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須要促成國有企業追求自身的發展能力，而不是通過現有方法（例如壟斷、政策尋租等）。政府更須賦權社會本身培養自身的發展能力，包括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使得社會有能力平衡資本的力量，而不是僅靠政府平衡。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什麼？儘管表面上看是實足的貿易戰，但實際上是中西方兩種政治經濟模式之間的競爭和衝突。這兩種政治經濟模式都具有文明性，是中西方文明演化的產物。

儘管中央政府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來調整分權和集權，但分權和集權之間需要相對穩定的邊界，沒有邊界，政策執行者就會無所適從。

歷史是弔詭的。革命畢竟經常在發生，所以人們可以說托克維爾陷阱或者其他形式的革命陷阱是存在的。但同時，至少東亞發展模式也表明了，革命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

即使在微觀領域，新一波以黨領政的改革也出現了黨的機構迅速擴張的情況。例如在企業界和社會組織，人們往往把黨的領導，簡單地理解為在每一個企業和社會組織設置黨的機構。

十八大以來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反腐敗與預防腐敗，最重要的就是十九大正式成立的監察委，成為平行於執行機構的獨立機構。不過，在整治腐敗和亂作為之後，現在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即「不作為」。

一帶一路的國企投資往往被誤認為中國的國家行為，而非企業行為。對一些國家來說，它們難以把國家和國有企業區分開來。

中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可持續發展和進步，而非超越和打敗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的大國，只要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打敗中國。

中國共產黨其實不是西方理解意義上的政黨。從結構上說，黨權就是組織化的皇權。以前的皇帝是個人，是家庭，現在的黨是一個組織。

貿易戰只是中美關係發展到這個階段的表現形式之一，只是以特朗普的「形式」表現出來了。沒有特朗普，也必然會通過其他方式表達出來。

在金錢原教旨主義盛行的今天，中國的精英已經放棄了改革開放以來來之不易一點點進步共識，已經沒有了文明與野蠻的區別、進步和倒退的區別、精英與責任之間的關聯。在任何社會，當精英墮落了，社會就會變得極其無助。

法治並非是政府寫好一部法律之後自己來執行那樣簡單。社會力量之間的互相制衡、社會力量和政府之間的互相制衡，這既是法治的本質，也是法治能夠生效的大社會背景。如果以此來探討，中國的法治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現存世界體系已不能滿足美國的利益最大化要求，特朗普要修正甚至重建世界體系也並不難理解。

雖然中國市場對於美國非常重要，但一旦冷戰開始，對安全的考量就會佔據美國對華關係的主導地位，美國會為了安全而不得不放棄中國市場。

中國新時期面臨怎樣的內外部風險？風險的根源無非來自兩個方面，即內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而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通過可持續的發展而加以避免。

到了今天，中國出現了「國家」和「社會」關係了嗎？從實踐層面來說，傳統的「官民」關係已經被改變了嗎？答案並不是很清楚的。

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發展史觀解釋不了中國制度的演進，更不用說其他西方理論了。

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有效中國化，就很難解釋中國的實踐；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它就只能成為一種純意識形態，會失去其現實生命力。

從「內部三權分工合作」這一新制度的進展，我們可以透視中國改革今天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的制度根源。

國務卿蒂勒森在被特朗普解職之前，到處說中國是「新帝國主義」。美國現任國防部長更是在各個場合把中國「塑造」成「新擴張主義」，似乎中國的目標就是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新霸權。

商人和企業家有關聯。「商人」的範疇要比企業家廣，但並不是所有商人都可以成為企業家，都具有企業家精神。

「仰望星空」好像只是西方哲人的權利；「仰望星空」就是探索宇宙、自然、人類社會等是如何形成、運作、變化的，即馬克思所說的「解釋世界」，其目的是如何「征服」它們，相當於馬克思所說的「改造世界」。

不排擠美國和西方的利益，並不代表亞洲國家不能作亞洲自主秩序建設的努力。新出現的機會不能浪費，否則永遠不會有一個自主的亞洲秩序。

可以預見，如果解決了一些關鍵問題，「以黨領政」基礎之上的「內部三權」制度得以確立，並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若不能解決，體制的變革仍有可能再次回到80年代的模式。

在政治領域，90年代的「小真相」改革意義並不亞於「宏大真理」，構成了鄧小平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正因為近代變革沒有成功，濃縮了的歷史和變革動力最終在80年代爆發出來，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中美關係的變化反映了兩國各自在國際體系地位的變化，中美之間的競爭或者衝突也具有了國際性。中美關係的未來也基本上決定了世界體系的未來。

美國正在發動的貿易戰或冷戰，對中國構成嚴峻挑戰。貿易戰會不會朝積極方向發展？概率不是沒有，但很小，更大可能是往更壞方向發展。

「牧民社會」一旦形成，對人類意味着什麼呢？是人類的解放、權利的獲得？還是人類的高級奴役狀態和權利的喪失？人們已經在體驗着這種社會，但還沒有開始思考和反思這種社會。

在中國文化中，「權力」的合法性更多地來自於「權力」的使用方法，即「權衡」，而不是來自權力的社會或者精英基礎。

現實主義者並不認為民主具有推動「領袖的制度身份和領袖個體之間的區分」這麼偉大的價值，認為民主只是解決政治精英權力分配和移交的政治安排，僅屬技術性安排。

值得指出的是，新一波「中國威脅論」浪潮和從前不同的是，從前都是美國在挑頭，鼓動其他國家加入，但這次是其他國家在挑頭，鼓動美國來參與。

為了讓「法」在本土生根，「法」本身需要發生變化，使得其能夠在最低限度上和本土「接軌」。這也就是「法」的中國化的過程。

中國文明延續數千年背後有諸多原因，但「史」的延續無疑是最重要的。如果「史」不能延續下去， 文明又如何能夠延續下去？更不用說是文明的復興了。

如果熟悉中國農村現狀，人們不難得出結論，一大堆農民權利僅僅是文字而已。也可以反問：如果這些權利真的存在，那麼農村的現狀為什麼會變得那麼嚴峻？我們可耐心等待眼下這一波基層反腐敗運動會揭露什麼樣的問題。

各種宗教和技術也經常導致人的異化，但從沒有一種東西能像互聯網那樣促成事物和人的劇烈異化。道理很簡單，因為互聯網是最適合人的本性的一種技術。

在很多方面，西方自由主義已經沒有了近代那種進步的動力。它已不再是一種具有現實主義的自由主義，而是一種自以為是、沒有自我反省檢討能力的虛偽主義。

地方政府背負巨額債務，但不管債務如何沉重，地方政府是不可倒閉的，所以最終總會有人來救，即最終的責任還是由中央政府來擔負。

一邊是資本強權，一邊是政治弱化，西方社會問題變得更加嚴峻。歷史不僅不能被「終結」，而是需要重新向變革開放。世界已經步入一個繼續秩序重建的新時代了。

一個顯著的問題就是，精準扶貧能否實現原來所設想的基本社會正義呢？從這些年的經驗來看，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地方這些問題甚為嚴重。

如何產生新一代的精英和重構精英的「品德」？ 這是很多國家都面臨的問題。

歷史上，高度分化的社會往往會發生革命甚至動蕩。今天為數不少的人愈來愈擔心是否革命再次將至。

特朗普的這次稅改被認為是里根「供給側經濟學」的應用，但特朗普這麼激進的稅改真的能讓「美國再次偉大」嗎？ 或者稅改真的能夠實現其所設定的目標嗎？

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以來，主張美國優先，為國民利益服務，並將國家在國際上孤立。特朗普的政策，預示着美國在國際秩序的急劇變化。

無論是南中國海問題、和印度的對峙，還是目前的朝鮮核危機，無疑都是對中國的考驗。

中國已經進入從中等收入社會邁向高收入社會的過程，也是需要確立有效政商關係的時候了！

近年來，國企在海外虧損的新聞也並不少見。

「有恆產者有恆心」，同時擁有兩者，一個國家的經濟才可以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和制度來逆轉低生育趨勢，人們不難預測未來中國必須面臨的深刻社會危機。

就人類生存來說，知識不再短缺，而是過度。

「經」指導寫「史」，但「史」對「經」的貢獻更重要。

自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先行一步」，一直在引領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巨量的貢獻。

時勢造英雄，強人領袖的出現是時代的產物。

知識從來就是卑微的，也應當是卑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