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派1萬的預算案，當然是大多數市民歡迎的。政府沒有決心和能力治本，推行社會改革，促進社會公平；唯有動用資源治標，用一次性紓困措施減輕市民的壓力和怨氣。

建制派陣營、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必須有兩手準備：一方面盡力防止立法會在9月「變天」，另一方面要為萬一變天作好打算。

政策水平愈低的人，愈容易有「寧左勿右」的傾向。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官員如果具有較高的思維能力和政策水平，可以更準確有效地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

市場上有多少口罩可供市民購買，特區政府心中無數。口罩荒是全球的問題；搶購口罩的現象不是香港獨有。正因為這樣，政府有一個安定人心的責任。

特區政府應多管齊下，把過境人流減至最少：嚴格限制非本港居民入境；呼籲香港居民盡量不要進入內地；從內地進入香港的人全部隔離檢疫；經常在兩地間往返的人須登記，特殊處理。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說，一國兩制堅持得不好，香港就會紛爭不止、亂象不斷。他沒有說明，一國兩制堅持得不好是什麼原因、誰的責任。

如果中國領導人仍然堅持以「一國兩制」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目標，今後最重要、最艱巨的任務，無疑是要爭取台灣民眾重新建立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其中需要處理的，是怎樣對待台灣選舉的問題。

港人應該記得，早在2005年，時任總理溫家寶已經指出香港有「深層次矛盾」。事隔14年，經歷了3任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對解決深層次問題有什麼作為呢？為什麼社會矛盾不但沒有紓緩，反而繼續惡化呢？

我對特赦問題有進一步的看法。我認為，行政長官應該給特赦劃兩條線：一是區別罪行的嚴重程度，赦輕不赦重；二是設定止暴的期限，赦前不赦後。

過去一段時間，我們觀察到「港獨」或其他激進分離勢力有什麼活動，是因為沒有第23條立法而「不斷加劇」的呢？假如有了立法，這些活動是否就可以檢控、定罪，因而會受阻嚇、遏止呢？

香港回歸22年，換了四位行政長官，前面三位都沒有做足10年：董建華做了8年，曾蔭權7年，梁振英5年。現任的林鄭月娥，目前很少人相信她會做到10年。

從近期局勢發展來看，選舉日發生大範圍騷亂或暴力事件的可能性不大；局部地區發生事故而導至個別選區或者個別投票站的投票須押後進行，是最需要關注的問題。

為什麼林鄭月娥出任行政長官兩年，面對覓地建屋的迫切問題，一直不肯大膽運用《收回土地條例》，到今天才願意「突破傳統官方思維」呢？

應對當前複雜的政治危機，不能只靠硬，也不能只靠軟；但任何應對措施，硬的也好，軟的也好，都要及時決定，果斷執行，這是政治領袖必須具備的能力。

我們要擔心的不是香港在2047之後怎麼樣，而是從現在到2047怎麼樣：眼前這場政治風暴何時完結？風暴過後，「一國兩制」能否排除障礙，順利發展，贏回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的信心？

特區政府不能等到止暴制亂全面成功才去處理其他問題。在應付暴亂的同時，政府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包括要為特區政府換班提供協助。

香港已陷入社會信心全面崩潰的局面，在常態社會裏不能容許的行為，現在幾乎天天發生。在止暴制亂後，香港怎樣重建制度，挽回已崩潰的社會信心？

四仼行政長官當中，曾蔭權最重視「心戰室」的作用；也只有在曾蔭權仼內，香港沒有發生大規模政治風暴。

中央政府如果在風暴過後調整對香港的政策，肯定會加強管控。另一方面，反對派挾着民意，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權利，這就要和中央加強管控的政策措施發生正面衝突。

如果說反修例政治風暴是敵對分子勾結外國勢力搞出來的，對解決特區面對的問題毫無幫助。敵對分子和外國勢力要搞你，為什麼給他們有可乘之機，搞出這麼大的亂子？

反政府活動多次出現衝擊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行為，對中國政府進行挑釁。如果中央政府認為香港的局勢已對國家主權和安全構成威脅，而特區政府又不能制止，中央政府決不會坐視不理。

止暴制亂不能單靠武力。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要對香港的民情民心有準確的了解和分析，不能簡單地把香港社會劃分為「敵」「我」兩個陣營，忽略了廣大的民眾。

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傳達了對香港當前局勢看法的重要訊息，包括對事件的定性、目前的當務之急，以及如何堅持一國兩制。

這次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政治風暴，當然應該調查，找出風暴形成和發展的全部真相，以汲取經驗教訓。但調查不應也不能在風暴中進行，試圖藉調查平息風暴更是不切實際。

內地民間輿論大都認為中央政府應該強硬對待香港，不過中央政府對香港內部的深層次問題應有較準確的了解，看到打擊反對力量的強硬措施只能治標，爭取人心回歸的柔軟政策方能治本。

英國學者雅克指出，香港在回歸後，政治上沿襲了殖民政府的管治架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經濟上延續了壟斷型的殖民地經濟，少數財團瓜分了經濟發展成果。

修例爭議爆發成為巨大政治風暴，除了由於政府與市民溝通不足之外，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很多市民心中積聚了對政府的強烈不滿。這不但反映在參與遊行的人數，也反映在社會對反政府暴力行動的態度。

有理論認為，有效管治可以給不是由選舉產生的政府賦予認受性。不過，要讓有效管治轉化為人民對政府的認受，必須具備若干條件。香港欠缺這些條件。

反對修例人數之多、情緒之激烈，前所未見，暴力衝突升級以至失控的可能性不斷增加，如果政府堅持修例，對抗升級，衝突加劇，萬一發生嚴重傷亡，對香港和國家造成的傷害將難以估計。

數以十萬計的市民在酷熱天氣下上街遊行，反對政府的一項立法，不能不令人想起2003年。跟2003年一樣，今年11月是區議會換屆選舉。

中國發表中美經貿磋商白皮書，指美方出爾反爾，並重申中國「合作有原則，磋商有底線」的立場。如果美方堅持的條件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雙方便不可能達成協議。

鄭若驊從決定加入政府到正式就職的時間十分短促，來不及處理個人問題，留下惹人非議的話柄。看見她的境況，日後更難在政府以外找人當官了。

林鄭就任行政長官時，在就職演說裏表示會「以管治新風格，重建和諧社會」。她的管治新風格現正面對十分嚴峻的考驗。

最完善的議事規則，也不能防止人們用荒謬的行為阻撓議會的運作。

中國內地、台灣和‪澳門‬幾個地區和香港之間，沒有移交逃犯的長期安排，而《逃犯條例》又不適用於這幾個地區。這漏洞不堵塞，香港可能成為內地、台灣和澳門的逃犯天堂。

香港應何時進行23條立法？有傳聞說中央政府完全放心由林鄭決定；但也有說中央政府認為立法不能再拖，甚至要求在本屆政府任內完成。

立法會議員犯了罪被判監禁，不會馬上失去議席。但在監禁期間，議員是否可以履行職務，包括出席會議呢？

香港多年來與絕大多數地方的移交逃犯安排，都是「個案方式合作」；如果這種合作方式行之有效，為什麼還需要長期安排呢？香港和內地就長期安排進行的磋商曠日持久，有必要繼續下去嗎？

不丹對印度的經濟依賴是不爭的事實。印度是向不丹提供最多經濟援助的國家。不丹沒有工業，幾乎所有工業製品，從塑膠水桶到電暖爐到廉價汽車，都從印度進口。什麼都要向印度購買，要花的印度盧比怎樣賺回來呢？

不丹的民主不是經過革命爭取到的，是國王「御賜」的。2008年通過了不丹憲法，國家政體從絕對君主制轉變為君主立憲制，同年舉行了第一次大選。「我們的民主來得太容易，人民不覺得很可貴」，反對黨領袖卑馬說。

熟悉喇嘛教的人，對「轉經筒」不會陌生。在不丹，大大小小的轉經筒到處可見。

跟不丹人打交道，會令你覺得很舒服：他們態度純真、言語和善、舉止優美、禀性樂天。當然，這只是作為遊客在那裏過了十天的觀察，難免是表面和片面的。但我說的是一種感覺；許多其他地方的人，不會給我這種感覺。

不丹有豐富多彩的自然環境。南部是亞熱帶氣候，中部是溫帶氣候，北部是寒帶氣候。地理和氣候差異造就了生態多樣性，加上保護自然生態是國家政策，讓不丹成為一本活的地理和生物教科書。

在這個季節來到不丹，到處都見到盛開的桃花。這個國家可以繼續成為現代的「世外桃源」嗎？

誤導社會各界、引起公眾恐慌的，豈止林子健一人？高鐵開通了，一地兩檢實行了，林子健判刑了。

民主黨去年黨慶晚宴，林鄭率領特區政府高官出席，坐足全場，更即席捐助3萬元，全城矚目。今年此情不再，民主黨決定不邀請林鄭出席本星期的黨慶宴會了。

憲法到底在香港是否實施，怎麼實施，至今未見有一套權威的、嚴謹的、完整的說法。

特朗普通過科恩，警告他就讀過的中學和大學，不要公開他的學業成績。他為什麼害怕學業成績被人們知道呢？是出於自卑心理，還是選舉政治？

如果《政府工作報告》不提「推進民主」就是不要民主了，那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促進和諧」，同樣沒有提，是不是通通都不要了呢？

香港的教育開支長期偏低。林鄭月娥給教育經常開支增加50億元，仍未能改變香港在教育投資上的落後情況。財政司司長說要為香港投資；有什麼比大幅增加教育經費更值得呢？

從房屋儲備金回撥212億元後，本財政年度將有168億元盈餘。如果不計回撥，就有赤字。財政司司長對香港的經濟前景毫不擔心，預言未來每年將繼續有盈餘。政府的經營開支增加，遠遠超過了經濟增長率。

對於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被規劃」的說法，林鄭和聶德權有不同的回應。林鄭說，規劃綱要是全面接納了特區政府的意見寫成的。聶德權卻說，綱要提出的東西，香港不一定要落實。

大灣區規劃綱要提出多個「支持香港」的項目。這些項目，有一部分並不需要內地採取特別的政策措施；另一部分則要依靠內地政策的支持。還有一些項目，需要的支持不是惠港政策，而是一套正確的辦事方針。

福山寫《身份》這本書，是因為看到特朗普代表的右翼身份政治冒起。福山指出，去年美國中期選舉，特朗普身邊的人都叫他談經濟，他卻大談移民，把選舉議題從經濟轉移到身份問題，助長社會的兩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