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和民主秩序問題

地緣政治和民主秩序問題

在今天的世界,追求民主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但同時愈來愈多的地方因為民主化,而使得政治陷入無政府狀態。可以說,在這個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政治挑戰,便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今天人們似乎更多地談論政治治理問題,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遠遠超出了治理問題。很簡單,治理問題只是國內的內部制度建設問題,而地緣政治則表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內部制度,必須符合這個國家和地區所處的地緣政治秩序。

專訪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新聞戰場諜對諜

專訪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新聞戰場諜對諜

1998年3月到6月,我在曼谷、香港、澳門先後五次秘密訪問陳平。我說「秘密」,是因爲陳平在二次大戰日本南侵時在馬來半島擔任抗日游擊戰總司令,麾下曾經擁有12,000戰士;他和英軍並肩作戰,戰後還獲得英皇授勳;戰後英國重返馬來亞,他搖身一變,成爲爭取獨立的馬來亞人民解放游擊戰的總司令,決心用武力推翻英國殖民統治,他因而被列爲英殖民地政府重金懸賞通緝的「第一號人民公敵」……

被遺忘的世代

被遺忘的世代

這些年來香港社會運動有一個奇怪現象,似乎我們只能依賴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人帶頭,似乎社會上只有他們有理想,似乎只有他們才敢教日月換新天,似乎他們才是洞悉未來的先知,似乎一切都要由他們來充急先鋒、領頭羊。

中國治理香港的「劣勢」

中國治理香港的「劣勢」

英國治理香港的最後半個多世紀裏,絕大多數香港居民之所以不願意奮起反抗殖民主義,並不是因為殖民制度有多麼完美,更不是因為香港人特別「下賤」,而是因為中國內地長時期多種形式的大動亂——全面內戰、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得香港比較起來是一個不那麼可怕的避難所,普通華人在此能夠謀生、發財、寫作、圖進一步的發展。

回歸後香港為何由盛轉衰?

回歸後香港為何由盛轉衰?

回歸後的香港,左右各派熱衷於劃分楚河漢界的「兩制」,好像被念了咒語不越雷池半步。大部分香港人把回歸前當作「香港夢」的最佳境界,最大的努力只想維護原有的碩果。十幾年來,香港社會沒有果斷推陳出新,積極主動乘搭中國高速發展列車,導致了香港在先進、美麗、現代的外殼下,包裹了保守、懶散、自負又膽怯的心態。香港把自己局限在坐井觀天又杞人憂天的心理危機中。

折翼的香港

折翼的香港

今日不少香港人並沒有意識到,幸運之神不會永遠眷顧東方明珠。隨着香港社會不斷湧現各種激化兩地對立情緒的事件,例如:泛民主派堅決抵制連結京廣高鐵的廣深港高鐵之興建;宣揚「港獨」的年輕人裹着英國國旗闖入解放軍駐港基地;在大陸爆發毒奶粉事件後限制內地遊客購買奶粉,以及交流過程中任何偶發事件都可能如星火燎原般,引發兩地網民的火爆性對罵。長此下去,必然會有愈來愈多的大陸民眾開始質疑是否還需要繼續給予香港特殊優惠。

佔中運動感言——馬上治療社會創傷

佔中運動感言——馬上治療社會創傷

海外傳媒給香港年輕人連日來的抗議行動冠以「雨傘革命」之名,實在大錯特錯,他們的政治訴求不在推翻政府,而是在本來已極為自由的社會爭取較大程度的民主而已,又豈能稱之為「革命運動」?這無非是在本地開放多元社會孕育下,理想主義者和學生在道德層面的抗議行動,但這場運動恐怕有逐漸失控之虞。

香港佔中運動給北京十個啟示

香港佔中運動給北京十個啟示

市民事忙,平日連約吃飯、見父母都不容易,時間就是金錢,居然紛紛冒著非法的風險去佔中。這場被西方命為「雨傘革命」的示威,竟然有數以萬計港人去佔中,連發起人都感到意料之外。這也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來,北京面對最大的一場示威危機。連日來我走訪佔中多個據點,甚至通宵訪談,試圖找出:究竟香港內部發生了甚麼事?積怨何以這麼深?為何觸發規模這樣巨大的抗爭運動?

激進化政治及其結果

激進化政治及其結果

儘管激進政治花樣繁多,但對其組織者來說,本質幾乎是一致的——都是起始於組織者對現實的不滿,而去構想一個政治或者社會烏托邦,並且相信通過動員同樣抱有不滿的社會成員的政治運動方式,把烏托邦轉型成為現實。激進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會有激進政治,激進政治可以說是政治生活的內在部分。

處心積慮 成於殺也

處心積慮 成於殺也

學生上街已進入第二星期,令人揪心;不管支持還是不支持他/她們的行動,都難免「阿媽上身」,替他們擔心。品味過歷史,還有多一重顧慮:「處心積慮 成於殺也。」此指控是中華文化對任何掌權者,上至帝王將相,下到官宦權貴,最嚴勵的道德譴責。

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三大主流論說

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三大主流論說

在政改問題上持溫和中間立場者,大都傾向支持第三種論說。不過,這派論者日益發現自處於泛民死硬派與建制派的政改主張夾縫中,他們既不擁護「自下而上」的政改方式,亦寄望未來民主政制能在毋須與中央對抗的情況下有所發展。他們相信「一國兩制」只有在雙方互諒互讓的基礎上方能實現。

香港學潮是平台之爭

香港學潮是平台之爭

鬧學潮,就是爭平台,爭一個溝通的平台。或問,自由之都,不是有絕對言論自由嗎?你錯了!每一個平台,都有主人,都有立場,都有目的,都不屬於平民。既被剝削者,能有錢來搞平台嗎?即便是有幾個左翼知識分子願意為人民服務,他們能不被封殺嗎?平台,哪裏會有?如果有了,誰還會上街?

北京與香港:摸索的悖論

北京與香港:摸索的悖論

當前為何會出現佔領中環這類行動倡議和其他的火熱情緒?因為近20年前港人回歸時所期盼的國際大都市的普遍價值——自由、繁榮、法治、民主,他們至多只有一半,他們覺得已經等了近20年了,不應該老缺乏另一半,因此,近20年裏「一國兩制」大框架下的香港回歸,在雙方都從具體層面上摸索如何相處的路徑的同時,卻愈來愈發現雙方不是要過同一條河。摸索來摸索去,都發現自己摸到了對方的問題所在,於是就有了很多摩擦。

香港,住在歐洲的華人牽掛妳!

香港,住在歐洲的華人牽掛妳!

最近香港的爭民主鬧事,愈演愈烈,還聽說香港學聯要求政府回應民眾佔領多區行動:要求特首下台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有關香港政改決定。如果到10月2日都無回應,行動就會升級,佔領不同政府機構。 看樣子,社會一時平靜不下來,再加上不懂事體的中學生罷課,大學生為民主而不怕犧牲,生怕香港不亂的黑社會渾水摸魚,香港政府不知所措,讓我們這些住在歐洲的華人非常操心。

從教育角度分析佔中亂局

從教育角度分析佔中亂局

一個和平穩定的社會,和公民是否有公平機遇參與社會活動有密切的關係。香港人期待政制開放,個人手中選舉特首的「票值」有較大改良社會的能量,隨着真普選希望的落空而迸發絕望情緒,終引致民怨大爆發。這種被意識為民眾自主自發的抗爭活動,能否解決、如何解決,和當權者是否能看清社會問題癥結所在,不無關係。

佔中者的四大誤區

佔中者的四大誤區

嗚呼!熱情激動參與佔中的十幾萬市民,理想浪漫的數以萬計香港大學生,還有像玫瑰,像仙人掌一般天真可愛的幾千中學生,你們或許驕傲寫下個人光輝歷史的一頁,但你們有幾個認識的誤區。

佔中,一場不對稱的戰爭

佔中,一場不對稱的戰爭

佔中的對立面是反佔中。但,佔中派與反佔中派並不是戰場上真正的敵人和對手。所謂佔中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指的是戰場擺在香港,背後其實是英美盟軍 vs 中國與香港。不管佔中金主一共花了多少錢,錢由他個人支付還是美國什麼民主基金承擔,粗略總體估計,策劃費不外幾千萬美元。這場戰爭,最後佔中或反佔中哪一邊自稱勝利,其實都是輸家。

香港行政與立法機關的權力分享模式

香港行政與立法機關的權力分享模式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很明顯地不是議會內閣制,它較為接近總統制,但在至少四方面,它和一般的總統制又有重大的差異。雖然《基本法》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設計包含了「行政主導」的考慮,但實踐證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府只能是一個弱勢的政府,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基本法》的制度設計的結果。

香港學運潛在的危機

香港學運潛在的危機

真正的歷史並不是單面體,任何運動都有正流、逆流、暗流。法國羅曼・羅蘭曾無限感慨:「自由,自由,世間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中國文革一會兒說「學生運動天然合理」,一會兒又斥為反動言論。這次學潮的興起,不是政治陷入倒退或危機之時,而是社會政治生態試圖改良改善,民主進程略有滑動的時候發生。

行政立法關係與「行政主導」

行政立法關係與「行政主導」

「行政主導」原是對殖民地時代香港政制的描述,《基本法》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這種政制,賦予行政長官較高的地位和較大的權力,所以特別行政區政制也可視為行政主導的體制。但是,行政主導的原則是可以與行政立法互相配合和制衡及司法獨立並行不悖的,三者均為特區政制設計背後的原則。

讓學潮開啟香港的偉大變革

讓學潮開啟香港的偉大變革

我接觸了一些香港學生,他們是愛香港和愛國家的,他們是講道理和想和諧的,他們能夠接受我的基本判斷和具體建議。我反覆說,中央政府最樂見香港民主,現在需要我們一起在立法中去充分地實現。我相信,只要誠意溝通,只要耐心引導,孩子們會成為推動香港改革開放的建設性力量。學潮不算什麼,壞事可以變好事,我們完全可以就此開啟香港偉大的變革。

佔中對「一國兩制」的連鎖衝擊

佔中對「一國兩制」的連鎖衝擊

十幾年前,中共至少在表面上嚴守住「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的「互不相犯」底線,在「一國兩制」前提下,互不破壞彼此既有制度;沒想到佔領中環運動觸動敏感神經,尤其是在十一國慶之際,對中共而言是很沒面子的狀況。

管治聯盟為何未能發揮作用?

管治聯盟為何未能發揮作用?

劉教授在1980年代後期——亦即《基本法》正在起草的時候——已經提出此觀點,並將這種安排形容為一個管治聯盟。他預料這個聯盟會將由香港社會的一些精英人士組成,尤其是建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和親中政治勢力,而中國中央政府會在此聯盟的組成上扮演關鍵的角色。

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中的行政與立法機關

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中的行政與立法機關

根據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憲法性文件,立法局個別議員可在未得港督事先同意下提出動議和法案,只要該動議或法案不會有影響政府開支的效果。但是,根據《基本法》第74條,如立法會議員有意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必須事先取得行政長官的同意才可提出;至於「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案,議員則完全沒有提案權,即只有行政機關才有權提出這類法案給立法會審議和通過。

丁學良:民主社會主義對香港的啟示(灼見名家傳媒)

丁學良:民主社會主義對香港的啟示

全世界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以及其他一些很重要的人道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和廉潔程度最高的國家,絕大部分都屬於民主社會主義,「如北歐、西歐、澳洲、紐西蘭,都是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我覺得民主社會主義對中國大陸的未來,直到本世紀中葉之前,都是一個最適合的價值系統。」

香港新聞自由絕對不會沉淪

香港新聞自由絕對不會沉淪

除非是那些「別無用心」的人,都必須承認香港的新聞自由正處於一個分水嶺上。面對山雨欲來風滿樓,怎麼辦?毛主席不是講過:「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在戰術上要尊重敵人」?我把這個話稍微翻轉一下,長期也許可以悲觀,短期必須樂觀,否則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蘇格蘭公投突顯主權國家危機

蘇格蘭公投突顯主權國家危機

大倫敦以外的英國選民在經濟上日趨邊緣化,政治疏離感不斷上升。原來就存在身份認同衝突的蘇格蘭人之感受自然更為強烈。類似蘇格蘭人這樣的邊陲或邊緣群體在歐洲許多國家都有,但他們未必有機會透過獨立公投來宣洩自己的憤怒。

知識人與傳媒人如何捍衛香港新聞自由

知識人與傳媒人如何捍衛香港新聞自由

劉進圖一退下《明報》總編輯就遇刺,他自言沒有財務問題,沒有緋聞,相信是因為新聞工作所引致,但警務頭子第一時間跳出來宣布,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和新聞自由有關聯。李慧玲常常在廣播節目批評梁振英,被商台炒魷魚,但有人歸因於她跟老闆處不好,而不是商台為了牌照續約向當局低頭。

反腐敗說到底就是財政變革

反腐敗說到底就是財政變革

一切改革,說到底都是財政改革。因為,一切改革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愈是深化改革,愈是要強化財政制度建設,這是近現代以來我國得到的最深刻的經驗教訓。香港是我們見證的最新鮮的例子。

馬立誠:「利益集團是改革最大阻力」

馬立誠:「利益集團是改革最大阻力」

在中國當前國情下,左仍然有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和不容忽視的力量。特別要警惕的是,左和民粹結合起來,能夠呼風喚雨。這兩年,一些左派網站的輿論和諸多地方的低收入群體宣揚「文革比改革好」,不是風頭很勁嗎?有些左翼人士曾經給我看過全國50幾個地區的民眾舉着文革口號的橫幅開會和遊行的照片。

中央對香港局勢的深思反省

中央對香港局勢的深思反省

如果談到深思反省,我認為必須檢討在香港的機構部分人員、中資領導層以及大批變質「紅二、三代」、「官二代」,還有「強國人」和「土豪」們給香港社會和香港民眾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使香港很多民眾與北京產生了疏離感。反過來,這種疏離感造成很大政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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