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只會讓一名現任官員參選特首,問題是,在特首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三人之中,誰會獲中央選中出賽(最終未必是真命天子)?
「中國早就不是1992年以前共產黨所統治的中國,更不是1976年文革結束之前的那個中國,中國本身經過不斷地脫胎換骨,變成現在一個全新的模式,這個模式連全世界都有點困惑地看着它,要去了解它, 但在它旁邊的台灣,最可能受到它影響的,卻不去看它、不去研究它、不去了解它,而把自己捆綁在那個統跟獨、藍跟綠的簡化的、激情的糾纏裏頭,這是我對台灣相當大的憂慮。」
康德之所以認為教育是人生「最困難、最大的問題」,其實是要提醒成人明白這樣的道理:不可以只將教育視為幻想和美夢,也不應該畏懼教育的複雜性,而應從人的發展出發,立足當下,面向未來做出我們可能的努力。教育是一種異常複雜的工作,許多時候我們已經相當盡力了,卻往往效果甚微,甚至還會遭遇冷嘲熱諷,以至打擊壓抑。同樣的觀點也影響了他以後的教育大家,如弗雷勒有《十封信:寫給膽敢教書的人》,費爾南多也有教育是一種「勇者之為」的論述。 教育之難,難在對教育性質與價值的理解上,它會影響教育的路徑與方法的選擇。康德認為:幫助幼兒成為獨立生活的人的活動,就是教育。這樣的活動必須讓兒童自己去了解和領悟自己作為一個人所應盡的義務、責任和行為,這樣才能使他們在教育過程中慢慢成為一個人。 教育之難,還難在知易行難上。作為教育者,我們在教育過程中必須心存人的觀念、人的尊嚴來教導兒童。所謂人的立場,首先要求我們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生活的人,所謂得人成人。所以康德認為「教的人要受過教育」、「沒有受訓練和教導的,就不適合教學生」。對這樣的道理我們沒有幾個不明白,但在實際教育中,我們常常會將「人」弄丟的。 在今天,康德關於教育是人生「最困難、最大的問題」的論斷提醒我們,作為教師必須警惕打着教育旗號的反教育行為,學校出台的校規校紀不可以違反法律,也不能傷害人格,但事實上這類校紀校規屢見不鮮;還有作為教育者,面對當下行政推動的種種「教學模式」可能導致的負面效應當有敏銳的反思與批判。 康德有句名言:「有兩樣東西,我們愈是持久和深沉地思考着,就愈有新奇和強烈的讚嘆與敬畏充溢我們的心靈:這就是我們頭頂的星空和我們內心的道德律。」康德的哲學,實質上是一種批判哲學。一個明智的教師,會時刻反思當下教育實踐的具體現象和問題,探尋這些現象與問題所產生的根源所在,進而思考解決這些實踐和問題的路徑與方法。 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說:「雖說我們的一切知識都開始於經驗,但是並不能因此就說——知識都來自經驗……因為很有可能,即使我們的經驗知識,也是由我們從印像中接受來的東西和我們自己的認識能力從自身(不過由感性印像而誘發)所提供出來的東西二者複合構成的。」他認為知識必須符合對像,認識主體要圍繞認識對像轉。由此生發開去,教育者要走出教育的困境,是不是應該思考和探索教育如何從教育對像出發,圍繞教育對像轉的教育路徑與方法,從而慢慢改善當下的教育困局與生態。 原載《中國教育報》2016年3月14日第九版頭條 (封面圖片:wikimedia commons)
近20年來的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一些人為了爭政權、爭選舉、爭財富、爭出名……不分青紅皂白,不論是非對錯,「逢改必反」、「逢中必反」、「逢漲必反」,分裂了樸實的台灣社會。「家不和萬事不興」正是今天最沉痛的寫照。
假如大學不看平常的表現,學生就會逐漸放鬆對於平常學業成績的重視;假如大學根本不屑看綜合素質的表現,學校和學生就會敷衍了事;假如大學很重視綜合素質,又難免出現誠信的疑難。這種事在華人社會發生,一點也不奇怪,甚至可以說,不發生才怪。
蔡總統指出:「歷史會記得我們這個勇敢的世代,這個國家的繁榮、尊嚴、團結、自信和公義,都有我們努力的痕跡。」「新」台灣人正是構建這個藍圖最重要的力量。
「是什麼令你認為香港是個特別的金融中心?」請你們輪流回答。或許由 George 開始吧,說出你心目中的答案,是什麼主要因素,讓香港成為如此重要的金融中心?
Levi’s今個春夏在全球各地透過不同創作層面宣揚「We Are Original」原創精神。他們的香港團隊為此挑選了極具「本土特色」的元素融入於這個global Idea之中,將「原創」精神置於本地,進行推廣。
在救市進程中,各個監管部門的反饋和步調如果協調不力,就容易使得救市錯過恰當的時點,可能導致市場風險不斷惡化。
波斯特教授列舉十種表達「付出」與「愛心」的方法:讚頌、傳承、寬恕、勇氣、幽默、尊重、慈悲、忠誠、傾聽、創造。這些方法能將感激化為人性化的行動:幫助別人以及自己成長,樂觀積極,提升生命,找到價值,感同身受等。 西方學者提出的十個「付出」方法,與星雲大師提倡的「捨得」與「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相互呼應。 我常說:自己讀的是經濟,關心的是教育,嚮往的是和平。只要懂得機會成本,「和平紅利」就是最好的教材。如果放棄戰爭,贏得和平,本來要花天文數字的軍費就可移作和平用途,產生西方人提倡的「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引證艾森豪將軍當總統時的一段話,來說明「捨」戰爭,「得」和平是多麼重要: 「每一支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最後說來,都相當於對那些飢餓無糧者和寒冷無衣者的偷竊。窮兵黷武的世界,不僅只是消耗了錢財,也消耗了勞動者的汗水、科學家的才智,以及下一代的希望⋯⋯這絕不是我們應有的生活方式。」 「機會成本」與「捨得」提供世人二個珍貴的思路:理性決定與人性化選擇。 (封面圖片:Pixabay)
現在我們最常用電腦掃描的方式去看一下心臟血管,初步看看血管有幾成窄,是哪一條血管,有沒有影響分支的地方,這個是初步的檢查。近五年來的檢查也愈來愈準確,所以我們多用這個方式。最後要確診,我們會用心導管的方式來看究竟有幾成狹窄,多角度評估來作決定。
如果你要造一款省1/10汽油的車,只需對現行設計做些改動;但如果你想造一款每加侖油可以跑500英里的汽車,那就得從頭開始了。僅僅通過思考「我該如何從頭開始?」這個問題,就可以刺激你萌生從未有過的想法。
中國的經濟態勢是近年最熱門的話題。從政治家到投資者,從經濟學者到普羅大眾,或在政壇亂噴口水,或從學術層面詳加論列,甚或作驚天預言,紛紛對中國的經濟前景發表看法,甚或採取行動。
當年教育改革的3 + 3 + 4,中學減去一年,大學增加一年,國際上讚羨的是香港的大學,都沒有把增加的一年,用作專業加深的用途,而是普遍地開闢了通識類的課程,以開闊大學生的學識視野。那是香港高等教育前進了一大步,擺脫了純粹職業培訓的角色,說明香港的大學是有教育專業見地的;而有些大學開設通識課程,就是以中大為鑑。 不少輿論認為這是「搶學生」之作,但願中文大學有更好的理由!可以看一下上述哈佛建議的新動向,也許會有不同的想法,否則像中國人說的:「撿了芝麻,丟了西瓜」,代價太大了! 搶奪學生 得不償失 中大的醫學院建議,也可以成為一服清醒劑,讓香港其他的大學也審視一下:假如要成為有社會良心的大學,大可以放寬心懷,看看如何讓學生的品格成長,成為辦學的核心價值。 看到上海陳亦冰先生的評論,在讚揚上述哈佛「招生新議案」之餘,說在中國「用分數定優劣」,就像是「定海神針」,一旦變了,就會「公平頓失,天下大亂」。的確如是,在中國,很多人認為分數是最公平的。社會現實告訴人們,沒有了分數,就會有種種金錢、權勢、關係的介入,就再也沒有公平可言;而分數卻是真金白銀通過學生自己的努力得來的。這也許是中國歷代科舉文化的延續,一時難以動搖。 因此,中國最近推出的「高考改革」,人們寄予厚望。對於20多年以來不絕於耳的「應試教育」,雖然推倒不易,但與現狀比較,改革的強度是前所未有的。 以上海為例,準備2017年實施的高考,語文、數學、英語是三門必修,每門滿分150分;其他在政治思想、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命科學,選修三門,每門滿分70分,總稱3 + 3。...
習引古人話說:「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爺(指少爺、姑爺、舅爺),廢職亡家。」「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習還披露:「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專題民生生活會上,我專門強調了這個問題。我說,我在這裏跟大家語重心長囑咐,要操這點心,家裏那點事有時不經意可能就溜過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漸,不要護犢子。幹部子弟也要遵紀守法,不要以為是幹部子弟就誰都奈何不了。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處理,而且要從嚴處理,做給老百姓看。」習敢警告幹部子弟,顯示已掌握一些有問題者情況。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習近平首次明示對觸犯黨紀國法的幹部子弟要從嚴處理,可謂道出民眾心聲,但能否增強民眾對執政黨的信心,則要看是否真的付諸行動! (封面圖片:亞新社)
「點解你當初會揀耶魯呢?」的問題,這條問題「極有深度」!招生主任(本來也是耶魯大學的畢業生)沉思半响,在輕快的音樂聲伴隨下,他開始用「歌聲」唱出關於耶魯大學的多彩多姿的校園生活。
香港不景的推斷只應驗了約八年,沒有十多年,因為2004年內地推出自由行,跟着是放寬內地人到香港投資。2010年內地與香港的優質青年的工資差距收窄到大約一與三之比,香港的難關其實未過。 這例子教的,是預測不到的局限轉變(例如自由行與內資進港),會影響推斷的準確性,時間長短的推斷因而是大麻煩。推斷十年以上的不景,準了約八年,不太差,但如果內地不大手幫一把,十年會是太短了。原則上內地協助香港對自己有利,早就應該這樣做。然而,外匯外流的恐懼是故老相傳的成見,這種局限的變動不是無從推斷,而是牽涉到遠為複雜的交易(政治)費用的局限,考查的成本是太高了。 說香港今天難關未過,我可以容易地指出一個近於災難性的可能發展。如果香港推出最低工資——2010年看事在必行——不需要是很高的「最低」,只要是廣泛地影響着最低層的工資水平,那麼一旦內地取消進口稅,或把深圳改為自由港,我的推斷是香港的經濟會出現一個難以解救的困局:自由行會倒轉過來,香港的商店租金會跌得頭破血流,牽一髮而動全身,全面的效果如何不好寫下去。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內地撤銷進口關稅也是早就應該做的。說足以為大禍的最低工資不需要很高,因為只要下頭的工資被「托」住,上頭的有需要時難以下調! 推斷失靈的原因 多年以來,類似的大大小小的推斷,屬「宏觀」的,我作過多次。一位朋友說他算過,26次全中。其實大部分不是真的全中,只是中主要的一部分,因為跟着而來的局限轉變我事前沒有算進去。那些是想三幾天就動筆的專欄推斷文章,沒有像30年前我想了近兩年才動筆推斷中國會走的路那麼慎重。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局限我是門外漢,通常是經濟考查的大難題。例如2007年前我真的意料不到北京會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推出把我弄得手忙腳亂。我怎會意料不到呢?因為在我熟知的地區競爭制度下,價格管制難以推出:對地區的競爭不利,地區政府會一致反對。工資管制也是價格管制。我料不到新勞動法的推出可以完全不徵求地區政府的意見,因為北京上頭歷來有這樣的諮詢。政治的局限真的不容易掌握。 回頭說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的失誤,本文要指出的重點,是這分析牽涉到的局限轉變是很表面性的,例如物價、工資、利率、政府財政、貨幣政策等。不是說這些局限變量不重要,而是宏觀分析歷來不深入地調查這些變化的底因局限。尤其是,在那重要的交易費用(應該廣泛地看為社會或制度費用)的考查上,傳統的宏觀分析歷來交白卷。解釋世事,交易費用的重要毋庸細說。然而,當我們能成功地把交易費用局限的轉變翻為價格或代價轉變時,用上的選擇理論(theory of choice)永遠是價格理論(theory of price)——莫名其妙地被稱為「微觀」。 沒有誰不同意,宏觀分析也是以個人在局限下作選擇為基礎,然後加起來而「宏」之。問題是如果個人選擇的局限指定不足夠——尤其是漠視了交易費用——加起來的「宏觀」對現象的解釋力令人尷尬。我有這樣的意識:傳統的微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傳統的宏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存在,但不管是些什麼!正面而又明確地引進交易費用,微、宏二觀的分別不會存在。原則上,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是走這「正面而又明確」的路,但走歪了,歪得離奇,無從驗證的博弈遊戲與不知何物的術語把整個本來是有希望的發展破壞了。 本文為張五常教授於2011年3月出版《收入與成本——經濟解釋卷二...
我們或許都知道這種病症對健康是不好的,但若要求醫治療,實際上要如何做?要照內窺鏡嗎?要麻醉嗎?今次我們請來耳鼻喉科專科醫生陳鍵明,為各位讀者解答疑難。
縱然你花上十多年、以至數十年一直「努力興建」品牌,在社交媒體真正天地互通的今天,「關公亂子」卻可以在一眨眼間把你的品牌病毒式的「盡情破壞」,以致體無完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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