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翔:帶領港大迎接全球化 急速轉變的挑戰
「我們着眼於成立大灣區國家實驗室的可行性,把不同學院放在一起,發展跨學科研究,更引進企業家精神及經驗,與工業界合作,展望未來港大在這些實驗室會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着眼於成立大灣區國家實驗室的可行性,把不同學院放在一起,發展跨學科研究,更引進企業家精神及經驗,與工業界合作,展望未來港大在這些實驗室會扮演重要角色。」
張建宗坦言,特區政府面對不少可能是十多屆政府都無法完全解決「老大難」的問題,但也不爭一日之長短,希望未來為年輕人帶來希望,以民為本,與年輕人同行,因此本屆政府尤其重視青年的工程。
未來會否不僅是新冷戰重臨?熱戰在加溫中,中美衝突不可避免,問題是以何種形式:經貿戰或者科技戰,還是地緣政治的不平衡?我推斷外圍的「馬仔」會先打。
中國抗拒美國批評對華貿易赤字太大,中方就指出我願意多採購貴國的產品,但是你有所謂政治考慮,科技、軍事物資禁運,因此造成貿易的不平衡,就不要責怪我。
「蔣經國學術文化交流基金會是贊成中國統一的,執行長是台灣大學政治系的朱雲漢教授,他是反對台獨的,去過北大,復旦大學等國內名校交流和演講,所以不能說是『敵對機構』。」
持續智庫主席、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主任劉智鵬形容當年港英政府很聰明,以獅子山為天然界線,索性將獅子山南方的平地納入九龍,統稱「新九龍」。
珠海學院校長李焯芬教授認為,填海是一定有需要的,但可效法當年「共建維港委員會」的模式,成立「共建大嶼委員會」之類的組織,讓公眾參與,與市民一起,共建明日大嶼。
范家輝滿肚密圈,卓悅在香港基礎已很穩健,雖然近年售賣的貨品已經多元化,但商品仍是單一市場,為了要走出香港面向世界所以找他合作,內地是卓悅踏出香港的第一步。
呂志和獎被提名的人士所使用的資料是否以英語為主或是較為有利,鄭慕智再三強調,國籍和語文並非考慮的重點,無論任何語文,相信幕後的團隊會有最佳的翻譯,最重要對社會有貢献,符合獎項的評審要求。
單偉彪指出,填海最起碼可以預測,其他方式例如談判收回棕地,時間要多久難以預測,「梁特首那時開始,到現在都未談完。如果當時開始填海,今日已經見到土地」,他慨歎。
一直有傳聞局長與常秘之間不咬弦,甚至出現公務員陽奉陰違的情況。張炳良卻笑着表示自己與任內有三個常秘(包括黎以德、栢志高以及後來接任的應耀康)合作相當愉快。
張炳良在訪問中笑言自已是「替工」,一開始與發展局局長麥齊光有默契,互相照顧對方某個政策範疇,但沒有想過開局後政治形勢惡劣,立法會改選後也沒有改善,決定以不變應萬變。
政府思維的轉變和有心人士的倡導,是香港在處理家庭問題上處於領先地位的條件。政府須了解家庭的重要性,家庭一旦不能順利運作,很多問題都會出現。因此,政府制定政策時,宜思考如何能讓家庭變得更好。
我們應該要清楚,世界都變很那麼快,怎麼可能說不變呢?如果留着50年不變的概念,會有誤解嗎?我相信會有很大的誤解,1997年至2047年完全不變,這不是一個事實。
M.A. Bennett在接受專訪時承認,自己對文學的熱情令她有機會接觸到另一個階層,從而發掘更多人生的可能性。
在國際上,小地方要與其他地方競爭的話,在科技工科方面還是有希望做得到;而研究歷史、社會科學都受到香港地方小的限制,缺乏環境。
香港政府從來就沒有對高教大學有所干預,一點也沒有,這是幾十年的傳統。我在港大的時候,從沒有試過政府要求我們做什麼,完全是由我們自由的發揮,完全是靠學者自己的經歷、精神、學術興趣。
馬傑偉樂觀地認為:「每一代人都有解決問題的方法,標準可能要彈性點。全世界都面對年輕人難買樓的問題,紐約、倫敦亦然,但我相信思想上的talent,最困難時有解決方法,都是逼出來的。」
讓小兒子休學一年的意見一出,身邊的主流教師朋友、親戚認為何美儀「黐咗線」,勸他不要害了兒子,更不要以身試法;但也有人認為休學沒有所謂,甚至提供不同另類學習的課程架構。
林先生的一些寫法確實感性,例如他預期1997年7月1日 會有「百官悲送」的場面,事實上,到了主權移交當天,「百官」 是去了會展中心出席回歸儀式,沒有「悲送」。
香港海港扶輪社月前慶祝創社31周年,慶典假座銅鑼灣富豪酒店舉行。五位創社元老早前接受本社專訪,暢談上世紀80年代在香港創立海港扶輪社及社員之間的軼事。
一眾中大人籌辦《摯愛》這齣舞台劇,正是為了彰顯中大的人文氣息,展現中大人的凝聚力。梁博士笑言:「就好像子女為母親擺大壽一樣,展現孝心、團結。」
金耀基在這次訪問中明確指出,一個民主社會能不斷借鏡別人,是成長的關鍵。一種關閉自己、自我成長、甚麼都第一的,要成長是不可能。中國在未來「可以」有大願景,對外要跟開放改革的精神符合。
陳寶珠:在機緣巧合下,三聯有意為我出書,問我是否有興趣,這本《青春的一抹彩色》是我有份參與整個內容,我感到應該要有一本屬於我而我又完全知道內容的書,所以就答應了。
「這本書的英譯本得以出版,我希望不是因為家父的社會地位使然,而是一位至今仍然筆耕不輟的作者,系統地探討香港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對不對都完全呈現,沒有逃避,沒有隱瞞,這很難得。」
改革開放這40年來,大陸真正走出過往混亂、意識形態為主的政治,慢慢走向理性的主義。「作為研究中國現代化的人,看着這個長期發展,基本上是安慰的。」金耀基說。
當年要是真的那樣立法,我們感到言論自由便很有問題,洩露國家機密的界說也觸目驚心,讓人不知所措,那是與媒體工作有切身關係的問題,所以林先生不止在文字上提出質疑,他和我還是唯一一次跑上街頭表態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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