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

要解決管治問題，不能依靠人為因素。誰當特首也會面對相近的問題，政府不可能靠把好人、能人換上擔任特首、司局長、部門首長便可解決問題，關鍵的是制度。

網民發起今午（3日）「七區開花」行街反警暴。示威者在多個商場集會。防暴警進入商場制服多人。太古城中心外發生血案，灰衣男被打至血流披面，太古城區議員趙家賢的耳朵被咬斷。

昨天（2日）新華社香港分社遭受破壞。內地《環球時報》認為，暴徒破壞新華社既是對香港法治的挑釁，也是對中央和內地的挑釁。

警方阻止維園、尖沙咀柏麗大道、中環愛丁堡廣場、遮打花園集會。警方整個下午在港島區一帶施放催淚彈驅散。晚上，部分示威者轉戰油尖旺聚集。

特首林鄭月娥今年的《施政報告》乏善足陳，但她在事後接受傳媒及公眾提問時，有兩點回應卻值得高度關注。一是有關警暴，二是有關特赦示威者。

一個有道理和有能力的政府，根本不用害怕被有心人瓦解政府認受性和推翻權力中心，然而今次反送中運動正好顯示庸官禍港的殺傷力。

最近幾年，香港特區流行一個概念，叫「政制發展」，已成為香港社會一個中心政治議題。既然香港特區的政制五十年不變，為什麼還要發展呢？「發展」不就是「變」嗎？

練乙錚認為香港2047問題國際化解決方式，就是採用瑞士模式，否則內部解決的可能性和代價可能很嚴重，或會爆發一場勝負難以預估的內戰。今次「反送中」事件看到的矛盾衝突，足以構成一次內戰。

10月29日，香港首富、誠哥透過他的基金會宣布，扶助中小型食店，每店補助6萬元，總投入2億。此善舉大受歡迎。早前，北京有人發起「鬥地主批首富」，指誠哥的「網開一面」說是「縱容犯罪」、包庇香港暴力分子。

今日 （31日）是萬聖節，有人發起港島面具集會遊行，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中環蘭桂坊一帶，藉以反對《禁蒙面法》。今晚也是831太子站衝突事件兩個月，有網民發起到太子站舉行悼念活動。警方在兩地都施放催淚彈。

中央政府、全國人民、愛國愛港者都支持香港警察止暴制亂，肯定他們在恢復香港秩序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並對港警有極大的體恤；作為特首，她能夠說不支持警察作為一個機構麼？支持警察這個機構，她還用說麼？

時事評論員練乙錚覺得市民除了五大訴求以外，從法律的途徑追究賠償。而賠償的責任應由林鄭和意見提供者以私人的身份負起。他提議國際仲裁，五大訴求的合理性，還有賠償的問題，應該在國際上爭取承認。

後林鄭月娥年代，香港面對的是一個更脆弱的政治環境，官民之間缺乏互信，社會上因政見分歧而導致水火不容；香港在幾個月之間變成無領導、無方向、無安全感的城市，瀰漫着一片信心危機，情況比1980年代初更差！

我的判斷是：美國是不想香港的動亂不斷惡化下去的，當美國要利用這場動亂的目的已經達到之後，便會利用其影響力，令這場運動可以逐漸平靜下來。

要解開警隊與群眾心中的死結，政府首要安排專家疏導前線警員的情緒，務求盡量減少警員與群眾之間不必要摩擦。

重大的不公義帶來重大的憤怒，和理非和勇武都是不公義的受害者，他們又怎會不站在同一陣線？

香港人爭取民主挑動不了中國的民情，習主席可以放心。但中央在香港霸王硬上弓，卻令國家在全球輿論失分，影響中國在全球的布局。

梁錦松、鄧希煒指出，中美博弈本可為香港帶來更多機遇 ，促使不少生活在美國及內地的人才轉到香港發展，但近期香港的局勢卻可能令他們卻步。

缺乏能力和智慧將訴求作出政治轉化，雖然行動的款式或者千變萬化，但具體內容則不斷重播。這是平行時空，但對我來說，更像一集播不完的《迷離境界》。

特朗普稱美中達成「實質性第一階段協議」，有匆匆收兵之嫌，原因是後欄失火。第一把火是「烏克蘭門」，特朗普涉嫌曾要求烏克蘭當局對下屆總統選舉民主派對手拜登展開司法調查。

智利此次暴動，截止10月23日為止，已有15人死亡，香港則是0，說香港警察不夠克制的，應多看外國「先進」經驗。

之前在陳同佳案不斷堅持履行公義，替死者討回公道的港府官員，為何今天要「干預」台灣的司法公義？

從近期局勢發展來看，選舉日發生大範圍騷亂或暴力事件的可能性不大；局部地區發生事故而導至個別選區或者個別投票站的投票須押後進行，是最需要關注的問題。

如今即使陳同佳成功地到台灣主動投案，由林鄭一手導演的政治悲劇所造成的後遺症已經無法挽回。她親手打開的潘朵拉盒，釋放出的妖魔，已經不是她一個人下台就可以降伏的。

香港今次的反修訂《逃犯條例》示威暴亂，已經轉變成為政治極端主義，其標誌是逢中必反，逢共必反，不問理由證據，只信謠言。

張炳良認為，止暴制亂是必要的，始終不能長期亂下去。但問題是，政府是否等到止暴制亂後，社會平靜之時才願意對談，還是止暴制亂的同時有政治解決方案。他認為看回過去幾個月的經驗，是要同步處理的。

我在小學畢業的那一年，我寫「大學校長」是我的志願，全間學校的老師都嘩然，校長召見我並且教誨說，寫我的志願要實際一些。

議員們要法庭打掉的不單是《禁止蒙面規例》，更是特首按《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看來有的便宜立例之權。政府則是要法庭判斷並確立這便宜立例之權符合《基本法》，讓特首日後有穩妥的法律工具。

我相信一切靠自己：盡一己之力、用一己之強、少一己之私、無一己之怨。自己有本領、品德，就擁有了尊嚴。

駱應淦作為大律師公會執委之一，指出問題的癥結在於冥頑的政府，並不等於漠視暴力，反而是大律師公會捍衛法治的應有之義。

現在示威已經進入第5個月，林鄭和北京政府可以從暴力事件中汲取很多教訓。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當局無法藉由大規模拘捕、《緊急法》和事實上的宵禁來嚇怕市民。無論警方逮捕了多少學生，人們都不會懼怕。

不要單純以經濟發展視角來看待大灣區，並應摒除傳統區域合作中，追求要素在政策「對等」或「非對等」中流動的視角，客觀地檢視雙方的優勢以及需要改進的地方，互相引進及補足。

著名的周詩人當年經常以古詩詞來回答香港記者的尖銳提問，他那不慍不火，笑談中，不覺唐詩宋詞元曲輕輕出口，讓當時在場的記者心服口服；「周詩人」之美名不脛而走，普遍的香港人十分受落周南的作風。

前幾天（10月21日），8家醫院的醫護專業人士，有午膳靜坐請願，提醒眾人毋忘「七二一」和「八三一」，繼續尋找事件的真相；呼籲正視公權暴力、保障人權，發揚人道精神。

向出境客提供現金鼓勵，因為這無疑是要求旅行社找多些本地客外遊，結果卻是減弱本地消費，如果特區政府認為此政策是有利香港經濟，這正好證明林鄭政府的管治思維是何等低劣。

香港原來有那麼多的傳媒機構是反政府組織，這是今次暴亂的驚人發現。香港教育的失敗，以及學生的激進化，不能單單諉過於通識科，問題的根源在於誰人在當教師。

營商環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不過，在中國的特殊環境裏，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至少必須思考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包括意識形態傾向性、法治環境、國有與民營企業之間的利益衝突、政府的改革及其政策偏好。

香港的青少年能夠在政治上成熟起來，放棄一蹴而就的天真幻想。在法律、教育、醫療、傳媒能否最大限度脫政治化，保持中立和專業。我這些期望是否有點 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整個《施政報告》，最叫人失望的是，政府對於近日運動中其中一大主要訴求，政治改革，竟然隻字未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