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

中共黨內鬥爭錯綜複雜，常是「你死我活」式，大、小掌權者的權力亢奮，導致玩弄權術整人，狼性囂張，完全失去人性。

另附有三本在美國社會極具影響力的週刊：（1）紐約時報書評（The NYT Book Review，28頁），（2）紐約時報週刊（The NYT Magazine，54頁），（3）紐約時報時尚週刊（The NYT Style Magazine，122頁）。   七落的總頁數為138頁，加上三本週刊204頁，共342頁。自己最愛讀的五落依序是（5）（1）（2）（6）（3）以及紐約時報書評。   40年前的無知以及稍後的一些努力，進步仍然有限；對藝術、休閒、時尚依然是門外漢。那是一種對文明的失落感，更加深了對「文藝復興之人」（Man of Renaissance）的嚮往。   怎樣才能減少「專業外不外行」呢？答案是必須要從小時候，在家庭、學校、社區養成對美學、音樂、藝術、人文、時尚等等的興趣。根本地說，一個現代人，必須要有通識教育的訓練，才能變成一個專業外「不外行」的人。   （三）讀報是閱讀的一部份。讀書與學習是分不開的。最近我整理出「好書」的十項功能，鼓舞大家「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  ...

徐立之懂得找研究方向，當年分子生物學正是前沿學科，發展精彩。他以白人常見遺傳病「嚢狀纖維症」為研究重點，發病率為三千有一；一般白人二十五有一是基因攜帶者，屬隱性遺傳病，沒有病癥。如果不幸得了該遺傳病，兒童早期發病，所有外分泌都不正常，汗的鹽分高，腸分泌影響消化能力，肺裏長年有細菌寄生，且容易患肺炎，不易長大成人。   有系統尋找致病基因   人類的基因數約30,000個，共有23條染色體。1985年，徐立之的第一個突破是他首先確定嚢狀纖維症的致病基因在第七條染色體上。但是這染色體裏面有2,000多個基因，怎樣找出致病基因？他打個比如說，一套基因百科全書有23冊，我們找到第七冊是遺傳致病基因之所在地，因為發病常與此有關。當然我們需要靠精密的分析，方能確定找出致病的細節。「我們有系統的一頁一頁去翻，只要作出假設是對的，一定能找到致病基因，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在30,000個基因中找出關鍵，仿如大海撈針？徐立之再深入淺出解說：「譬如我們在全港各區有系統的搜索，結果知道油麻地有線索，但油麻地也很大，不知那幢大廈？是住屋？辦公室？還是貨倉？我們逐家去搜，確定那間屋之後，也不知屋裏什麼壞掉了？是把門鎖？水電？燈泡？煤氣？我們靠分析DNA序列，進行很多分子生物學的實驗；也與很多醫生及病人合作，與世界多方面分享及配合。「發現缺陷基因，非常神奇。」   當年有別的團隊比徐立之早兩年宣布找到該病的關鍵基因。「當他們宣布找出致病基因後，多個團隊沒有仔細分析，便以為成功已被拿走了，就沒有繼續做下去。當時是1987年。我實驗室裏的研究員們也覺沮喪，感覺浪費了精力；但我鼓勵他們堅持下去，繼續找我們要找的基因。因為一來仍有很多與疾病相關的分析可以做；再者，他們雖在第七條染色體位置相近的地方找了一個基因，但未有發表證據證明那是嚢狀纖維症致病的基因。結果亦是如是，他們很快也宣布他們發現的基因是不對的。我們的團隊從未放棄，終於在1989年找到真正的致病關鍵。」   徐立之領導團隊埋首研究，抱着科學家的精神，求真、不懈探索，總共用了七年時間終找出第七條染色體的缺陷基因。原來這基因是製造細胞膜上的氯離子的通道；通道出現問題，影響到外分泌的流通。該突破成果在醫藥遺傳界是一項的創新，對其他遺傳病的研究有絕對引領的作用。對病人更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因為科學家可以從此有系統地尋找能夠治療病患的藥物；此外基因攜帶者可以用DNA檢查出來，也可以做產前測試。   「每個細胞都有基因，科學家很偉大，研究成果令藥物無孔不入，小分子可把壞了的氯離子通道矯正，病人吃藥可以發揮療效。透過食物補充營養、抗生素加上物理治療亦減低了肺部感染，防止氣管閉塞。」他說，幸好藥物可以對基因缺陷引致的損壞氯離子通道產生矯正反應，沒有副作用。雖然現在的小分子藥物只能治療一小部分的病人，但隨着科研進步，新的藥物不斷產生，相信不久更多病人可以康復得更好。     贏得專利 視作心中富   這些致病基因的訊息，可以用作測試胎兒，及早得知基因是否有缺陷，那便意味着對生育的抉擇，母親可以墮胎；這涉及利用基因測試，呈現倫理及道德問題。「我希望發現這基因不只是用於測試，而是可用專利去做有效治療；我沒有能力去發展治療，所以只能從旁協助其他專家；我則繼續在遺傳學的領域鑽研。」是什麼推動他鍥而不捨去做科研呢？徐立之堅持：認知真相，為他人救命。  ...

儘管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確向美國表明，南中國海島礁問題是中國的主權問題，是中國和相關國家的雙邊爭議，但美國幾乎已經決定了其干預政策。

國家主權要保持完整，可以很簡單，但也可以很不簡單。簡單的是，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土與人民都全在這個國家的政府全權管治下，即這個政府的立法與行政對其國土與人民都有最高管治權。在國內無人可挑戰這個政府的管治權，在國外亦然。這樣國家的主權便完整了。可是，當這個國家對其土地與人民的立法與行政權都不由這個國家的政府擁有最高無上的管治權時……

新一季星空奇遇記將於2017年推出，不知西方社會日益分化的趨勢會否反映在劇情之中？踏入21世紀的首十年，西方社會或已進入「後『後現代』」期，顯示後現代主義影響看似有所減退，新一季的劇集中又會否亦反映此一現象？

先談令中央頭痛的勇武鬥士。除非在9月前他的案件已完結並定罪判刑，或者他決定不參選（兩者皆不大可能），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新界東的地區直選上應該穩佔一席。

學會在營銷過程中將「劣勢」轉化為「優勢」，對於企業的發展有着重要的「策略價值」(strategic values)。同時，在營銷過程中，面對對手，應該持着「識英雄重英雄」的正向心態、一同互相砥礪，引爆為消費者及社會帶來最大價值的「究極贏銷小宇宙」！

香港有很高學術地位的大學，北京也有很著名的世界學府，大家都是陶造良好公民和生命素質的地方！教育意念雖有點兒不同，但其實亦可以殊途同歸，互相觀摩學習的！

今天的香港為什麼這麼亂呢，就是因為沙中線在特首前面的幾個地盤收工了，佔中時就在那個位置被挖得最爛的時候。

不論各國如何面對碳排放的問題，中東的石油在未來幾十年不會缺少買家，只是多數買家將會是亞洲人。

子宮頸癌為不少現代女士的殺手，這次請來婦科專科醫生陳億仕，為大家講解子宮頸癌的治療，以及如何預防子宮頸癌。

去年我的預測是年頭年尾相同，今年丙申猴年的股市年尾比年頭的市況會更差。

沒有對教育的重新認識，沒有從學生學習的角度來重新設計、全民努力，就只會在過時的教育體系裏團團轉，不斷重複過時的操作，到頭來教育只會愈來愈糟。

很顯然，這種看法也是對中國政治制度化的誤解和誤讀。首先，十八大以來，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領導層已經脫離了鄧小平以來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制度規則，包括領導人任期制度、年齡限制、集體領導等。其次，十八大之後所發生的變化是對現行制度的調整和改進。明明知道體制出現了毛病，如果還繼續下去，那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對具有責任感的領導人來說，唯一的選擇就是承擔政治責任，改變制度的運作方式。實際上，隨時對體制進行調整是中國制度的一大優勢，而非劣勢。如果不能對體制進行調適，既得利益就會主導體制的運作，就會產生體制內外的巨大衝突。把十八大以來的政治變化和非制度性的個人專制聯繫起來，並沒有經驗根據，而是一種基於意識形態的預設。   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   第三，反腐敗和制度建設之間的關係問題。西方世界對十八大以來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從一開始就加以關注。一些西方企業儘管在它們自己的國家非常守規矩，但到了中國，它們也開始腐敗起來。反腐敗運動對這些企業產生負面的影響不難理解。當然，對更多的西方企業來說，它們希望中國清廉起來，具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反腐敗運動總體上在西方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增強了西方企業的對中國體制的信心。   不過，一些人擔憂反腐敗停留在運動的水平，而不能轉化成為制度建設。這方面，西方也有誤解。隨着反腐敗運動的推進，制度建設也一直是中國所追求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改革方案的主題詞就是「法治」，是一個全方位的制度建設方案。反腐敗的制度建設表現在國家制度和政黨制度兩個大的方面。就國家制度來說，主要是要減少和防止司法政治化和地方主義，這方面包括建立跨區域法院、巡回法庭、強化司法專業主義和通過主要領導人司法責任終身制，來管控他們對司法的政治干預。在政黨制度方面，執政黨大大強化了黨紀制度的建設。黨紀一直存在着，但十八大以來，黨紀的「細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倒退與進步。西方的一些人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層所執行的路線不是在促成中國的進步，而是相反。他們引用的經驗證據是中國政府對非政府組織、媒體（包括互聯網）、人權律師等方面的控制。   毫無疑問，在這些領域，政府和這些社會群體存在着緊張的關係，甚至是衝突。不過，從制度建設的角度來說，這種衝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可避免，原因在於中國必須探索管理所有這些領域活動的制度。任何一個國家，對這些領域都存在着規制制度。對中國來說，這些領域的發展都是相當近來的事情，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確立一套有效的規制制度。不過，總體上看，西方所說的「倒退」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發展並不符合西方所預期的方向。這方面，西方學者們倒是很明言，表示儘管十八大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些變化並不是他們所預期的或者所希望的。簡單地說，這些變化反映的是中國本身的發展邏輯，而非西方的邏輯。   第五，國際上的擴張政策。一些西方人認為，十八大以來中國已經完全放棄了鄧小平時代所秉持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走上了一條國際擴張路線。他們所引用的證據包括東海、南中國海問題，和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中國外交政策。   不過，西方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顯然是簡單的意識形態問題和立場問題。說其是意識形態問題是因為美國和西方往往從自身的歷史經驗看中國，總以為中國崛起之後會像西方早期那樣，走上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路線。西方一方面一直在抱怨中國「搭西方的便車」，沒有能夠承擔足夠的國際責任，但當中國創始「一帶一路」等議程來承擔區域和國際責任的時候，他們又擔心中國會走他們的老路。至於東海、南中國海問題，中國並沒有主動挑起事端，而直到其它國家挑起事端，中國才做出了反應。中國如果沒有有效的反應，政權的合法性就是一個大問題了。但中國的反應被西方認為是具有挑釁性甚至侵略性。這主要是美國的「盟友」政策所致，即美國選擇了站在「盟友」這一邊。同時，中國本身缺少國際話語權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不過，這樣說並不表明中國的內部體制建設和外部外交政策並不存在任何問題了。相反，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國都存在着很大的改進和改善空間，需要中國做持續的努力。西方對中國內政外交的反應表明，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內部建設和外部崛起都不容易。   （圖片：Pixabay）

在《不要「驚動」阿盈》這個案例裏面，我們看到一個「內容營銷」（Content Marketing）的重要啟示和新趨勢！

康德（Immanuel Kant, 德國哲學家, 1724-1804）主張，人要通過理性思維，找到自己的自尊與自主，而不是服從感覺、慾望和外在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道德實踐。

從選舉之中，李慧琼體會到年輕時應作多方面嘗試，不怕吃虧。

文明對話對中國來說尤其重要。中國文明就其本質來說就是一個對話文明。這個對話文明表現出的特點是開放、包容和進步。

從蔡英文在黨的領導地位的角度來看，要她在兩岸關係做得比馬英九更討好不可能，比陳水扁更壞，也不是意外。

年青一代的悲觀心態並不純粹源於世代間的社經鴻溝。對成長於後現代紀元的新世代而言，他們這種悲觀心態也植根於其中的文化氣息。

蔡冠深認為親和力也可以避免自我膨脹，以防被權力沖昏頭腦。

歷史是人類的歷史。那麼歷史的發展與進步只有一個判斷的標准：那就是人類的能力尤其是控制與改造環境乃至自然的能力是否提高，以及這種提高是否惠及盡可能多的社會成員，給他們帶來更多的福祉。

因此新世紀的目光應當移向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把教育本身視為目的，而不是手段。

總的原則是，相信每一個人都是可以成才的，不要像盆景一樣按照大人的口味加以扭曲，你覺得這樣比較好看，就一定要把它彎過來。

共青團是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其官僚化不會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可一旦執政黨發生官僚化和脫離社會的現象，影響的不僅是執政黨本身的執政合法性和能力，更會對整個中國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要不是吃了「獅子膽，狐狸心」，真難以想像李光耀領導下的人民行動黨有什麼能耐可以那麼有作為。

毫無疑問，新一代年輕人正冒起成為社運的生力軍，雖然活躍政治的年輕人並非均屬本土派，且有不少正考慮何處落戶，但普遍發覺本土主義在同輩之間日受認同。

一帶一路名單有65國之多。很多是經濟水平不高的國家。這類國家對中國的過剩產能類別相對經濟水平較高的國家自然有更大的興趣。但是中國如果向這類國家實施投資計劃，可能遇到比日本更棘手的問題

法律不是無用，但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司馬遷所謂「法施已然之後」，不能培養人的自律、自覺，法律條文便有僵化和被利用的危險。新加坡的法治已經很好了，但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法治進一層，就是要有道德教育來配合。

過去在經濟繁榮的時代，美國擁有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兩黨都受制於它。一旦中產階級萎縮，共識政治變得不可能，就失去了制衡兩黨政治極端化的力量。

美國著名心理分析家著有一書《希望​​》，書中強調希望是人生存下去最大的定心丸，一旦人失去希望或絕望，便會自暴自棄，輕生厭世，暴行什麼都會發生。

經典自由主義在1980至2005年間再度復興：美國列根總統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相繼登上政治舞台、鄧小平帶領中國對外開放、蘇聯及東歐地區的共產政權紛紛倒台。但自2008年大勢有變，經濟難題相繼湧現，且未能妥善解決。雖然美國率先嘗試以社會自由主義化解貧窮和不均，但始終未見成效；如今富裕國家面對經濟不均現象，卻又歸咎於經典自由主義。   浪漫主義的遺害   無論經典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抑或社會民主主義，背後的自由和平等原則，是普世的道德價值和真理，人人適用，個人與國家的契約關係，則純粹基於人人平等自由的抽象概念演繹而成。家庭、社會、歷史、地域，甚至年齡和性別，以及其他一切與個人有關的聯繫，卻從來隻字不提，這正是啟蒙時代的特性。   這種普世的觀念，令自由主義在道德上別具跨越時空和地域的強大感染力。「佔領中環」運動策動之初，參加者力爭的也正是普世價值，不料及至運動尾聲，旺角街頭竟變成本土主義者洩憤的場所，這股怒火後來更蔓延至元朗及沙田。本土主義卻是與普世觀背道而馳的啊！   18世紀後期，德國學者對啟蒙時代的種種觀念大表質疑；他們否定自由主義者所說可按平等自由原則，透過法制理順人類社會秩序，就如科學家所見的自然定律一般原理。   按規則安排人類社會的觀念，對側重歷史、傳統、社會的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來說，不但感到不以為然，而且對其中人類倫理道德與文化信念分家的主張更大為不滿。   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肆意破壞絕對真理存在且可發掘真知的觀念，我們現在聽到的所謂相對真理、民族中心真理、主觀真理，便是這一眾浪漫主義思想家留給歷史的遺產。存在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是浪漫主義在20世紀的繼承者，而主觀主義和非理性又在人類語錄中出現。   敵對僵局的生機   要是在同一屋簷下，彼此卻在語言和行為上不能溝通，會發生什麼事？   當主觀主義、非理性、相對主義成為人類話語一部份，自由主義可還有生存空間？箇中挑戰實在非同小可，若缺乏絕對標準作為是非對錯的共通準繩，便須依靠互相容忍和體諒，而只有在對立雙方願意放棄彼此對抗和攻訐的情況下，這才有望成事，面對「極度多樣化的自由主義」則更須如此，到時人性亦將面臨重大考驗。  ...

作為一個為追求真理而做學問的人，作品能否傳世非常重要。我沒有能力改變世界。依我建議的我當然高興，不依我的也無所謂。

世界很多著名大學都拍攝了形象宣傳片放在網上，除了吸引各地高材生入讀之外，也歡迎各地遊客前往參觀。卻之不恭，每次外遊，我總不錯過遊覽著名學府校園的機會，吸收一些靈氣也好。

從經濟政策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什麼東西供給過度了？什麼地方供給不足？什麼地方提供了錯誤的供給？

中國和美國於2月25日達成制裁朝鮮的共識，由美國草擬的制裁草案在3月初提呈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安理會在3月2日通過決議，對朝鮮實施嚴厲制裁。

活躍於17世紀的英國政治哲學家 Hobbes 與 Locke 提出國家的社會契約論，認為人類脫離以自然的生存狀態（state of nature）而邁進文明世界，正是認同摒棄暴力、尊重法治之舉，兩位哲人的主張並不把使用暴力視為合乎情理或足以取信的手段。

近年本土主義茁壯成長，分離主義萌芽出土，梁特首豈無角色？

你看看澳洲、紐西蘭、英國等國家的青年政策，都不是個別政策局的政策，是說我一開始講的「開心」、「樂觀」、「自強」。這些才是青年政策。

目前，教授的工作評價都主要取決於出版和取得研究項目，教學反而看得最輕。這令年輕教授備受壓力，花在學生個人培育的時間愈來愈少。

強大的國家權力是雙刃劍，它在人手時代有推動國家發展之利，但取利之後它成為了不可戒除之癮。它或者走上戰爭毀滅之路；或者阻礙國家轉型進入人腦社會。

歷史上，香港一直在新中國的經濟發展中佔有獨特的位置。在70年代改革開放以前，由於西方對中國的封鎖和國內的相對封閉的心態，我們成為了中國對外的最重要窗口，在外貿、航運、金融及科技轉移等，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奇跡的創造者遠去，奇跡如何繼續？新加坡已經成功走出西方民主的格局，所以，在後50年，是不是還要向西方學步呢？如果要再創奇跡，恐怕不是這樣吧？

生命的價值如何量度？經濟學家從前曾以未來的一生能賺多少錢作標準，但這顯然有缺點，有些人已經退休或根本不想工作賺錢，但他們會認為自己的生命已無價值嗎？近數十年來，經濟學中早已用另一觀念代替上述的標準，新的方法是看看當事人若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最多肯付出多大的代價去保住性命。

已經105歲高齡的國民黨，在接連經歷兩次敗選重創後，要想再起，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國民黨最大問題是它還有沒有一批願意奉獻的人。」

人生中最重要的名片不是家世，而是自己的本領——學識、技能、人品、態度的總和。

善用大型國際評鑑，並有系統地總結和整合這方面的資訊，對建立、改革或改良國家的系統評估很有參考價值。

仁川宣言承諾發展更加包容、更具反應力和復元力的教育系統，以滿足這些局勢下的兒童、青年和成人的需求，包括境內流離失所者和難民的需求。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食品安全問題長期未能解決，已成每屆人大的熱門話題，今年3月人大更迫使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記者會上痛心表示，「大批國人到國外搶購奶粉，這是中國奶業人的恥辱。」

死，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在我的經驗中，如因緣未盡，那死是不太容易的。

黃老發動學術研究的想法，不是想要「全盤西化」，也不是「唯我獨尊」，而是搭建兩岸研究的平台，讓兩岸緊張對峙的政界有和緩的思想空間。

一個社會的目的也並非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經濟面而非社會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