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生前評價歷史功過上，認為毛澤東是「七三開」。一般的評論者又以1966年作為毛澤東功過的分界線。如果評價只在大是大非，或者宜粗不宜細，肯定站得住腳。但是，再深一層應該還有進一步思考探討的地方。

本文，是「第三只眼睛，看中國新秩序」系列文章的前言。系列文章，將對中共的思想組織路線、內政外交、經濟文化、教育醫療等方面進行分析梳理，批評、建言。

關於人民幣面臨嚴重危機，各種神秘的傳言風聲鶴唳：是不是有貨幣戰爭？是不是有金融與政治的陰謀和陽謀？……人民幣匯率安全結構的思考，關鍵點是既穩定又靈活可調節。

在慶祝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回顧一寸河山一寸血，億萬同胞家破人亡，反思中國以德報怨卻換來姑息養奸之後果，不勝感慨，無限噓唏。欣慰者，習主席力挽狂瀾清腐強兵，「能打仗，打勝仗」深入軍心。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並不仇日，也願意與善良的日本百姓交往相處。但是，面對太平洋未太平，國際風雲險不可測，我們只有積極備戰，有效反戰，東亞和平才更有希望。

如果30年後，一國兩制已經融合成一國一制，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台灣都一起真正實現民主憲政，歷史會記住700萬香港人，記住香港知識分子，記住愛國泛民人士的功績。

香港特首的真實人格對一國兩制的磨合和良性互動有正面的作用。反之，必定是造成疏離的原因之一。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北京執政者和全體香港人共同重視和注意。

我一直試圖換位思考泛民派和青年學子心態。應該承認一國兩制的構思和實踐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北京執政者、中央和中資駐港機構近二十年來的決策和言行，同樣也有錯失之處……

如果不計地產和金融公司，香港可以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李錦記了，幾乎半個中國的老百姓都要吃香港牌子的醬油。然而也無法太樂觀，貴州的一個老農婦可以創辦年產幾十億元的老乾媽辣椒醬企業，李錦記家族擁有幾百億資金可以陸續「生錢」，卻不一定過一代二代還可以賣醬油。

無可否認，大陸與香港兩地關係已亮起了「紅燈」。但，不能被局部現象所迷惑和誤導，這畢竟不是主流。一國的統一與二制的磨合，是大格局、大趨勢。我們最重視的是北京執政當局，真正制定了什麼基本政策和對策，而香港第一管治力量、第二管治力量和其他社會正面力量是如何執行，如何落實。

港獨是香港社會的偽命題，我們無需杞人憂天，自亂陣腳，但它卻又成了一個令年輕一代迷惑的問題……童子無忌，這卻令我這長輩和師長深感不安，也認識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這一次佔中，大陸民眾也極為反感，也成了學生的對立面和反對者。原因有三：一是大陸正實行習近平新政，內懲國賊敗類，外抗美日戰略打壓，深受民眾理解支持；二是中國經濟政治日益進步，所有民眾都不同程度享受到改革紅利；三是近年香港的街頭運動摻雜了反華厭中的不良元素，而香港社會又明顯得益於大陸的經濟發展。大陸民眾感覺到佔中運動帶有挑戰中央，疏離大陸，親近英美，類似顏色革命的成份。

如果佔中三子與大學校長們，願意發聲的其他學者、教授，再加上各政治團體負責人，包括建制派和民主黨，大家敞開心扉，進行對話討論，相信比較容易在尊重法治，在《基本法》的框架內，達成解決目前危機的一些共識。這些共識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也希望可以成為中央、港府和佔中領袖及廣大市民的參考意見。

佔中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美國是大贏家，中港是大輸家。佔中者有認識的誤區。但其實，北京駐港人員和本港精英集團的鷹派也有相對應的誤區。

將來香港的地產可分為三大部分，一、擴大居者有其屋計劃；二、推行政府參與、有政策保障和限制的市區一般商業地產計劃；三、重新劃出合適地區為地產行業自由經濟地帶。

回歸後的香港，左右各派熱衷於劃分楚河漢界的「兩制」，好像被念了咒語不越雷池半步。大部分香港人把回歸前當作「香港夢」的最佳境界，最大的努力只想維護原有的碩果。十幾年來，香港社會沒有果斷推陳出新，積極主動乘搭中國高速發展列車，導致了香港在先進、美麗、現代的外殼下，包裹了保守、懶散、自負又膽怯的心態。香港把自己局限在坐井觀天又杞人憂天的心理危機中。

嗚呼！熱情激動參與佔中的十幾萬市民，理想浪漫的數以萬計香港大學生，還有像玫瑰，像仙人掌一般天真可愛的幾千中學生，你們或許驕傲寫下個人光輝歷史的一頁，但你們有幾個認識的誤區。

佔中的對立面是反佔中。但，佔中派與反佔中派並不是戰場上真正的敵人和對手。所謂佔中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指的是戰場擺在香港，背後其實是英美盟軍 vs 中國與香港。不管佔中金主一共花了多少錢，錢由他個人支付還是美國什麼民主基金承擔，粗略總體估計，策劃費不外幾千萬美元。這場戰爭，最後佔中或反佔中哪一邊自稱勝利，其實都是輸家。

真正的歷史並不是單面體，任何運動都有正流、逆流、暗流。法國羅曼・羅蘭曾無限感慨：「自由，自由，世間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中國文革一會兒說「學生運動天然合理」，一會兒又斥為反動言論。這次學潮的興起，不是政治陷入倒退或危機之時，而是社會政治生態試圖改良改善，民主進程略有滑動的時候發生。

如果談到深思反省，我認為必須檢討在香港的機構部分人員、中資領導層以及大批變質「紅二、三代」、「官二代」，還有「強國人」和「土豪」們給香港社會和香港民眾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使香港很多民眾與北京產生了疏離感。反過來，這種疏離感造成很大政治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