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當時我正在摸索學術門徑，米爾斯不啻提供了一副指南針：原來學術與生命是不應該割裂的，而是彼此活在一個同心圓內，由內向外擴張，連成一脈，個人的心路歷程不斷與社會結構有機互動。

這個春秋時代小故事簡簡單單，卻揚溢着國人高尚情操人格。

以詩論詩，徐志摩的詩比林徽因的高得多，徐詩是天才型的浪漫詩人，詩情成熟而且筆力激盪人心；而林詩比較散文化，幽幽淡淡的，平舖直述一點。想起劍橋徐林的韻事，激起相濡也寫了一首小詩。

我們不否認《詩經》的本質是文學的，但同時必須清楚《詩經》的雙重身份，她既是「詩」，也是「經」。

魏禧是清初名士，以文言寫這篇〈大鐵椎傳〉。借此篇作品慨歎能士隱藏世間，像神龍之見首不見尾。而筆者獨欣賞其筆下豪客大鐵椎之不留名與身，反映宋將軍之輩徒得虛名，而世人不能察人之真偽實多矣。

不要漠視孩子！不論是父母還是老師！這也是我認為，我們應該從《紅樓夢》中領悟的一個正面社會價值！

這個故事發生在刺客盛行的唐代，恐有所本。文中描述縣令最初尚有三分良知，辣手的卻是縣令的妻子。作者把罪魁禍首推在女子身上，有點過分。

眼前的恩神父，令我想起了明朝的利瑪竇，400多年前，年輕的神父，為了傳教，遠涉重洋，來到陌生的中國，迎接他的是因百般誤解而生的敵意。恩神父走的，何嘗不是利瑪竇走過的傳教之路？

第30屆香港書展以「科幻及推理文學」的年度主題，邀請華文文壇極具影響力的作家主講，包括香港科幻小說巨擘倪匡，將現身書展與書迷交流。

金庸小說內容對人性有深刻的描述，蘊含豐茂的中國文化氣息，而又可以令讀者充滿閱讀的快感，小說出現不久即引起廣泛的談論。最初只不過是閒聊的話題，後來卻引起學者的重視和研究。

王迪詩著作《下半生，難道就這樣過嗎？》是人生的寫照。每個人都有選擇人生的道路。她可以繼續做寫字樓工作，有穩定的收入。但也可以選另一條有風險的路，不知結果如何，但做過很多新工作，得到難得的人生經驗。

公大以粵劇晚會「戲說紅樓夢」為創校30周年重點慶祝活動之一，特邀請到藝術界大師朱慶祥、王勝泉以及毛俊輝坐鎮，粵劇界名伶演出五段《紅樓夢》經典回目，以及由白先勇教授及劉再復教授的錄像對談揭開序幕。

蕭紅在世之時，卻總是被拋棄、被傷害、被漠視。在愛情上，她是「棄女」，有「花自飄零水自流」的無奈，卻也是「烈女」，有「花開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任性，直面「比青杏還酸」的宿命。

饒教授的字與畫都是活的、是立體的。看他的學術巨著及藝術作品都能夠感到饒公撰寫及創作時的情感和狀態，不但是視覺上的享受，更是精神上的溝通符號，心靈上的互動表情。

童年父母之愛的缺失，令蕭紅變本加厲地渴望愛情作為補償。在近乎饑渴症的病態折磨下，她將幸福的幻想寄託於愛情，深陷情感依附的泥沼，孤注一擲，無法自拔。

錢鍾書在牛津的畢業論文題目是《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裡的中國》。論文涉及的作者包括皇帝、貴族、使臣、將軍、航海家、傳教士等等達432位，引文徵引自410種書籍和報刊雜誌。

小思老師精於書寫人物，除了良師的指引教誨、照亮人間的名人事跡，其筆下平凡的小人物更是活靈活現。

愛情與自由，無疑是蕭紅生命裏的光。她堅信「人生激越之處，在於永不停息地向前，背負悲涼，仍有勇氣迎接朝陽。」

愚謙一生最愛熱鬧，去世前兒子在不在跟前，很難料，畢竟一生最大的抱歉，是拋妻棄子在幼年，人生雖傳奇精彩，也有憾事，「人生難得歡聚，唯有別離多」，何況是死前，所以佩春說要來，關新就來了。

諸葛亮之父諸葛珪，曾任山東梁父縣梁父尉，諸葛亮則少隨父遊宦其地。時梁父縣梁父山一帶，有民謠叫〈梁父吟〉，作者不可考（無名氏），為一首「樂府詩」，諸葛亮非常喜歡吟哦此民謠。

「打書釘」是香港鬧市的小綠洲，在全香港最繁囂的地帶有一塊小地方讓人喘息，簡直是造福讀書人，如果找到適合自己的讀本，做點小筆記，勝過走去附近的中央圖書館。

是次講座是金聖華教授和劉俊教授主持，白先生主講，《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的主演姚煒女士對談，不僅要把小說改編成電影的來龍去脈和盤托出，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內幕向我們披露。

雖說好夢猶來最易醒，但我還是希望發發好夢，陶醉於美夢境界，醒來也是痛快依戀的。踏入中年，母親過世了，間中在夢中見到母親，和她閒話家常，恍如日昨，醒來依戀中帶着淡淡的哀傷。

杜甫寫美，往往從細微處描寫，卻體現出崇高的美感。他常常寫悲慘的生活、寫社會動亂，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看到希望，依然可以感受人間的溫暖。

在楊過那個時代，指甲鉗顯然還沒有發明出來，人們究竟需不需要剪指甲？如果需要，又是用什麼工具來剪指甲呢？

今日是五四運動100周年紀念日，回顧在「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香港往事，無疑是別具意義。

書面語比口頭語的表達能力深博得多，用書面語要有一定的修養和學習，未經學習，便不能說出好像「參差」、「參商」、「悽楚」、「淒酸」這一類較有深度的詞語。

杜甫寫美，不是那種纖細之美，而是通過描繪離亂，卻清楚滲出人間希望，這是盛唐詩人筆下那份難見的崇高美感。

中國很難找到像傅雷這樣的父親了，為教導孩子長篇累牘的寫家書，最長一封竟逾8000字，還是蠅頭小楷。當然現在的孩子也不可能像傅聰，受得了父親的語重心長喋喋不休。

《字旅相逢》雖然只訪問了15個人，可是字裏行間串連起來的名字，卻不下300個（這得要佩服珍今從訪談帶出問題和帶出人的功力），構成了一代文化人和互相交疊的文化層。

人面桃花相映紅，生活的美就在我們身邊。人生必然有得有失，嚐盡萬般滋味，相信都是最好的安排。

文學革命先於五四運動發生，雖然不能說催生五四，但其關係血肉相連，殆無疑問。1915年陳獨秀自日本回國，許多新觀念、西方新思潮、反傳統的思想都是透過陳辦的《新青年》傳播出去。

杜甫並不算考試高手，官運更是不佳，一生生活潦倒，但看杜甫詩文，家國情懷思念特別濃重，思妻念兒之句，是唐代眾多詩人所僅見的。

《我們仨》裏記敘一個美好知識分子家園遭受病魔毀害，記錄一段緣定三生的學問情緣，記下一位深情丈夫和孝順女兒，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一位內心海洋般豐富深邃卻又無比堅強的妻子母親……

冰心與林徽因，皆事業有成、婚姻幸福。若說「人有我無」，恐惟緋聞也。冰心和吳文藻的愛情屬於「一生一世一雙人」，而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婚姻，卻前有徐志摩序幕，後有金岳霖插曲。

或者你會猜想孟浩然和柳永被皇帝搞死之後做過什麼。答案或許是過着頹廢的縱情飲酒的日子，或借遊山玩水之名，過着些流離浪蕩的生活。

中國的現代化和真正的五四精神，應該是啟蒙復興並用的，一些落後的物質文明東西，便應除舊迎新，自創或直接引進外國的科技和經驗，而某些非物質的文化東西，應以復興的態度去保育或更新。

觸發五四運動的巴黎和會，簽約地點在凡爾賽宮，當年顧維鈞等人就在凡爾賽宮為中國爭權益，最後沒有簽署和約。因此，國史研修團會安排凡爾賽宮之行。

中史課程沈悶的原因是沒有遇到口才好的老師；近代史與古代史更非魚與熊掌一定要一取一捨。至於讀歷史，上輩老師早有名言，道是「五十年內無信史」。

查良鏞先生（金庸）曾以甚具女性韻味的筆名「姚馥蘭」在《新晚報》寫影評專欄「馥蘭影話」。1952年8月21日的最後一篇題為《姚馥蘭小姐的信》。8月22日又轉換性別以筆名「林子暢」接上。

瞿秋白第一次見丁玲就給她八個字的評價：「飛蛾撲火，非死不止」。再怎麼大紅大紫的女作家，始終都是一名尋常女子。

充實的內容題材，是作者蘊積於心既久，遇到適當時間便一瀉無餘盡情傾注。如用斷章取義的方式，指創作時不知道他下一行寫什麼，也不在意，便很難令人信服了。

在鬧市一隅的畫室「青山水閣」是李志清平日工作的地方。李志清，一位在日本打響名堂的本地漫畫家，最為人津津樂道是其主筆的金庸小說封面和漫畫。

對於姚煒失落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白先勇坦言：「那時候覺得是遺憾，但現在看來也沒有什麼，因為那時獲得金馬獎的《小逃犯》現在幾乎被人忘掉了，但金大班猶在大家心中」。

有人會質疑，龔自珍是一位極有抱負的社會觀察者、一個極有愛國心的文學創作者，只在人生最末的光景，留下薄薄的一部詩集《己亥雜詩》，而且通體都只是七言絕句的創作，是否較為寒傖一點？我卻不這樣看。

民國賢妻的花式恩愛，一舉打破「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的千古魔咒，實現「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的夙世夢想，一生一世、歲月靜好的婚戀童話，豈非人世間最曼妙的情色風景？

蔡元培先生從事《紅樓夢》疏證的十餘年間，正是「排滿」之聲四起，民族主義激情高漲之時，這種時代氛圍，對於曾投身反清革命的蔡氏顯然有深刻影響。

《阿房宮賦》這篇散文，用字精煉，音韻鏗鏘。朗誦時步步進逼，往復吞吐，精妙暢朗。我們可以欣賞到杜牧的奇宏構思，此文傳誦千年，絕非徒得虛名。

魯智深表面魯莽簡單，剛直純正，內心卻滿含慈悲，普度眾生。他嫉惡如仇，行俠仗義，懲惡揚善，奮不顧身。他綽號「花和尚」，卻是因為一身花繡刺青，與那些強佔民女眠花宿柳的花完全不同。

韓愈死因成謎，歷代時有爭議。說韓愈服食硫磺致死，也委實令人難以置信。

2019年，日本東京上野東京國立博物館平成館向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館商借得有「天下第二行書」之稱的唐行書大家顏真卿的〈祭姪文稿〉真跡展出。要明白這帖〈文稿〉，則得從唐玄宗安祿山丶史思明之亂說起。

女人如花花似夢。以花解語，民國四大才女的花樣愛情，在恨海情天怒放，瀰漫著「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離人照落花」的淒清與悵惘……

唐代創作傳奇風氣一開，文士愛寫，文人又愛輾轉相傳閱讀，便造成唐代文壇奇花盛放的局面。傳奇的故事，直接影響元明戲劇，即使今日粵劇及電視劇，亦常見唐代傳奇的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