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普京能夠支撐這個國家，那麼普京之後呢？

在經濟方面，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話語和行為愈來愈具有信心。

大國的「命運」在招呼中國，但如果繼續受制於意識形態和局部利益，將很難實現真正的崛起。

中國倒可以向大英帝國學習到更多的經驗，而非美國。

互聯網或許使得他們陷入「黑暗」，而對普通人來說，互聯網則有可能通向「光明」。

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世界處於一個｢不確定性｣（或者通俗地說是｢亂世｣）狀態。地緣政治面臨急劇的變動。英國脫歐、南中國海、朝鮮半島、中東和敘利亞、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國與美國、美國與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發生變化。所有的變化是地緣政治變化的產物，也反過來重塑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世界經濟也是如此。 西方引導的全球化開始出現逆轉，儘管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終結，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國在領導全球化方面，已顯得力不從心，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新的領頭羊。對崛起中的中國來說，所有這些變化應當被視為正面和積極；如果中國能夠抓住機遇，便是崛起的好機會，在｢不確定性｣中崛起，重塑區域甚至是國際秩序。 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在論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為時，專門討論了｢運氣｣或｢命運｣的作用。其實，在國際舞臺上，一個國家的作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確定性｣可以解讀為中國崛起的｢運氣｣或｢命運｣。因此，人們首先不應當悲觀地把｢不確定性｣視為負面。 所謂的｢不確定性｣只是一個客觀的局面，是時勢變化所致。任何國家都要根據時勢的變化，來調整自己的國際角色。不管怎麼說，中國崛起也是當今世界｢不確定性｣的一個重要根源。 中國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運氣｣和｢命運｣呢？這些年來，中國的確在努力這樣做。在南中國海問題上，因為涉及中國所明確規定的｢核心利益｣問題，中國冒了很大的風險，有所進步。今天南中國海局勢基本穩定，而且中國掌握了主動權。在國際經濟上，中國也在努力繼續推動自由貿易，通過｢一帶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角色。 但是，人們不難觀察到，中國也在竭盡全力、非常算計和理性地｢規避｣風險。然而，規避短期風險反而招致長期的更大風險。這尤其表現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韓朝沒有一方會考慮中國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來做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事情。 儘管外界認為中國對朝鮮半島有影響力，但實際上沒有一個受中國影響；不僅如此，中國反而變成了韓朝的｢人質｣。面對這些較小國家，中國除了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式的抗議，似乎什麼辦法也沒有。對朝鮮半島缺少影響，並不是說中國缺少能力，而是中國選擇不去使用可以產生影響的能力。 在國際經濟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中國一方面加入國際經濟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導國際經濟發展，但同時對現存國際經濟體制（明確地說是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系）抱着深刻的懷疑態度，總覺得這個體系是一個｢陰謀｣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裏面是個｢半心半意｣的角色。 中國在放棄促成崛起的機會 中國的作為和俄羅斯的作為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比。前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一蹶不振，直到總統普京執政之後，俄羅斯才穩定了政局。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俄羅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輝煌。儘管俄羅斯到今天為止仍是軍事強國，但主要還是前蘇聯的功勞。經濟力量遠不如以前，經濟結構單一，看不到明確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圍繞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儘管目前強勢，但未來仍然很不確定。 不過，俄羅斯不愧為一個戰鬥的民族，明明沒有能力做大國了，但不僅在苦苦支撐着其所認為的大國地位，而且時刻尋找機會復興俄羅斯的輝煌。如果得到機會，俄羅斯一個也不會放棄。在這一點上，俄羅斯人還是很驕傲的，認為當今世上能夠和美國爭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羅斯。中國則不一樣，明明出現了很多能夠促成其崛起的機會，但在一個接一個地放棄機會，不管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 這個現象使得人們擔心，今天中國的崛起是否會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沒有真正崛起之前開始衰落。這裏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國成為海洋國家的機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時代的開始，當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海洋力量皆為世界第一。如果鄭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東南沿海一帶｢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動，則反映了民間力量。 不過，正如人們日後所看到的，僅僅因為朝廷的意識形態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礙，中國在此後數百年時間裏把自己｢封鎖｣起來，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陸地國家，最終成為西方海洋國家的｢階下囚｣。 今天的中國會否再次像明朝那樣，主動放棄真正崛起的機遇呢？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意義的，因為中國面臨着諸多促成自己放棄機遇的因素。至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中國已經沒有大國的記憶。中國從秦朝統一國家，到漢唐不僅在地域上大擴張，而且建立起當時最強大的政治體制，所建立的國家制度被西方稱為｢開放的帝國｣。之後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滿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儘管在疆域方面有擴張，但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什麼創新。 明清之後，中國王朝變得愈來愈封閉，最終被近代西方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主權國家打敗。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苦受難，到今天為止，中國人有太多的弱國記憶、苦難記憶和受害者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人祈禱國際和平與國際公正。不過，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受害者｣心態過於強烈，缺少自信，不僅認識不到機遇，有了機遇也抓不住。沒有人會懷疑中國人對和平與正義的訴求，但國際和平與國際正義等諸多價值絕對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是要鬥爭出來的。 第二，今天的中國有太多的意識形態束縛。對敘利亞、朝鮮、美國、俄國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識形態影響。｢意識形態化｣表明人們已經不能實事求是地去看一個問題或事物，而只能從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角度去看它們，結果看到的不是事實的真相，而只是基於｢偏見｣之上的幻影。 這裏僅以美國為例。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美國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即｢敵人｣。很多人不滿於美國把中國視為｢敵人｣，但忘記了自己也把美國視為｢敵人｣。一旦把美國視為｢敵人｣，自然就不能對美國作科學理性的分析。 結果，美國做什麼，中國就要反對什麼；美國不做什麼，中國就要做什麼。這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上失去太多的東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國從道義出發，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結果中國反對，自然得不到很多國家的支持。實際上，作為大國，美國和中國擁有很多一樣或類似的道德價值觀和國際責任。 兩國國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這些分歧不能簡單地用意識形態來看待。對美國的態度，中國本該支持的就支持，該反對的就反對，但因為美國被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結果既看不到一個真實的美國，也看不到自己在處理和美國關係中的真實利益，處處陷於被動。 中國領導人應有實事求是精神 第三，錯誤理解毛澤東。毛澤東時代中國是弱國，針對美國和西方列強的圍堵和遏止，中國發展出強大的民族主義。（實際上，這種民族主義至少自孫中山先生開始就已經在塑造）。不過，毛澤東更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毛澤東發展出｢三個世界｣理論，為很多國家所接受。這主要是因為｢三個世界｣的理論不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上，而是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上。例如毛澤東把美國和蘇聯這兩個擁有對立意識形態的國家列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國家列為｢第二世界｣。 這種實事求是的分類，使得毛澤東正確和精確地看到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從而為中國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間。在和美國打交道上，毛澤東的現實主義表現得更是充分。在意識形態上，毛澤東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國打交道時，他明確表示喜歡美國的｢右派｣，因為｢右派｣比較接近實際，講利益。 他不喜歡和美國｢左派｣打交道，因為｢左派｣講意識形態，講價值觀。在代表美國的｢右派｣（即共和黨）總統尼遜執政期間，中國和美國順利恢復邦交，這和毛澤東的實事求是精神分不開。客觀上說，毛澤東是有意識形態的，但這種意識形態並沒有妨礙他的實事求是精神。 第四，錯誤理解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也是現實主義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韜光養晦，有所作為｣。人們只關切｢韜光養晦｣，忘記了｢有所作為｣。正是｢有所作為｣，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抓住了所有機遇，既避免國家危機，也實現高速發展。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1990年代初的｢南巡｣和後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背後都是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精神。 在對美國的態度上，鄧小平永遠旗幟鮮明，尤其表現在其對美國在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憤怒；另一方面，鄧小平也把美國看成中國學習的對象。在內部發展上，他更是把人們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市場經濟｣，視為一種發展的工具，一種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沒有鄧小平的實事求是精神，很難想像中國能在1970年代後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內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1990年代的與世界接軌。 ｢韜光養晦｣和｢永不稱霸｣應當是永恆的原則，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不要作為，不要鬥爭，更不是用各種方式來論證變相的｢不作為｣。現在有一些人把｢韜光養晦｣解讀成｢不用作為｣，這是完全的錯誤，這僅僅是對自己不作為的低劣辯護。 在國際關係上，經驗告訴人們，如果一個國家抗拒自己的｢命運｣，最終會受到｢命運｣的懲罰。正如內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樣，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會把自己從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來，才會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 大國的｢命運｣在招呼中國，但如果繼續受制於意識形態、受制於眼前的局部利益，將很難看到已經降臨的｢命運｣，也很難實現真正的崛起。

雄安新區的建設可以說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如果有足夠的信心和理性，中國所具有的能力，足以保護中國自身在南中國海的利益，而且也能維持這個區域的穩定。

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來探索新的政商關係，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制度變革甚至重建是唯一的選擇。中國亦然。

任何一個領導人或領導層的歷史遺產，就是他們所塑造的制度。沒有制度建設，就沒有持久的遺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30多年的時間裏，城市化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38%達到現在的56%左右。如果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城市化的70%水平來計算，中國離高度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4個百分點了。 也就是說，中國用了30年左右的時間，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歷程。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既強勁又脆弱，城市擴張很快，但質量低下，不僅過程充滿了風險，城市現狀也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 也正因為這樣，這些年來，愈來愈多人對國家的城市化現狀產生了諸多憂慮和焦慮。中共十八大前後，城市化曾經被界定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大來源，有關部門曾就城市化提出了諸多政策建議。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人們對城市化本身和城市化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抱有巨大的期望。不過，城市化已經逐漸在政府的議程中消失了，城市化的動力似乎已經不再。為什麼？ 中國城市化的動力為何不再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看看原來城市化的思路和城市化方式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簡單地說，今天的政策調整是對原來政策的一種反應。如果原來的政策不能為繼了，那麼就要進行政策調整。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檢驗原來的城市化所產生的問題。 第一、主導原來城市化的主要是GDP主義，即單純的經濟增長。投資、貿易和消費長期以來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城市化不僅創造了巨大的投資空間，而且也帶動了其他消費和貿易兩個領域。在GDP主義的指導下，在各級官員那裏，城市化就變成了簡單的蓋房子和造城市。城市化的動力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有關，因為房地產是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各級官員大力推動城市化，很快導致了產能過剩，甚至在不少地方出現了「鬼城」現象。房地產領域的產能過剩到今天為止仍然是最嚴重的。 第二、城市化過程中的安全等因素經常被忽視，導致城市愈做愈大，也愈來愈不安全，不斷暴露出城市的無比脆弱性來，包括天津的大爆炸、深圳的山體滑坡、雨季洪水泛濫、危樓等等，更不用說是導致民怨沸騰的霧霾現象了。 第三、戶口制度改革沒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鄉村化。在今天的56%的城市人口中，持有城市戶口的人口只有40%左右，表明還有10多個百分點的城市人口是農民工或者農民。盡管他們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其二代也已經成長起來，但他們還沒有被整合進城市。幾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着「城中村」和城市農民的現象。 所謂的「城中村」就是城市在快速過度擴張過程中，把原來的農村「包圍」在城市之中了，而之後又沒有解決所產生的現象。盡管經過多年的努力，「城中村」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本質上「城中村」還是保留着農村生活方式，在就業、生活、安全等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隱患。 第四、城市規劃往往變成市長規劃。一般來說，中國的城市都有城市規劃。但現實中，中國的城市是最缺少城市規劃的，或者城市化根本很難根據城市規劃來進行，往往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城市的官僚性質，城市規劃演變成市長規劃。「一個市長、一個規劃」的情況到處存在，並且上下任市長之間沒有任何連續性，往往是下一個市長要不修正上一個市長的規劃，或者完全擱置而重來。更為嚴重的是，每一任市長的首要考量往往是GDP增長，而非城市規劃意義上的城市化。 所以，城市的一些基礎設施建了拆，拆了建，結果所謂的GDP上去了，城市搞得愈來愈糟糕。更為嚴重的是，在一些城市，拆和建的過程中包含了巨大的工程腐敗，因為很多市長必須通過搞市政工程才能找到腐敗的機會。 第五，城市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導致專業人才的缺失。在世界範圍內，只有中國的城市是有行政級別的，中國有首都、直轄市、省級（會）城市、半省級城市、地區級城市、縣級城市、鄉鎮等等。而且，在一個城市內部又分成多級政府行政級別，基本上都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 新加坡500多萬人口，但只有一級政府，即使算上市鎮理事會，充其量一級半政府；但人口不到200萬甚至更少的中國城市則是三級政府、四級管理。而且，城市內部幾乎大部分組織包括學校、醫院、國有企業等都有行政級別。這種高度官僚化的城市制度，導致城市專業主義的低度化，因為專業主義和官僚主義經常處於直接的對立狀態。 一個城市的文明有待於專業主義的充分發揮，但中國的專業主義（例如城市規劃）必須屈服於官僚主義（市長規劃）。中國的城市即使硬件建設不錯了，但軟件（城市管理）遠遠跟不上，最主要原因就是專業主義沒有多少生存空間。 除這些問題之外，還有幾個重要的現象或者不言自明的政策議程一直不僅被忽視，仍在流行，主導着今天中國的城市化。這些現象不僅在阻礙城市化向深度發展，而且甚至在促成城市化走上錯誤的方向。 還沒有停止的大城市化現象 在種種現象中，最主要的就是大城市化。大城市化又包括兩種趨向，一是單個城市的趨大化，二是大城市群的建設。城市趨大化已經造成了中國的超大城市，即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人口已經超過了2000萬，並且還沒有停止的跡像，仍在繼續增大。如果不做城市體制改革，這些超大城市還會繼續增大，直至最後大危機的爆發。 如果超大城市是失去控制能力造成的，那麼特大城市群建設則是有關部門主動規劃的，已經規劃包括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十大城市群，並把十大城市群視為是中國城市化的主體形態。我們把這兩方面合稱為「大城市化」。 大城市化帶來怎樣的結果呢？首先要考量的是其所能帶來的正面積極的結果，因為這是城市化規劃部門的理性之所在。這裏最主要的是大城市化所能帶來的經濟發展和GDP增長。從經濟學意義上，城市化可以帶來GDP和經濟效益，這很容易理解。GDP就是經濟活動交易，交易愈多，GDP就愈高。因此，城市的GDP必然遠遠高於農村，因為農村家庭基本上是一個自足的單元，但城市居民必須通過經濟交易才能進行正常生活。 城市愈大，交易量就愈多，GDP就愈高。同時，無論是單個城市還是城市群的建設，從工程學意義上來說，也變得可以。無論是城市內部的交通還是城市之間的互聯互通（城市群）技術上不難解決。這一過程也創造經濟活動。 問題在於，這種城市化考量僅僅只是經濟學和工程學的考量，而較少甚至完全忽視了社會、政治和環保等方面的考量。在缺少對社會、政治和環保等因素的考量下進行的大城市化，最終必然會導致巨大的災難。這種災難性現在沒有人可以計算出來，也沒有人可以預測，但最終還是會出現。 第一，優質資源高度集中在大城市，拖累了國家區域經濟的均衡和可持續發展。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優質資源也是集中在這些大城市的。多年來，人們希望通過擴大內需來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但在優質資源集中在幾個大城市的情況下，內需社會很難再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如同社會群體，中國的城市也呈現出強者愈強、富者愈富、弱者愈弱、窮者愈窮的局面。這個局面不改變，國家的發展必然是畸形的。 第二，如果城市結構因素不變，其他方面的社會變革和改革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今天，中國在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改革都遇到了瓶頸，因為改革都過於側重這些領域的微觀面，而忽視了城市結構問題。例如，如果只有北京擁有中國最好的醫院和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全國各地的人群還是會蜂擁而至，不管怎麼樣的政策都難於阻擋人群流入北京，也難以把已經進入城市的人口驅離。只有把優質資源分散化之後，這種情況才能得到徹底的改變。 第三，大城市化產生巨大的負面社會政治效應。一些大城市愈來愈富裕，而愈來愈多的城市則出現貧窮化的趨勢。在很大程度上說，現在已經儼然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小城鎮包圍大城市」之勢。如果中小城市繼續被忽視，那麼它們必然成為中國民粹主義的基地。西方現在所盛行的民粹主義並非來自大城市，而是來自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鎮，因為中小城市和城鎮一直被忽視。 再者，城市愈大，執政黨、政府和社會、人民的不信任感就愈深層。社會對政府的信任來自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務。提供公共服務需要城市規模，城市過小，公共服務就很難提供。但是如果城市過大，政府更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這些年來，中國很多城市出現反PX和建立垃圾處理工廠的社會運動。實際上，中國大多城市被垃圾所包圍，並且已經到了很危險的程度，建設垃圾處理工廠是當務之急。但因為社會不信任政府，政府很難作為。這樣下去，城市肯定會發生生態危機的。 第四，更為嚴峻的是，就國際政治來說，城市過大往往對國家造成不安全。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人們必須具有現實主義的思考。盡管今天和平是大趨勢，但很難排除戰爭的可能性。現代戰爭對城市的摧毀能力愈來愈強。毛澤東時代搞「三線計劃」就是為了戰備。當時政府把工業能力分散到地方，尤其是內地。毛澤東想把中國的各個地方建設成能夠「自給自足」的單元，以防戰爭的爆發。現在的形勢不同了，但並不是說城市化不需要考慮戰爭狀態了。 很簡單，美國如果華盛頓特區、紐約和洛杉磯等城市被轟炸掉，美國的整個體系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但如果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一線城市被炸掉，那麼整個國家就要完蛋。同樣，日本的東京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韓國的首爾一完蛋，整個國家就完蛋。這是資源高度集中的劣勢與缺陷。在變幻莫測的國際環境中，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考慮到國家安全問題，否則就會鑄成大錯。

站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人們容易察覺社交媒體如何利用傳統政黨的劣勢而顛覆之。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源於對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的分析與認知。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

習近平在討論黨政官員對黨忠誠時，強調他們必須做到三個「必須」，即「必須體現在對黨的信仰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在對黨的組織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在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忠誠上」。

今天的首腦危機，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可說是今天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產物。

封面圖片：美國富商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使得整個建制驚訝不已（亞新社）   2016年西方政治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極右化。英國舉行脫歐公投，儘管兩大政黨（保守黨和工黨）的精英都希望英國留在歐盟，但老百姓投了反對票。美國富商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使得整個建制驚訝不已。意大利憲政改革公投失敗，大大鞏固了右派「五星黨」的力量，即使「五星黨」不能贏得全國選舉，也具有了足夠的力量來制約左派勢力。   極右化的趨勢在2017年會變得更加明顯。首先是法國的選舉。無論是內部因素諸如經濟不振、恐怖主義、社會分化，還是外部因素，法國極右派國民陣線力量繼續壯大。政治左派已經出局，即使中間派也不得不向右派靠攏。德國今天被視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堅強堡壘了，但總理默克爾也在積極調整其政治路線，為了保持政治優勢不得不向右派妥協，例如大幅度調整早先堅持的難民政策。   如果法國國民陣線贏得勝利，就很可能步英國後塵，舉行脫歐公投。歐盟承受得了英國的離去，但絕對承受不了法國或者意大利的離去。一旦法國離去，歐盟便會解體。歐盟是二戰以後歐洲進步左派的最大的政治項目；歐盟一旦解體，必將造成歐洲和世界的大變局。   極右化意味着什麽？今天西方政治向右轉有其歷史和現實的根源。西方左派一直代表進步力量和變革力量，而右派則被視為是保守力量的主體。一戰、二戰可以說是進步力量打敗了右派力量。二戰以來，左右派政治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左派的變化非常顯著，其立場幾乎和右派沒有什麽大的區別了。例如英國的工黨，在很長時間裏走「第三條道路」。   同時，很多右派政黨也往中間靠，能夠容納勞工階層的利益。左右派在政治意識形態和實際政策上的趨同現象，主要是因為二戰之後西方中產階層的龐大。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都要照顧其利益。在中產階層龐大的情況下，左右政黨不至於走向極端。   但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狀態下，無論是左右派政黨，都成為了「資本黨」，都屈從資本的利益，結果經濟發展了，但政黨嚴重脫離了社會現實。全球化帶來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富，但也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差異和社會的高度分化。左右派政黨也都變成了既得利益，忙於分享全球化所帶來的財富，而遺忘了社會底層、小城鎮和農村。不僅社會底層尤其是少數族群的利益被忽視，西方社會主體的白人的利益也被忽視。這便是今天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社會根源。   極右派政治在歐洲歷史上多次出現過，最典型的便是德國納粹主義和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美國在冷戰期間也有麥卡錫主義。所有極右政治有一個重要的特徵，那就是對內控制反對力量和批評者，對外侵略、貿易保護主義，甚至帝國主義。二戰期間亞洲的日本也有同樣的歷史。   儘管時代變化了，但人們沒有任何理由忽視今天的極右政治所能帶來的衝擊。從特朗普開始競選美國總統，到現在所釋放出來的信息看，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不確定性。美國人指責中國等國家的政治缺少確定性，而把美國政治視為是確定性和穩定的典範。今天的美國人對特朗普感到恐懼，一種從來沒有過的不確定感。   對美國和世界的災難   就內部來說，或許人們並不否認特朗普要復興美國的良好願望，但沒有多少人相信他能夠做得到。西方和美國現在所面臨的問題，是技術結構變化和全球化結合的產物。技術進步所產生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減少着就業；全球化又促動着資本和技術超越主權國家，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特朗普的右派政治如何改變這種技術結構呢？又如何控制資本而逆轉資本主導的全球化呢？更令人擔憂的是，特朗普所「說」的則是違背美國人一直所持有的價值觀，例如保護少數族群、社會底層的權利，自由貿易等等。   特朗普的內閣是由億萬富翁、將軍和激進政客所組成。如果特朗普所言都是兒戲，不會成為現實，情況還不至於那麽糟糕；但如果不是，並且其有能力把其所言轉變成為現實，那不僅對美國來說是災難，因為它會破壞甚至摧毀美國的諸多核心利益，對世界來說也會是災難，因為它會導致地緣政治秩序的大變動。   特朗普的做法，無論是內部發展還是外交，都會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說，如果特朗普推動貿易保護主義，或者對中國產品徵收高關稅，或者通過稅收或貨幣政策的調整來吸引資本回流美國，必將對中國經濟產生前所未有的衝擊。又比如說，如果特朗普要改變美國政府已經恪守了數十年的「一個中國」政策，或者在南中國海方面再製造新的事端，中國的國際環境就會變得更加嚴峻。   中國會如何應對呢？鄧小平生前應對國際風雲變化的話在今天仍然適用，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着應對、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在內部，理想地說，中國要既不能左、也不能右，繼續沿着中共十八大以來所確定的改革路線往前走；在外部，中國既不要恐懼於特朗普的各種「勒索」或者「恐嚇」，更不要錯失因為特朗普犯「顛覆性錯誤」而為中國所提供的機會。   對中國領導層來說，內部建設仍然是重中之重。美國和西方出現了極右政治，是因為社會出現了嚴重問題和危機。德國的希特拉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通過民主方法產生的，因為社會面臨巨大的危機，人民感到無望了，希望出現一位「救星」。現在西方美國的情況也差不多。   中國的民粹主義力量實際上也不小，它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斷表達出來，例如「仇官仇富」的心態、對外的極端民族主義、各種極端思潮的湧現、網絡事件頻發等等。一些地方的黨政官員也開始樂意訴諸於民粹主義，用意識形態治國和管理社會。不過，中國的領導層也意識到，各種形式的民粹主義的實際效用是非常有限的。中國的問題仍然必須通過發展得到解決。只要在發展，所有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發展一停頓，問題便會永恆化。今天中國的經濟仍在下行，一旦爆發經濟危機，其他方面的危機也會爆發出來，或者經濟危機會演變成其他方面的危機。   因此，今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可能是一個契機，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救黨」轉向「救經濟」。反腐敗仍然會推進下去，但需要從運動式轉向法制和法治式，並且更需要糾正一些地方在反腐敗過程中的不當擴大化現象。一些地方，幹部之間發生文革式的互相揭發。一些地方幹部在反腐敗過程中，公報私仇，牽連一批企業家，並以超越法律的方式對待企業家。這對地方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   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已經往制度化反腐和治黨這個方向走了實質性的一步。監察委員會的成立，更可以整合原先過於分散的反腐敗機構而發揮更有效的作用。   發展需要適當分權   發展需要適當的分權。十八大之後的集權非常必要，因為頂層設計、反腐敗、克服既得利益等都需要權力。鑒於今天世界範圍內所出現的領袖危機，中國再次確立了「核心」概念，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集體所需，是體制有效運作所需，也是政治責任制所需。沒有政治責任制，任何體制的運作都會出現大問題。現在核心已經確立，就可以理性地去處理核心和黨內民主、核心和黨內集體領導之間的關係。沒有人會否認，從毛澤東到今天，執政黨的事業是一代代領導層集體努力的結果。   政策落實需要動員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這四種主要經濟力量，它們是改革開放以來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今天仍然如此。沒有它們的積極性，經濟很難得以好轉。盡管一些幹部、企業家也犯過錯誤，但應當創造制度和法律條件容許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再為國家的進步做出貢獻。   在這方面，各級領導尤其要保持清醒的頭腦。現在，反建制的民粹主義泛濫，無論媒體或各社會群體都有強烈的印象，即黨政官員沒有一個是清廉的，企業家沒有一個是不腐敗的。政府的政策也往往被民粹主義所綁架、所引導。一些人的確很腐敗，但很多腐敗現象都是歷史過程中制度不健全的產物。所需要建設的是制度，而非簡單地懲罰腐敗者。如果制度繼續不健全，腐敗仍然會前赴後繼。數千年的歷史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在外交政策上，中國會不惜一切維護核心利益，尤其是主權利益，包括台灣、南中國海、東海等。台灣尤其重要，因為這表明中國仍然處於分裂狀態。因此，一旦台灣當局誤判形勢，犯「顛覆性錯誤」，例如搞「台獨」，中國也不會放棄追求國家統一的機會。很多年裏，「一個中國」是最低限度的共識，一旦台灣當局放棄了這個「共識」，兩岸現狀就很難維持。   不管是台灣當局還是美國，一旦打破兩岸現狀，中國就有可能出台新的台灣政策，加大「胡蘿蔔」和「大棒」兩個方面的力度。對國家的統一，人們愈來愈不抱幻想了。在南中國海方面，中國已經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可以牽制美國，消耗美國力量。中國沒有任何計劃把美國驅離亞洲，而只是要求美國在亞洲扮演積極角色，而非麻煩製造者。   在國際舞台上，中國會繼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積極推進新一波全球化。美國、歐盟、日本等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並不具有實質性意義。中國不會低估自身市場的力量，因為話語權往往來自市場實力。西方話語佔據主導地位，是因為西方市場的力量。中國本身會繼續通過有效使用市場的力量來塑造話語權。而且，西方的保護主義壓力也並非全是負面的。   2008年以來，中國努力拓展內需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市場，這兩方面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步。面臨西方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有能力推動新一波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這符合中國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經濟的利益。   因此，換一個角度來看，西方政治極右化對中國來說是否是新的機遇期呢？如果理性克服和取代了恐懼、焦慮和自大等情緒，便是機會；但如果是後者克服和取代了前者，便是危機。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一帶一路」是中國為自己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經濟發展而精心打造的。隨着圍繞「一帶一路」各種項目的落實，這個戰略正在給本區域的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如果特朗普僅僅是一個政客，只是想用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方法贏得選舉，那還好。但如果特朗普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並且具有能力來實現其理想，更把手段本身變成了目標，那麼人們就要非常擔憂了。

如果「資本運作」方式不能加以有效規制，對國民經濟會產生怎樣的長遠影響呢？一場經濟大災難就在後頭。

選拔地方幹部制度要公開透明，避免因任用制度不公而導致的腐敗和懶政。

國家的底盤是社會，社會這個底盤一旦松動，就不能支撐國家這棟大廈了。

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高層一直在呼籲致力於社會治理建設。不過，在實踐層面，地方治理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

如果中國成為了新一波全球化的領頭羊，又會對全球安全產生怎麼樣的影響？

共產黨的執政是要解放生產力，否則與革命目標背道而馳。更為重要的是，解放生產力的目標就是為了人民的福利。鄧小平的這個思路，從主政西南局到改革開放再到1992年「南巡」，一直沒有變化。實際上，這也已經成為共產黨的執政邏輯。

差異性發展更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市場經濟原則和提高國家的競爭能力，同時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避免過大的波折。

在世界範圍內，如果中國成功了，就可以成為成功的政治經濟學。通過執政黨建設來拯救經濟，通過經濟建設來增進執政黨的合法性，從而維持和改善社會治理，這是中國的發展經驗核 心。

現時經濟局面使得一些人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產生了極為悲觀的看法。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繼續加大結構改革和調整。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量。

中國方案是探討中國作為領頭羊的全球化道路。中國要使世界變得更加自由，而不是相反。

儘管中國經過努力促成南中國海局勢暫時穩定下來，並出現一些新的積極因素，但沒有人可以忽視南中國海問題依然嚴峻。如果輕忽和無所作為，新的危機就會浮上檯面。

中國可以制約美國，保障朝鮮的政權安全，甚至是領導人的個人安全，但中國必須要求朝鮮進行內部改革開放，成為正常國家。

如果要改變香港和台灣的局面，促成大陸與兩地的關係向整合方向而非分離方向發展，大陸必須首先改變現在的思路和具體政策。這至少可以從政治和經濟兩方面著手。

只有等知識被生產出來之後，期刊才變得重要。即使一篇文章不被任何期刊所接受，也不見得就沒有思想。再者，期刊制度更不能成為官僚管理教授的手段；一旦這樣，為了文章而文章，知識追求的目標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便是中國學界的現狀。

只有等知識被生產出來之後，期刊才變得重要。即使一篇文章不被任何期刊所接受，也不見得就沒有思想。再者，期刊制度更不能成為官僚管理教授的手段；一旦這樣，為了文章而文章，知識追求的目標便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便是中國學界的現狀。

中國需要學習的不是美國版的「政治上正確」，而是新加坡版的「實事求是」。

西方有關中國威脅的理論和圍堵中國的理論更使中國人感到外在的威脅。在現實主義看來，所有以上這些因素已經導致了亞洲國家的激烈的軍備發展。

無論是土耳其還是美國的變化，或者其他重大的變化，都意味着人類已經面臨一種新的歷史。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準備。

無論是土耳其還是美國的變化，或者其他重大的變化，都意味着人類已經面臨一種新的歷史。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準備。

美日在本區域的情形和美國在中東的情形類似：這兩國深度捲入本區域，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但如果這個區域變成了亂局，卻不會對這兩國產生致命的影響。

美日在本區域的情形和美國在中東的情形類似：這兩國深度捲入本區域，可以獲得巨大的利益；但如果這個區域變成了亂局，卻不會對這兩國產生致命的影響。

未來美國的亞洲政策會怎樣呢？奧巴馬之後美國的亞洲政策會面臨三個可能的選項，兩個急進調整選項，一個逐步調整選項。就兩個急進調整選項來說，第一是實行孤立主義，第二是和中國的關係升級為公開的衝突甚至熱戰。

未來美國的亞洲政策會怎樣呢？奧巴馬之後美國的亞洲政策會面臨三個可能的選項，兩個急進調整選項，一個逐步調整選項。就兩個急進調整選項來說，第一是實行孤立主義，第二是和中國的關係升級為公開的衝突甚至熱戰。

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實在太差，沒有公共的衛生、取暖、供水、垃圾處理等設施。因此，農民自己來做，一家一戶的衛生設施、取暖、供水等等，導致了農村大面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這需要政府來協調。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也可以消耗產能，但這方面各級政府也沒有什麼作為。

英國脫歐或許就是歐盟解體的前兆。歐洲經歷了多次帝國的解體。羅馬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等都曾給歐洲帶來變化。一旦歐盟演變成為新類型的帝國，解體是遲早的事。

英國脫歐或許就是歐盟解體的前兆。歐洲經歷了多次帝國的解體。羅馬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等都曾給歐洲帶來變化。一旦歐盟演變成為新類型的帝國，解體是遲早的事。

這些年已經製造出多少毫無思想性和嚴肅性，充滿無聊的娛樂性甚至色情性的電視片？為什麼中國人拍不出好萊塢式的融合思想性、嚴肅性和娛樂性的大片來？愛國主義永遠是好萊塢大片的主題。為什麼中國的片子往往給人們相反的教育？

這些年已經製造出多少毫無思想性和嚴肅性，充滿無聊的娛樂性甚至色情性的電視片？為什麼中國人拍不出好萊塢式的融合思想性、嚴肅性和娛樂性的大片來？愛國主義永遠是好萊塢大片的主題。為什麼中國的片子往往給人們相反的教育？

問題在於，在非西方世界，今天人們的權利意識遠遠領先於文化、制度、經濟和社會條件。也就是說，權利意識已經成為現實。這個現實必須成為人們思考問題的起點。

今天的世界秩序在各方面都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急需有智慧的世界級領袖。

面對急劇變化的地緣政治形勢，中國有諸多戰略選擇。中國的選擇極其重要，基本上決定了亞洲未來的地緣政治局面，甚至是戰爭與和平。

面對急劇變化的地緣政治形勢，中國有諸多戰略選擇。中國的選擇極其重要，基本上決定了亞洲未來的地緣政治局面，甚至是戰爭與和平。

當他們意識到今天的特朗普已經勢不可擋時，才醒悟過來，意識到美國民主竟然也能產生這樣一個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候選人。

這幾年的實踐表明，行政審批權的下放很不理想。那些含金量很大的權力，各級政府機構還是捨不得下放，另一些權力下面沒有能力接和接不住；而那些沒有含金量的權力，下面不想接。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這幾年的實踐表明，行政審批權的下放很不理想。那些含金量很大的權力，各級政府機構還是捨不得下放，另一些權力下面沒有能力接和接不住；而那些沒有含金量的權力，下面不想接。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改革、發展、穩定，這應當是中國所追求的良性發展道路，但現在的情況是，發展越快，社會愈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