來實體經濟會得到更大的金融支持。政府工作報告還要求，「促進金融機構突出主業、下沉重心，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防止脫實向虛。」把脈可謂精准。 「脫實向虛」並不是個新問題，只是近年來愈演愈烈。天量資金流向股市、債市、期貨等金融市場，通過短期炒作獲取暴利或進入「影子銀行」，流入實體經濟的資金大為減少。2012年以來，監管部門放松了對保險資管、券商資管、基金及其子公司專戶的監管，一大後果是，以險資為代表的金融資本頻頻「舉牌」，成為實體企業「門口的野蠻人」。此類「資本運作」引發企業管理者和投資者的恐慌，非但沒有支持企業發展，反而動搖了企業的穩定經營。近來，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掌門人紛紛強硬表態，稱部分險資為「土豪」「妖精」「害人精」，「絕不能把保險辦成富豪俱樂部，更不容許保險被金融大鱷所借道和藏身」，並相應采取了一些監管措施。我們深盼這種政策導向能上升為制度化安排。 當然，「打鐵還須自身硬」，如果實體經濟羸弱不堪，卻硬性要求金融系統去支持，只會產生更多不良資產。只有提高實體經濟的效率和競爭力，使資金自然流入實體經濟，才是對「脫實向虛」現像釜底抽薪之策。 實體經濟正面臨盈利能力減弱、投資急劇下降、人才流失嚴重的問題。2016年中國企業500強中，制造業企業有261家，但淨利潤只占17.1%，而33家大型金融機構淨利潤就占56.8%；2016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7.9%，而工業投資增幅只有3.6%。更令人不安的是，2016年民間投資增幅急速下滑，從2015年的兩位數，下降到只有3.2%。鑒於民間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六成以上，而在制造業投資中，約九成是民間投資，倘若民間資本沒有意願和能力投資，提振實體經濟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因此，穩定民間投資的信心尤為重要。   必須下好「改革棋」 提振實體經濟，必須下好「改革棋」。政府轉型至關重要，要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著力推進簡政放權，防止過度和不正當干預市場，著力改善營商環境。當前，應格外重視為企業減負，積極減稅降費，並有效降低融資、非稅負擔等綜合成本。此外，要盡快落實去年公布的《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依法保護產權，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為民營企業家形成穩定預期，增強其投資信心。與此相關聯，要以時不我待的精神，啟動新一輪國企改革，擴大壟斷行業開放，拓展民間投資空間；盡快修訂公司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等法律法規，完善公司法人治理，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消除監管「真空」。簡言之，提振實體經濟是政策課題，更是體制改革課題。課題不新，卻始終繞不開。 就實體經濟自身而言，當務之急是加快轉型升級。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級」，這就需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優化實體經濟結構，不斷提高質量、效益和競爭力。企業要主動轉型，以多種方式實施技術改造，積極擁抱數字經濟、「互聯網+」；更要發揮企業家精神，以創新創業精神走出困境。 目前，中國經濟有所企穩，但制造業投資回暖跡像尚不明顯。實體經濟面臨的問題是長期形成的，解決起來也非一朝一夕可成。「兩會」傳遞出早春的訊息，給人遐想與希望。同所有改革發展任務一樣，在令人鼓舞的政策宣示後， 振興實體經濟終究離不開一個「實」 字。   原刊於2017年3月13日出版的《財新周刊》第10期社評，本社獲授權發表。

中國三十多年來，在鄧小平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路線導引下，銳意發展經濟，憑藉全球化東風的推力把被毛澤東搞得民不聊生，一窮二白的中國迅速發展為一個蒸蒸日上，日益強盛的國家。 中國在這樣背景下的發展成就盡管令人羨艷，但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尤其是到了今天，中國進入一個關鏈的發展節點。內地傳媒用不無盛世危言意味的三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塔西佗陷阱來警示國人，前途多艱，務須加倍努力，庶幾事底於成。 三大陷阱是中國今天面對的挑戰，中國能不能越過陷阱，本文將從特別的視角進行觀察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中等收入陷阱，本來不是一個非常嚴謹的概念。在香港經歷經濟起飛階段，鮮有人提及與使用。只是大約十年前中國經濟進入最高速發展的時刻，被經濟學者連同諸如劉易斯拐點一類專業術語引入，用於探究中國的經濟前途與發展路徑。從此成為內地傳媒歷久不衰的常用辭。 傳媒在使用這個術語時有諸般不同的演繹。有人把某個人均GDP比如說15000美元作為陷阱的邊界，就是說超過這一界線就算上了岸，否則就是在陷阱中爭紮。這種說法對於解釋一些資源大國，在資源牛市中暴富，旋而再跌陷阱似有些勉強。更多的作者以進入公認的富國集團比如經含組織作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這可能是比較合理的衡量方法。 不管怎樣說，公認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富國基本都是歐美國家，這也順理成章。畢竟現代社會始於西方。除去歐美之外，現代潮流席捲世界一百多年後（中國與日本這樣的重要國家受現代潮流沖激也就百多年而己），全球只有不過十來個國家包括亞洲的日韓臻於此一行列。我們細檢這些跨越陷阱進入富國行列的國家，可以帶來很大啟示：這些國家其實非常齊一，全部是自由平等，實行民主政制與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無一例外。西班牙與葡萄牙是西歐最後兩個向這種制度轉型的國家，遲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佛朗哥將軍去世和發生推翻獨裁政權的政變，這兩個國家改行他們西方鄰國的制度，結果由西方最落伍的國家迅速發展，跨越陷阱，西班牙成為當年第八大工業國；葡萄牙由獨裁政權時期的人均GDP750美元的落後國家迅速發展成富裕國家。 實行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制度為什麼能成為富國呢？這就是本欄一再指出的，它符合現代社會的腦力特點。一方面它有利開發社會的腦力資源，使所有聰明頭腦被發掘與最大限度地發揮功能；與此相聯系是另一方面，國家精英實行角色轉變，由搜刮的統治者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國家就有高效率的經濟，從而有能力跨越陷阱。此二端在相當程度上是互為因果關係的。 那麼中國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如果中國只是一個人口規模較為普通的大國，比如說與美國相去不遠（你可以理解為如果美國有十億上下的人口），以中國今天實行的制度，也就是精英繼續擔當搜刮的統治者角色，我會作出否定的回答。中國精英應該感謝以人倫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使炎黃衍繁了世界最多的人口。在全球化下，中國精英充當一種管工角色，在傳統帝制外加列寧主義的增益下，把十多億臣民管得服服貼貼：沒有工會，沒有有組織的罷工，自然有能力控制工薪使之極具竟爭力，中國精英的這些能力使世界很多的經濟活動尤其是製造業的經濟活動轉移到了中國。這樣下去最終將使富國變窮。中國可能就是這樣實現跨越陷阱的。這種消長趨勢是否繼續下去值得注意。   中國不可能步入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歷史學家。根據伯羅奔尼撤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爭戰的經驗，認為新晉強權會挑戰原有強權而發生戰爭。認定新強權對舊強權的挑戰是無法避免，是謂之曰修昔底德陷阱。 那些戰略家們所說的中國面對著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隨著中國的崛起成為強權，勢必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世界格局。這樣中美終有一戰。 本欄曾經討論過美國國家人格，認為這種國家人格的國際維度是國內維度的延伸。美國己經轉換了角色的精英放棄了通過壟斷國家權力，使用國家暴力搶奪兼併他國。在中國非常弱勢的時候，美國尚且沒有動強食之念。反而一力支持中國發展。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生產基地，在相當程度上符合美國精英的利益。看不到美國有侵略中國與中國一戰的誘因。中國的緊張更多的是，美國一些對中國執政黨奉行的那套意識形態的不認同。 在現代確實有國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當年的德國就是意圖挑戰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格局；後來蘇聯在冷戰中與美國的對抗都有這種況味。但不是處於第二都必然意圖挑戰老大。美日之居第一第二四十有餘年，日本甘做小弟弟而相安無事。 德國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於當年的德國精英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民族優越感。務必帶領日爾曼民族統治世界；蘇聯精英則是要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代替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總之是理想沖昏了頭腦。 今天的中國精英只關心一件事：永續保有他們的權力。這是和中國歷朝歷代所共有的特性。中國政權提倡民族主義是與當年德國人的民族主義截然不同的。中國精英不會像德國精英般冒著失去政權的危險帶領國人對外擴張。相反中國精英提倡的民族主義只是為了奪權與固權，從抗戰到今天都是這樣。至於蘇聯式的英特納雄奈尓，時至於今說說而己也不過是一種增加合法性的意思罷了。 因此中國幾乎肯定會規避這一陷阱的了。看看特朗普來勢洶洶馬上陪笑臉就可以推斷此言不差的了。  ...

有人說，2016年是全球化倒退的一年。若以行車比喻，全球化這輛列車高速前進數十年，近年漸漸慢了下來，甚或停止不前，更有開倒車的趨勢。

從2010年至2015年底，由於貿易壁壘措施，二十國集團損失了8,000億美元的總貿易量。

1997年，董建華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以令全港七成市民擁有自置物業為政策目標之一，其後雖然遭亞洲金融風暴衝擊而令計劃受阻，但亦開始興建並於2002年落成30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出租及自置），創下記錄，並提供25萬個（後改為183,700個）租者置其屋計劃（租置計劃）的出售單位。 次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樓市風雨飄搖之際接任，政策焦點不在建屋拓地，卻著力改善居住環境、不求過量增加供應，至其任期即將屆滿，自知錯判形勢，卻在市場全面復甦，樓價持續飆升之際，重推居者有其屋計劃，並推出另一資助中等入息的家庭自置居所計劃。 至於第三位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後一直集中解決房屋問題，在重重障礙下，致力提升土地供應，增建出租公屋及居屋，以應收入不高家庭日形殷切的房屋需求，並以懲罰性印花稅遏止炒樓熱潮。 近30年來，民意調查一直顯示，房屋是最受社會關注的政策議題，但始終未能解決。我認為皆因當局單以房屋問題視之，而未曉這其實也是社會經濟不均問題。   房屋問題遠因近由 若把房屋一環純粹視作房屋問題，著眼點自然只限於樓宇單位短缺方面，於是眼看樓價及租金升勢不斷，只會覺得房屋供不應求，以為解決方案繫於增加房屋單位供應，然而增建單位需時（大概三年，要是土地供應不足，所需年期更可能長達十至二十年）。 與此同時，樓價持續飆升，樓市炒風熾熱，樓價超乎普羅大眾負擔能力，民怨日深，政府不惜推出急就章措施，以懲罰性印花稅暫時遏止樓價升勢，可惜這僅能壓抑炒風於一時，卻無助化解供不應求的核心問題。在仍未能解決房屋供應短缺問題之際，需求卻意外地急跌；在樓價急挫形勢下，業主蒙受巨大損失，忿忿不平，房屋政策又立即大開倒車。 房屋政策極難勘定，因其中影響需求與供應之因素並非同步消長，致使錯誤政策頻生，這些因素包括：一、長遠房屋需求；二、短期房屋需求；三、長遠房屋供應；四、短期房屋供應。 長遠因素影響來得較緩慢，亦較易於預期，需透過長遠可持續經濟政策應對，而非短期考慮；短期因素由於較難預計，又或驟然出現，往往被外來因素觸發，而非決策者所能控制；如亞洲金融風暴或美國量化寬鬆措施皆屬此例。 不幸地房屋政策往往受短期政治考慮左右，而罔顧長遠社經考慮；無法持續的房屋政策根本不會成功。房屋政策要能持續，必須始終如一，符合相關經濟、社會、政治目標。   經濟不均與房策 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40年期間，房屋問題關鍵在於1945至1951年，大批新移民湧至，本地人口由60萬急升至230萬，家庭數目大增，住屋供不應求，當時急務在於從速增建住屋單位，但求價格廉宜，並不講究質量。 此一任務由政府部門負責，自然有其客觀因素，房屋委員會及相關公營房屋團體亦不負所托，1971至1991年間，本地家庭住戶與永久性房屋單位的比率（亦即「同屋共住戶數比率」）由1.27降至0.92。 即使房屋供求狀況後來經過多番變遷，這比率仍一直維持在0.89 至 0.93之間；但與此同時，樓價飆升導致民怨日深，房屋短缺情況日趨嚴重，可見「同屋共住戶數比率」已不足以反映房屋短缺的程度，原因有二。 首先，家庭概念逐漸轉變。跨境婚姻數目上升（近30年來佔婚姻總數四成左右），離婚率更急劇上升，而由於以低收入家庭佔大多數，亦變相大大增加了低收入家庭對公屋及私樓單位的需求。 在私人出租樓宇的市場，「劏房」需求趨升，可說是市場上廉租房屋需求日增的副產品，雖然有關樓市的消息，每多著眼於海外投資者在香港入市意欲漸強，但忽視本地低收入家庭住屋需求增加更為殷切。...

月入七百元 農民增收難 北京國務院統計局的年度（2016）統計公報，於3月1日在黨媒《人民日報》刊出。公報透露，第一產業（農業）增加值6.3萬億元人民幣，增長率3.3%，遠低於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第三產業（服務業）；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8400多元，月入約700元，生活仍不富裕。 農民增加收入的動力甚弱，官方擬推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剛下達一號文件，題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 10多年的一號文件，都是關於三農（農民、農業、農村）政策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走向。今年的一號文件，分為6項（類）33條，俗稱「一號33條」（或「三農33條」）；其關鍵詞，本欄歸納為：供求關係，環境污染，供給側改革，三提高，三增，香港平台。 文件顯現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香港平台。它提及的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第7條）、擴大優化農產品出口和加大海外推介力度、加強農業對外合作、推動農業走出去（第8條），關乎港商增強中介角色或參股發展的商機。 撞到天花板  發一號文件 與以往一號文件不同的，今年的「一號33條」專門闡述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與宏觀部署，國務院農業部於2月7日公布「實施意見」（俗稱「農業部36條」）。 「一號33條」如能「落地」，而不在「天」（目標、理想和「偉大口號」）與「地」（地方落實）之間空轉，各地官方能面對三農危機、切實推行改革，農業將有「量增」向「質升」的轉變。 產業與市場的關係，有產品供應一方與消費需求一方，即供給側與需求側。 產品供應不足，不能滿足消費的需求，會出現「短缺現象」；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的社會，便衍生限量供應的票、券、證（如肉票、布票、火柴票、鹽票）。產品供過於求，則形成產能過剩，產品積壓於倉庫、資本周轉困難。 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一是消費者壓縮需求，例如近年外國面對經濟下行，減少向中國大陸進口貨物；二是供給側提供的產品質量較差或不合格、不合市場需求。 北京官方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原是主攻國企黨企中的殭屍企業，緩解鋼鐵、煤、水泥等行業的產能過剩。但是，大型國企裁減員工，牽扯「工人當家作主」的政治命題，受到很大的阻力。李克強主導的國務院經改，只得於去年試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經濟開放以來，GDP長期持續高增長，30多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9%。農業生產亦著力於「量增」，在糧食自給之下，讓農村居民能「吃飽」。 在「量增」的背後，農產品的質量偏低、食品安全風險大。整體農業面對「兩板之困」：經營成本、出口價格已頂到天花板，缺國際競爭力，資源、環境承載力則觸及底線（地板）。 就供、求來說，農業的困境在於不少產品供過於求；有些產品（質量較高類）有中產戶和外國的市場需求，供給側卻供給不足。這是展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產業背景。 辦鄉村旅遊　尋港商合作 「一號33條」確定的農業供給側改革取向，本欄的解讀是：從主要依靠土地和水等資源的投入、濫施化肥和農藥，達致農產品（包括出口貨物）的「量增」，轉為「質升」即質量的提升，從低端生產鏈轉到中高檔生產鏈，以保障有效供應。...

如果香港政府沒有相應對策解決內地地產商的投地問題，香港經濟將會被瘋狂地價拖垮。

多年來，樂施會透過研究、倡議運動、公眾教育，以及資助本地組織的扶貧計劃，推動「親貧」（pro-poor）政策；從設立官方「貧窮線」、落實最低工資，以至建議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該會在香港的工作成績斐然。   該會無疑有些極具價值的服務，但其倡議運動、教育計劃所根據的政策研究卻是走錯方向，令人對它對政策與公眾教育的影響力引以為憂。   誠然樂施會確能理解貧窮實在牽涉各類問題，但它卻只提出隨意拼湊大雜燴式的建議，把與貧窮有關的各項因素轉化為政策目標，而因素背後的因果關係則輕輕帶過。   錯判形勢假設   舉例來說，該會成功倡議按家庭人數，以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指標，制定官方「貧窮線」，貧窮線以下的收入水平界定為貧窮。但要界定貧窮，貧窮線是否理想辦法？統計貧窮線以下家庭百份比，又是否衡量人口中貧窮升降趨勢的理性指標？   樂施會亦提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建議，認為是項津貼將對按官方所訂貧窮線界定的貧窮家庭有所幫助。   該會認為個人工資低即等如貧窮，主張透過增加最低工資扶貧，然而領取最低工資者是否一定來自貧窮家庭？若非如此，則提高最低工資又如何有助減貧？   樂施會倡議的本地扶貧措施為數不少，上述三項措施既已實施，不妨在此評估其成效。   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2011年第三季至2012年第二季（法定最低工資落實初期）的數據，領取最低工資在職者，有36.4% 來自入息高於中位數的住戶；有80.5% 來自入息在收入第20百份位數以上的住戶，換言之接近官方「貧窮線」所界定的貧窮家庭。由此可見，最低工資法只能隨機抽出貧窮家庭；更有甚者，領取最低工資者，有5.8% 來自入息超過收入80百份位數的住戶。...

如果特朗普單純把國內經濟下降歸罪於中國，不僅於事無補，還要承擔巨額的損失。這樣虧本的買賣特朗普怎麼會幹呢?

估錯數非波叔之罪，但多出來的盈餘怎樣使？

在經濟增長這個硬道理之下，消費主義的無限膨脹對自然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源於對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的分析與認知。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

小國需要朋友，不能再變小；大國需要敵人，才能變更大。

香港若如上述改革公共房屋政策，可惠及本地一半人口，不但不會有被推翻之虞，更可永久消除由經濟不均所造成的政治分化。

無論是政改或23條立法，香港參政者只看表面的政治爭執，也主要是與中央政府攻防，沒有香港在中國之內發展的主張與規劃！

欲使中國經濟聚勢謀遠，須增強GDP增長目標的彈性，同時力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抓新放舊」才能提質增效。

Uber 這類共享經濟的出現對消費者而言無疑是天大喜訊，不過，對供應者來說又是否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