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教育

本港獲選入名單的不乏知名學者，包括港大校長張翔、中大前校長沈祖堯、中大醫學院前院長陳家亮；在新冠抗疫時出任專家顧問團的許樹昌、袁國勇、孔繁毅及梁卓偉等人均榜上有名。

面對馬來西亞華裔人口下降，學生的文化背景、家庭習俗、宗教信仰、歷史認知，都與華人學生很不一樣，很不容易。要先建立跨文化的同理心及跨文化量度，才能有多元的選擇。

對於能從心而行，不惜踏出舒適圈的幼教人員，筆者希望能多聆聽她們的心聲，互相扶持，讓大家的教學及照顧幼兒事業更多姿多彩。

Clarence Chen的成功故事展現了他的勤奮努力、出眾才華和志在必得的恆心決心，而他對學業的執着追求、對夢想的全力以赴，也體現了潮汕人堅韌不拔的意志、拼搏吃苦的精神。

幼教從業員的內發動機是非常重要的，筆者只能盡力創造有利同事達致事業成長的環境，並以鼓勵及理性分析的取向誘發同事的內在動機，最終希望他們成為更好的自己。

香港城市大學唐寧（Kevin Downing）教授和兩位國際專家合撰了《解構大學排名榜──從三大系統談起》一書，追溯高等教育排名系統興起的歷史，深入剖析它對高等教育及其管理系統的影響。

實踐芬蘭教育中，筆者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教師的熱誠、持續的研究與反思，以及有效的教師發展，而過程中要考慮到跨文化的差異及本地化的策略。

透過英國學校的示例，參加遊學團的準教師能思考如何應用當地優良的元素，融入香港的教學環境，更有助塑造教學理念，將來投入於價值觀教育。

被問到嶺南大學近日禁止學生活動以迎新營命名，符可瑩形容，「迎新」只是一種「概念」，恒大今年仍會沿用「迎新」的字眼，並稱每間大學情況不同，做法自然各有分別。

筆者對日本幼師的專業精神深感欣賞，並希望與她們攜手合作，提供不同的教育理念及更優良的教學配套，為日本的孩子提供更佳的學習環境。

筆者由一人肩負學校支援工作到現在發展為接近10人團隊，服務十多所學校及300多名老師，惠及過千名學童。筆者希望各成員能合作無間，從多方面優化我們的幼教服務。

近些年中國大陸的教育政策既沒有實質提升教育總體品質，也沒有讓教育界展現出更大的內在公平性或社會適應性，反而人為地壓縮了中小學教師和學生的生存空間。

上海的普通高中課程設置，過去20多年間也努力地謀求多樣化和具選擇性。不過，目前為止，高中3年的課程範圍事實上限定死的。相比之下，M校4年的課程框架中，給予了學生大得多的選擇空間。

一般人會覺得日本幼師的英語能力未如理想，擔心他們能否在澳洲擔任幼教相關職務，其實筆者起初亦有類似的想法和擔憂，而透過了解幾位準備加入我們機構的日本同工，應可釋除疑慮。

過去5年，就讀國際學校的非本地生人數不斷下跌。未來國際學校的需求是不是這般高，以至於在學生數目不升反降的情況下，仍然需要增設兩所學校？

立德樹人，這裏面的「人」，也包括人才。而且是有社會責任、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才。在現代不斷變幻的社會，而且應該是可以適應社會、擁抱挑戰、不斷成功的人才。

我們努力為同事建立良好的教學團隊，讓員工感到工作方面的樂趣。此外，我們亦會從事業發展和工作彈性方面維持教學員工的熱誠。

中國人往外地謀生，不管是潦倒抑或風光，卻總懷抱家鄉宗族情、國家愛的心中永恆的懸念，家庭教育傳承，自會叩問：「祖先是從哪裏來，魂的最終歸宿又往哪裏去？」這就是落葉要歸根。

作為來自香港的澳洲移民，本人深感到移民企業家在異鄉創業所面對的挑戰。我雖然看似一人在前，但實際上有數百名團隊成員在背後提供強大支援，多謝他/她們對機構的信任，亦感謝他/她們陪伴着我闖過一個一個的難關。

批判性種族理論原來只是一種學術理論，是認為美國目前為了克服種族歧視的政策與措施，只不過是表面的招數。目前美國的建制其實在不斷加深種族矛盾；而種族矛盾的受害方，處境只有愈來愈不堪。

筆者來澳大約8年，創業（私立幼稚園）5年多，公司現時一共聘用了大約300多名員工，驚覺自己的公司原來已躋身大公司的行列，當中有什麼體會？在澳洲營商和管理有什麼要注意的事情？

香港學校的評估發展，需要苟日新，若要真正實踐評估促進教學，而教學最重要是建立學生的全人發展，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是很重要的一環，教育的評估內容，也要將中國文明元素加進，從而優化教育。

歷史引證了大學作為知識殿堂，具有靈活應變、引領全球變革進步的能力。面對人口老化、地緣政治等問題，亞洲大學之間應戮力同心，方可發揮高等教育的真正力量。

愛因斯坦曾經說：「遊戲與玩樂是最高形式的研究方式。」兒童在長大過程中會透過許多方式了解原本不懂的事情，可能是透過觀察、觸摸、思考或創造來達到目的。

筆者在澳洲經營十多所幼教中心，除聘用大量本地教學人員外，亦吸納了數十名來自香港及日本的幼教老師加入我們的機構，她們在澳洲的教學體驗歷程也各有不同。因此，筆者希望撰寫一篇短文分享她們的教學生活點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