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周永新教授認為，市民所以對政府的管治能力改觀，並不在於表面的混亂，而是看不到政府有團隊精神。政府的管治能力如江河日下，而市民的互助也因政策的失誤發揮不出來。

特首選舉本應是關乎全民利益的政界頭等大事，如今卻變成不似預期的反高潮事件。真正的新聞性不在於李家超的選舉工程，而是「我們是怎麼來到這裏的」。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相信，在歷屆特區政府建立的良好基礎下，新政府管治團隊將全速做好後疫情時代的民生經濟康復工作，帶領香港抓住機遇，重新出發。

李家超及其競選辦面臨的挑戰，是通過具體的政綱贏得更多選委的心。那些輕視這次特首選舉重要性的批評者，忽略了中國式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成分，香港也不會例外。

假如社會認同李家超的施政理念和工作方向，以及本月底面世的政綱，就應該結合民、商、學的集體智慧，為官方出謀獻策，政府也應主動做好提議和訂立議程的角色，同心協力打拚港人福祉。

第5波疫情持續回落，新增794宗確診個案，較昨日946宗減少152宗。不過，再有41宗死亡個案。周六是復活節假期第2日，不少市民到西九文化區遊玩，有年輕人被警員以違反限聚令票控。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接受本社專訪指出，現屆政府接近任期結束，林鄭月娥宣布不尋求連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同樣辭去職位參選行政長官，歷史似乎在重演。但「歷史重演」的背後，有哪些非常重要的分別？

李家超的施政想要得到什麼「結果」？是建屋數量？取地多少公頃？發展什麼新產業？不知道「結果」是什麼，就說「以結果為目標」，如此說法太過空洞，「選民」無從得知他到底作了些什麼承諾！

一旦美國用制裁、凍結切斷國際連接來對付香港，中國未必容易應對。香港難免出現斷崖式的金融和經濟災難。在香港新政府上台之後，美國會否施下馬威呢？

目前在內地生活的港人，雖然政府承諾給予「超國民待遇」，確實也有很多優惠措施，但實際上還是遇到不少難題，大概可以分為三方面：一是特區政府造成的；二是跨境銜接問題；三是內地政府造成的。

香港社會並不經常做全面的檢討，錯過了這個窗口，便很難再找到機會為社會把脈，由安老服務、醫療系統，以至如何振興經濟、改善施政，找出問題根源，對症下藥，才能規劃未來。

3天的自由檢測，工具不匱乏，剩下要考驗的，就是港人運用自由的水準、自由的素質了。

如果今次特首選舉，只有李家超一個人能夠入閘，那香港人可能連觀看選舉辯論的機會也沒有。我建議選委會應安排一場公開的答問大會，由候選人（即使只有一個）來面對公眾的查詢。

社會撕裂和建制派內部分歧，令香港要扭轉局面舉步維艱。同時，這種撕裂的局面可被視為國際環境對中國觀感，也是對中國發出的警號。所以中國必須確保香港政府的穩定性和延續性。

李家超參加香港特別行政區第6屆行政長官選舉，標誌着北京在其對香港政策上，採取以國家和制度安全為重中之重。但在重組香港分散的派系精英的統戰工作過程中，李家超挑選司局長和行政會議成員絕非易事。

警方國安處拘捕資深傳媒人區家麟，指他涉及「串謀發布及/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林鄭月娥及李家超均重申香港是法治社會，《基本法》及相關法律會充分平衡人權和自由。

解決疫情，香港才可全面開始復原，並尋求發展。解決基層住房問題，可以根本解決社會最大的矛盾和分歧，有利社會和諧，消除政治危機。

每個傑出領袖都是獨特的，有各自的能力、性格、風格和處事方式。大部分成功領袖是後天打造而非天生的。雖然很多領袖特質是天賦的，但有一些是隨着時間經驗及學習賺取來的。

本港今日新增2535宗新冠病毒陽性個案，較之前一日多43宗，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指出，數字反映市民有響應快速抗原檢測，只是陽性個案不如想像般高。

特首林鄭月娥呼籲市民自願參與快速抗原測試，只要多市民支持，就會有好成效，更有利本月21日起分階段放寬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她又指一俟確診數字回落到3位數，便結束例行抗疫記者會。

當中國故事漸入佳境，香港的故事該怎麼講？今時今日，香港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講好香港的故事，講給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聽，講給全世界聽：香港正在重新出發，明天會更好。

香港疫情從高峰回落，很多市民染疫，或已達群體免疫。政府可否調整隔離要求，增加兩地經濟交流？

美國忌憚中國的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必會在香港問題上老調重彈，失實報道甚或挑起矛盾，把香港變成美國涉台輿論戰中的助攻戰場。香港需要一個更有定力應付到腥風血雨的特首。

政府不時外聘顧問公司進行長遠發展規劃硏究，但絕大部分涉及基礎建設和土地規劃，較少關係到社會及經濟政策。香港高等學府擁有一流的學者，他們的角色去了哪兒？為什麼又不採用民間智庫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