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着香港的，將會是漫長的高壓及專制管治；港人也要有打持久戰、沉着應付的心理準備，不要認為可以「畢其功於一役」。

不論在台灣或香港，總有人誤以為追求民主自由等同放棄經濟發展，謊稱沒有經濟民生，民主也沒有用，或是不懂政治只求溫飽等說法，卻忽視民主自由是經濟發展的必然條件。

「亡國感」的討論隨着總統選舉臨近，韓國瑜代表國民黨參選，還有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而樂見熱烈。網民擔心的「亡國」，是他們現在的民主國家，在對岸的干預下，選出中共的代理人，自此走上不歸路。

民主派控制區議會，的確可為民主運動注入新動力。但民主派大勝其實也暗藏殺機。外地不少例子證明，獨裁者會毫不留情地打壓反對派的地方政權。

如果立即實行真普選，就算其他四大訴求不獲回應，我們就選個會實行其他四大訴求的人去當特首、當議員！所以筆者膽敢說，「立即實行真雙普選」是其他四大訴求實現的基礎！

國際輿論、國際壓力，特別是最有效地能夠制裁北京、香港官員（包括警方）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可能是令運動再次突破的關鍵。

相信政府也想不到一場「反送中」運動，能令政府急速淪落成「跛腳鴨」政府，不僅具爭議性的政策無法推行，連正常維持政府有效運作也做不到。

港人必須借助國際壓力，向中共施壓，令其知道要從香港獲利，就必須同時保障香港的自治和人權。

在未來的日子，就算反送中運動成功之後，持續聯繫各地的世界公民、國際的公民社會及外國政府，確保我們的國際聯繫只有加強，沒有減弱。

這幾年間，新生代與傳統一代不同的本位視野、不同的集體意識，油然而生的中港關係和身份認同的分別，彷彿成了新生代與傳統一代之間的鴻溝。

西方世界對《逃犯條例》的反應如此之大，原因無他，在於修例其實是將香港百多年來的「規矩」（其實也是本港成功的基石）徹底反轉。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經說過：「管治，就是敢於決定。」美國現時正處於對港政策的決定時刻。怎樣選擇，取決於美國當局如何研判香港在新冷戰的角色。

是次港府修訂《逃犯條例》，不論是林鄭政府主動向北京獻媚，抑或北京覤準機會令23條斬件式成為香港法例的一部分，也足以說明，在當權者的眼中，港商只是達至特定政治目標的棋子，他們的利益可隨時被犧牲。

《逃犯條例》修訂一旦通過，香港法律將全面接駁中國法制。香港自1841年來憑獨立司法管轄區建立的避風港角色將煙消雲散，國際資金、企業和人才將撤出香港。

從政治到經濟方面，大陸與香港在法律上都存在差異，這正是為何是次修訂《逃犯條例》，除惹來泛民主派的反對，亦引起商界恐慌的原因。

香港在1960年代起，已逐步取得獨立、自行制定不同公共政策的廣泛權力，其後再經《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將這些自治權力「成文化」；其自治共同體的地位，可說是毫無爭議之處。

改變一個地方，只有政治參與、遊行集會一途嗎？走入公民社會，踏實地服務社區，保存我們的歷史、文化、語言，宣揚我們的核心價值，爭取你那淺藍鄰居的認同，在地抗爭吧！

《政策法》不單是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政治監察，而是具有其實質的經濟意義。這就是為何建制派須重視國際社會監察的原因。

北京如今如臂指使、順手捻來，將之應用到西方國家，在香港這個實驗場「訓練有素」，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Andreas Schedler提出了七種獨裁者操控選舉常用伎倆，若從這七方面檢視立法會地區直選，又會如何？

在一個沒有選舉沒有自由、並且時刻被同化清洗的社會，加泰人如何抗爭、可以在那裏抗爭？

要在中國天朝主義下捍衛自主，香港和澳門應是命運共同體。

北京盡取一國兩制利益，卻在政制、法治、教育、食水等範疇上壓制香港自治，終有一天會把香港扼殺掉。

對《基本法》的不同觀點，未必一定正確，卻展示了《基本法》議題的爭議性，並非只有一種權威解讀。

中國以一帶一路試圖突破戰略包圍，美國則以印太區戰略加緊圍堵。

邊陲族群之故事，往往是一闋悲劇交響曲。香港人對此應有深刻體會。

學社年輕人由反離補、民間公投等多次運動所積累的政治能量，是逐步革新澳門民主運動的希望。

加泰隆尼亞的例子告訴我們，在強硬的中央集權政策下，往往是壓迫愈大，反抗愈大。

若有港人在內地口岸區或高鐵車廂內悼念劉曉波，會否被大陸執法人員帶走，並在大陸審判？

政府在開放數據方面仍然非常落後，很多網上資料仍然不是機器可讀的，阻礙公營資訊的傳遞速度。

中資在香港之急速擴張，正在排擠本地資本以至不同國際資本。

「我走不下去了，但我會走下去」（I can’t go on. I’ll go on!）

移民政策決定長遠的人口結構，經濟就業、公屋供求、醫療資源、退休保障、甚至交通基建，幾乎無一不受移民政策影響

守護不了邊境管轄權，我們將無從守護香港自治。香港人，要有清醒認識。

新加坡矢志鞏固面向全球的國際網絡，並非一朝一夕的事。

全球化受害者這十幾年來的委屈，爆發成不理性的怒火，世界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罵他們種族歧視、排外野蠻，他們就更憤怒，更要破壞建制而後快。

「二次前途問題」已逐漸迫近，社會各界務必對此盡早展開深入討論，釐清當中疑惑之處。

我們需要有理有節，在中國因素和國際因素之間，以更立體的策略推動本土自治運動。

霎時間就把歷時數年的公眾諮詢結果一筆勾銷，當中政府到底基於甚麼理據，自行改變公眾諮詢結果？

歸根究底，北京和港府是要劃一條清晰權力紅線，要反對派表明自己願意在線圈以內或以外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從未提及香港議題，意味存在極大可塑空間。

北京和港府絕對需要拿出一套說法來，否則，只會導致更大的信心危機。

泛民應「造王」不參選特首，以換取建制派候選人答允一些要求；還是應「陪跑」參選令選舉有競爭？將參選的泛民標籤為中環或西環重賞出選的勇夫，似乎是要及早封殺泛民參選之門；但值得深思的是，為何建制派不希望民主派參選？

由當年的「開明中國」想像，到今天的「天朝中國」想像；由當年大叫「結束一黨專政」，到今天的「香港前途自決」與「香港獨立建國」；由當年關注建設民主中國，到今天只着眼中港區隔。香港人對中國認識愈深，香港與中國愈融合，年輕人卻對中國愈疏離。

今屆奧運會的開幕禮上，泳隊女將歐鎧淳手持特區旗，率領港隊進場，獲外國傳媒注意到，原來香港在奧運有自己的代表團。

港獨運動已經形成，將來會否成為主流，還看港府與北京的造化。若然北京繼續扼殺香港自治，以強硬手段步步進逼，可以預期，打壓愈大，港獨呼聲也勢必愈大。

集體行動是「化零為整」，連結行動則有「化整為零」的勢態。兩者未必是誰取代誰的關係。不過，將來要讓香港公民社會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以至是在關鍵時刻做到「社會包圍政府」的效果，看來上述兩者，是缺一不可。

關於殖民地管治的這段「國恥」，大部份港人所體所驗，並不是中方整天在說的壓迫與凌辱，而是法治與自由等香港核心價值的確立，以及健全的司法制度、反貪機構、相對地有效率的公務員體制等所謂「殖民地遺產」。

新加坡不論是執政還是在野黨，都能有共識，認同維持鮮明的「本土身份認同」，是社會凝聚力的重要來源、國家未來健全發展之基石。香港卻連這點認知與共識都缺乏，終日停留在「本土意識」等於「狹隘排外」的理念空想空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