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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感動的是婆婆的女兒，她對媽媽的愛，是很純粹的，沒有任何想要家產的企圖。說真的，這豈不正是我接觸過的女兒們，她們對家庭對父母的無償付出，成為任勞任怨照顧者那份犧牲的大愛嗎？

《繁花》與80年代初的香港電視劇，講述民初故事的《上海灘》同樣都有劃時代的意義。

影片在高潮時打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0條「正當防衛」，點出主題！這是一部精彩的影片，據說，在內地有逾24億的票房紀錄，儘管在香港未有預期的熱烈，但並不影響這部影片的社會意義。

《九龍城寨之圍城》這部電影不僅充滿了動作場面，更蘊含了教育界推動的12種重要價值觀和態度

花影恨逝世後，電影公司爭着拍攝其故事，最後花影恨家屬因南海十三郎與花影恨有相當交情，熟知花影恨思想和為人，決定將此重任交給南海十三郎。

無疑，九龍城寨是香港的一種生存空間、一個象徵符號、一段都市傳說……在城寨清拆三十年之際，《九龍城寨之圍城》在江湖恩怨之外重塑了熱辣滾燙的城寨故事，為曾經的「黑暗之城」加添溫情與暖意。

紀錄片《林風眠──中法文化藝術交流的建橋者》5月5日在巴黎舉行開機儀式，主角是被譽為「中國現代藝術之父」的林風眠，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畫壇的精神領袖。

我請教該片的對白指導楊秉基，他說出他的金句：「專心就是專業！」專心致志，集中精神做好一件事，完成後才停步。他的話與我的觀後感異曲同工──不要放棄，對今天的事物不要習慣失去，不要主動失憶，要努力存真。

為了擺脫華人陽剛焦慮與創傷，拒絕面對自身的局限，一生刻苦耐操，仰望成為荷里活巨星，贏得美國主流市場的垂青；李小龍奮不顧身、追求完美與目標的意志、無邊的渴望，成就了他的英雄傳奇。

這是《但》鏡頭之下，1997年香港的「工業」面貌，鏡頭令我感到一絲惋惜。想起我的父輩，也是70年代來港的新移民，許多就是《網中人》中的阿燦，都是在膠花紗廠等的工廠裏上班，被純香港人和早來的同鄉調笑。

荒謬場面愈多，愈有說服力？我們看的時候，知道在真實人生，這等英雄人物是不存在的。陳桂林的「替天行道」，不過是一廂情願想法而已。

改編名人傳記很考編劇的，看他是否夠膽識，敢大刀闊斧，把看似重要的情節删掉，又把一些名人的生活細節保留下來。這一切還得看導演的功力，知道如何去指導演員詮釋角色，而演員又能把角色演得恰到好處。

70年代是香港電影風起潮湧的年代，1975年唐書璇向電影圈的朋友說，她要出版一本專門性、獨立的嚴肅電影雜誌。她一呼百應，《大特寫》很快面世，第一期作者陣容有好幾位至今仍是香港電影評論的中流砥柱人物。

大陸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幾間演藝學院就是大學規格；香港靠的都是天才、科班出身，身懷絕技的人，好像還未出現！世代交替要出現啊！否則放棄大市場。

劉伽茵是一位未被電影界認識的真正才女。她自編自導的電影《不虛此行》真是近來少見的文學作品。

《背靠背，臉對臉》是一部深具跨時代意義的好電影，是體會中國人官場文化的上佳示範。在如此「日趨浮躁、務實功利」，且電影審查嚴格的時代，很值得一看再看。

賈樟柯的影像敘述真是厲害，他能夠在一個小人物身上，肩負了多少人情冷暖、社會價值及時代烙印，也能夠在一個濃縮景觀中體現出大時代之特色及脈搏，歷史感非常強烈，但鏡頭卻永遠是如此平實簡單，不故弄玄虛。

殊不知，數十年後的今天，我和泰迪羅賓竟然坐在一起吃飯，談起當年彼此互不相認的「江湖恩怨」，確是「一點中你怎去躲」，大家也笑起來。近日，還看了他主演的電影《4拍4家族》，發現他的悟性確比我強得多。

70年代的五台山欣然迎接香港新浪潮，造就了多位編劇導演，其後在電影圈都有成就。現在翻閱傅慧儀、鄺脩華主編的《形影．動：陳韻文電視劇本選輯》，幾乎每一頁都有驚喜。

這個民間故事，在當時的封建社會是蘊含進步的意義。我們看故事，除了閱讀內容，也應該了解作者欲表達的劃時代觀念。

潮起潮落，時光流動，朝代更迭，長安的璀璨繁華已隨歷史洪流化為煙塵，但盛唐的氣度、風采，卻藉着詩作保留至今。尋找理想之路縱然遙遠，然上下求索不捨晝夜的毅力和精神，卻化成了一首首千古不朽的名篇。

銀幕上《長安三萬里》所展示的世界，就是一台《紅樓夢》：李杜／寶黛初會的地點在哪裏都好，都無法避免詩意悲劇的揭幕；安史亂後的唐朝／查抄後的賈府是否「延世澤」，最終也一樣指向「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結局。

兩天內看了三套與「告別」有關的電影：《從前的我們》告別過着不同生活的青梅竹馬，了斷多年的牽掛；《喜歡這個我》告別父母獨自生活，活出自我，擺脫世俗束縛；《怪物》思索成年人何時才能告別無知和偏見。

無疑，《長安三萬里》是可用作認識歷史與文化的上佳活教材，但電檢處以刻板的評級制，將這齣電影評為IIA級，即兒童不宜，對於小學生而言，實在是錯失認知國史、國學、國情乃至國安的好機會，實感可惜。

希望香港有一日「有容乃大，海納百川」，內地和全亞洲的創意人才，都大量來香港工作，那麼，香港出產這些中外fusion文化電影，真的並非好高騖遠的空想。

個多兩個小時的紀錄片，由羅卡親自粉墨登場，加上自己的旁述，把觀眾帶回50年代至80年代的香港，雖是浮光掠影，但已足夠令人唏噓、嘆息。

奧本海默為此覺得自己有份「殺害」日本平民百姓，接受審訊，他沒有為自己辯護，他要「博取」世人同情麼？在聽證會、在審訊時，這位科學家顯得出奇懦弱，與他在領導科學家研究製造原子彈時充滿自信，像兩個人來的。

香港影星梁朝偉獲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金獅獎，是首位獲得這個獎項的華人演員。他主演的多部電影，均曾奪得不同的電影獎項。

我們知道的法國只限於古老的19世紀巴黎，卻不知道在巴黎外圍一個又一個公屋區，住了這群非洲來的移民，過着丁點兒不像法國的生活。法國人何時才嘗試融合兩個文化？

人工智能正急促發展，人類視人工智能為彰顯人類智慧成功的里程碑。在日常生活努力利用人工智能幫助人類工作，但卻不知不覺地取代着自己。筆者從大導演史提芬史匹堡的作品《人工智能》中探討人工智能與愛。

《奧本海默》電影的主調是反戰和反麥卡錫主義，亦毫無保留地批評美國政府。政治立場沒有絕對的對錯，有容乃大，能夠無顧忌地批評當政的，也許亦是國家軟實力的表現。

《奧本海默》不但是一部大電影，導演的野心是想將電影的敘事結構和拍攝手法還原到90年代、美國知識分子獨立製作興盛的時期。

Nolan的招牌配樂：一種重複敲擊逐漸增大的營造氣氛配樂，又一次在這個借一位原子彈之父的浮沉故事，說出核武的荒謬的電影中奏效，令到3小時的電影完全沒冷場。

併購的協同效應，在迪士尼和彼思這一役中，反轉反轉再反轉，天馬行空得符合動畫故事的基本條件。

一齣《燈火闌珊》，比起什麼新聞特輯更能喚起香港人對本地文化消失的危機醒覺，不想香港變成另一個內地城市，大家可真是要加把勁了！

56億票房《長津湖》電影電影配樂師梁皓一：「香港人學貫中西，和內地人交往，我們懂得中國人的規矩；和西方人交往，我們又如魚得水。香港人，絕對有實力，協助中外的文化交流！」

《星空奇遇記》在人類文化上（不只美國文化上）可是有重大意義，其實與新中國的外交理念相當一致。

上月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演的《尚未完場》，由歷史學者祁凱達和編導徐岱靈攜手製作，尋覓曾經被譽為香港「娛樂大亨」歐德禮（Harry Odell）的傳奇一生。

《給十九歲的我》榮獲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令這部極具爭議性的電影再次成為城中熱話。它被稱為紀錄片，為電影種下禍根。

不論票房亦不論獎項，要港產電影真正翻生，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不再逃避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