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美國的抗疫援助，不能簡單用多少捐款、多少物資來衡量，而必須從中美兩國競爭的戰略角度加以分析透視。不管提供多少援助，只要美國有所表示，都應予以肯定，因為這表明美國還不打算走上對華「攤牌」的敵對路線。

香港今年第一季GDP肯定難許樂觀，衰退幅度只怕比去年下半年更加惡劣；若然再添上「自我實現」的人禍例如自製恐慌、甚而自甘「攬炒」，則最終受苦的除了香港經濟，還有香港社會，以及香港市民自己。

相信港股短期走勢仍取決於疫情發展態勢：如果內地與香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達至高峰後穩步回落，港股有望接續去年底以來的反彈行情。

第二階段貿易協議將涉及較為重要的在線交易、網絡安全、要求大陸取消國企補貼等重大議題，因部分議題踩到大陸的紅線，必定會出現較大的爭議。

國民黨去年「九合一」選舉大勝，台灣社會普遍認為國民黨重返執政之路前途大好，誰知道短短幾個月內殺出郭台銘、韓國瑜之間幾近零和式的競爭，再加上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一旁虎視眈眈，使得明年的大選更加撲朔迷離。

日本國民既是消費者，也是投票人，他們對中美的親近感變化將會直接影響政黨、政策。

當前要做的，就是與美國強硬糾纏，爭取時間。也許需要小幅讓步，維持中美之間「鬥而不破」的大局，但不能被中美貿易戰打亂節奏，不能為戰而戰，為一時之勝而戰。

此次峰將會聚焦八大主題，分別是全球經濟、貿易與投資、創新、環境與能源、就業、女性賦權、可持續發展以及全民健康。

如果2020年只有國民黨和民進黨兩組人馬，不論雙方候選人是誰，國民黨「重返執政」的機會接近百分之百，所以郭台銘如果能在國民黨黨內初選勝出，2020年第二個特朗普就呼之欲出。

中美的競爭本應是一種良性的競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但美國卻把中國崛起看作是一種威脅，想阻止中國的發展，使用貿易戰是一策，禁止技術產品出口是一策，禁止科技人員交流可能是另一策。

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中國之後更加劇了下行趨勢，一直到1978年中國GDP佔全球比重達到最低後，終於又出現了拐點——一個振衰起敝、轉衰為盛的轉折，此後40年來一路上行。

如果藍綠的生態沒有太大的改變，如果2020年的總統大選是三組人馬競爭：蔡英文、國民黨（不管吳敦義還是朱立倫）、柯文哲，柯文哲勝選的機率是最高的。

唐英年表示，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了巨大機遇，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香港的發展需要國家提供的資源，國家有天然的資源、有人力、有土地，更需要改革開放。

多年來，華為、中興猶如雙璧，被認為是高科技領域中國民族企業崛起的排頭兵和驕傲。但在貿易戰爆發之初，美國令中興迅速陷入停產困境。而今，在貿易戰「90天談判」拉鋸戰的第一天，美國又拿華為祭旗。

香港經濟面臨的挑戰，除了美國利率上升將對股市與樓市等資產價格造成衝擊外，更嚴峻的是面對中美貿易戰開打，以及後繼發展的極大不確定性，會給香港帶來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進而影響全港的經濟發展。

美國作為一個所謂的民主政治及資本主義老牌國家，對其中真相應該清楚得很。而如今一再用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加諸於一帶一路之上，折射的恐怕是美國內心對中國此倡議的排斥或疑懼。

學位貶值確然存在，但重點不在人才供應多了，而是高增值的工種需求未能跟上，是故出現大學生起薪點下降的現象。那麼如何糾正問題？方法肯定是推動經濟的升級發展。

就整體全球大局來看，經貿爭議與紛擾雖是意外，但從宏觀角度切入，其實經濟發展結構不斷變化，也是無法避免的常態。美國雖然對大陸採取多項技術封殺手段，但亦是促成大陸產業必須技術升級之現實壓力。

台灣的民主確實跌跌撞撞，但是如果「自己的前途自己作主」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理想，我們現階段需要努力的是：將這樣的追求導入正軌。

隨着汽車輪子的快速轉動，香港經濟和產業輻射效應，也將逐步覆蓋至珠海及珠三角西部，港珠澳大橋已先行為珠三角西部的高品質發展搭橋鋪路。

美國特朗普主義不惜犧牲全球利益以強調美國優先的率性作為，其實正好給中國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

所謂「港產片應拍給香港人看」，肯定是個錯誤透頂的口號，只會令市場愈做愈小；反過來，唯有秉持「港產片要拍給全世界人看」的精神，香港電影業才會愈做愈大、愈做愈強。

特朗普給美國經濟打了四針「雞血」的後遺症，大概從明年第二季度之後就會慢慢顯露出來，那個時候美國的經濟政策就會陷入兩難。

香港的房屋困局，正是由於過去一段時間，覓地建屋受到泛政治化和充滿猜疑的干擾，寸步不讓的吵吵鬧鬧。

儘管地方圈的高中生愈來愈難進東京大學，但是東大等主要國立大學錄取過程本身非常公平、透明。

美國如此強硬徵稅，讓歐盟倒吸一口冷氣，腦子似乎清楚了許多，齊心協力，起草了一份與美貿易協議。協議書未得特朗普的歡心，卻對歐盟有著象徵意義：歐盟是一個整體，團結就是力量。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中國要突破美國的高科技圍堵，必須正視美國在科研方面的諸多先進理念和做法。

充分就業，除了說明美國經濟強勁外，更有政治意涵，就是給特朗普國內政績加分，使得他在對外貿易談判上底氣更足。

奧地利政界和經濟界的大人物，多年來就是普京的忠實粉絲，現任奧地利副總理的自由黨黨魁施特拉赫，早在2008年就開始不斷對普京示好，成為克里姆林宮的常客。

從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實施新關稅到退出伊朗核協議，特朗普正使國際多邊協議和多邊貿易體系陷入癱瘓，更使全球面臨包括戰爭在內的諸多未知數。

中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這可以成為中國版全球化的口號。而之前提出來的一帶一路倡議，又可以成為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途徑。

中國全方位參與北韓經濟社會發展，不僅符合兩國經濟利益，也符合雙方戰略和地緣政治上的現實需要。

為什麼建立G2000這個品牌？田北辰解釋說，這裏面其實有社會價值理念。田北辰表示，他不想做很貴的服裝，他想做一些普羅大眾的服裝，給予年輕一輩的上班族。

日本文科最高峰的東大法學部畢業生的擇業傾向穩中有變。未來會否有更多畢業生選擇公務員以外更富挑戰性的新興產業或創業，對於人口開始減少、急需高生產率新產業支撐經濟增長的日本來說，是個重要課題。

除了財經領域的王勇、肖捷，其餘三位國務委員王毅、魏鳳和、趙克志分別兼任外交部、國防部、公安部部長。

四位國務院副總理中，有三人曾擔任地方省市一把手，承擔了多項關鍵的改革任務和區域經濟戰略的推進。

政治體制既不能定於一尊，那麼孰優孰劣究竟該如何判斷選擇？這大概難有確定的答案，但或許可以從中國經驗中提煉出一些有用的啟發。

從過去十年的情況來看，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日新月異，金融衍生產品和營銷手法層出不窮，由此而產生的金融風險也不斷增加。

2012年，萬達集團以26億美元併購北美第二大院線AMC，這也許還是中國影視資本溢出海外的個例，但在2016年之後，中國影視資本的海外擴張已成為常態，中國資本的強大力量受到全球關注。

中國電影從2015年增幅高達48.7%到2016年的震盪，再到2017年的回暖，這中間經歷了「擠泡沫」的陣痛，也是難能可貴的考驗。

過去十年恐怕是人類歷史上貨幣幻覺最嚴重的時期，看看那些核心資產的價格膨脹程度，看看全球財富分化的程度，都讓人不寒而慄。

美國減稅雖然會吸引部分企業和資金回流，但畢竟企業投資是一個複雜的行為，除了稅收，還有佔有市場、獲取資源的考慮。對於跨國公司而言，在全球佈局是正常的行為。

人類歷史的發展，往往存在着一種有趣的邏輯或規律：科技→交通→產業→軍事→政治→社會→文化，最終影響到地區或國家的興衰。

今年5月，滴滴出行獲得了日本軟銀50億美元的融資，用於海外拓展以及發展人工智能技術。其中海外拓展方面，滴滴出行把商業戰略放到了鄰國日本。

歐盟這幾年窮得叮噹響，一些成員國本着創造就業、拉動經濟的初衷，如愛爾蘭和荷蘭，敞開大門，「引狼入室」，也是無奈之舉。畢竟，跨國企業前來「合法避稅」 ，其商機利大於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