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美國的抗疫援助，不能簡單用多少捐款、多少物資來衡量，而必須從中美兩國競爭的戰略角度加以分析透視。不管提供多少援助，只要美國有所表示，都應予以肯定，因為這表明美國還不打算走上對華「攤牌」的敵對路線。

第二階段貿易協議將涉及較為重要的在線交易、網絡安全、要求大陸取消國企補貼等重大議題，因部分議題踩到大陸的紅線，必定會出現較大的爭議。

國民黨去年「九合一」選舉大勝，台灣社會普遍認為國民黨重返執政之路前途大好，誰知道短短幾個月內殺出郭台銘、韓國瑜之間幾近零和式的競爭，再加上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一旁虎視眈眈，使得明年的大選更加撲朔迷離。

當前要做的，就是與美國強硬糾纏，爭取時間。也許需要小幅讓步，維持中美之間「鬥而不破」的大局，但不能被中美貿易戰打亂節奏，不能為戰而戰，為一時之勝而戰。

如果2020年只有國民黨和民進黨兩組人馬，不論雙方候選人是誰，國民黨「重返執政」的機會接近百分之百，所以郭台銘如果能在國民黨黨內初選勝出，2020年第二個特朗普就呼之欲出。

中美的競爭本應是一種良性的競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但美國卻把中國崛起看作是一種威脅，想阻止中國的發展，使用貿易戰是一策，禁止技術產品出口是一策，禁止科技人員交流可能是另一策。

如果藍綠的生態沒有太大的改變，如果2020年的總統大選是三組人馬競爭：蔡英文、國民黨（不管吳敦義還是朱立倫）、柯文哲，柯文哲勝選的機率是最高的。

唐英年表示，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了巨大機遇，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香港的發展需要國家提供的資源，國家有天然的資源、有人力、有土地，更需要改革開放。

香港經濟面臨的挑戰，除了美國利率上升將對股市與樓市等資產價格造成衝擊外，更嚴峻的是面對中美貿易戰開打，以及後繼發展的極大不確定性，會給香港帶來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進而影響全港的經濟發展。

美國作為一個所謂的民主政治及資本主義老牌國家，對其中真相應該清楚得很。而如今一再用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加諸於一帶一路之上，折射的恐怕是美國內心對中國此倡議的排斥或疑懼。

學位貶值確然存在，但重點不在人才供應多了，而是高增值的工種需求未能跟上，是故出現大學生起薪點下降的現象。那麼如何糾正問題？方法肯定是推動經濟的升級發展。

就整體全球大局來看，經貿爭議與紛擾雖是意外，但從宏觀角度切入，其實經濟發展結構不斷變化，也是無法避免的常態。美國雖然對大陸採取多項技術封殺手段，但亦是促成大陸產業必須技術升級之現實壓力。

台灣的民主確實跌跌撞撞，但是如果「自己的前途自己作主」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理想，我們現階段需要努力的是：將這樣的追求導入正軌。

隨着汽車輪子的快速轉動，香港經濟和產業輻射效應，也將逐步覆蓋至珠海及珠三角西部，港珠澳大橋已先行為珠三角西部的高品質發展搭橋鋪路。

美國特朗普主義不惜犧牲全球利益以強調美國優先的率性作為，其實正好給中國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

所謂「港產片應拍給香港人看」，肯定是個錯誤透頂的口號，只會令市場愈做愈小；反過來，唯有秉持「港產片要拍給全世界人看」的精神，香港電影業才會愈做愈大、愈做愈強。

特朗普給美國經濟打了四針「雞血」的後遺症，大概從明年第二季度之後就會慢慢顯露出來，那個時候美國的經濟政策就會陷入兩難。

香港的房屋困局，正是由於過去一段時間，覓地建屋受到泛政治化和充滿猜疑的干擾，寸步不讓的吵吵鬧鬧。

儘管地方圈的高中生愈來愈難進東京大學，但是東大等主要國立大學錄取過程本身非常公平、透明。

美國如此強硬徵稅，讓歐盟倒吸一口冷氣，腦子似乎清楚了許多，齊心協力，起草了一份與美貿易協議。協議書未得特朗普的歡心，卻對歐盟有著象徵意義：歐盟是一個整體，團結就是力量。

充分就業，除了說明美國經濟強勁外，更有政治意涵，就是給特朗普國內政績加分，使得他在對外貿易談判上底氣更足。

奧地利政界和經濟界的大人物，多年來就是普京的忠實粉絲，現任奧地利副總理的自由黨黨魁施特拉赫，早在2008年就開始不斷對普京示好，成為克里姆林宮的常客。

從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實施新關稅到退出伊朗核協議，特朗普正使國際多邊協議和多邊貿易體系陷入癱瘓，更使全球面臨包括戰爭在內的諸多未知數。

中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這可以成為中國版全球化的口號。而之前提出來的一帶一路倡議，又可以成為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途徑。

中國全方位參與北韓經濟社會發展，不僅符合兩國經濟利益，也符合雙方戰略和地緣政治上的現實需要。

除了財經領域的王勇、肖捷，其餘三位國務委員王毅、魏鳳和、趙克志分別兼任外交部、國防部、公安部部長。

四位國務院副總理中，有三人曾擔任地方省市一把手，承擔了多項關鍵的改革任務和區域經濟戰略的推進。

政治體制既不能定於一尊，那麼孰優孰劣究竟該如何判斷選擇？這大概難有確定的答案，但或許可以從中國經驗中提煉出一些有用的啟發。

從過去十年的情況來看，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日新月異，金融衍生產品和營銷手法層出不窮，由此而產生的金融風險也不斷增加。

過去十年恐怕是人類歷史上貨幣幻覺最嚴重的時期，看看那些核心資產的價格膨脹程度，看看全球財富分化的程度，都讓人不寒而慄。

美國減稅雖然會吸引部分企業和資金回流，但畢竟企業投資是一個複雜的行為，除了稅收，還有佔有市場、獲取資源的考慮。對於跨國公司而言，在全球佈局是正常的行為。

人類歷史的發展，往往存在着一種有趣的邏輯或規律：科技→交通→產業→軍事→政治→社會→文化，最終影響到地區或國家的興衰。

今年5月，滴滴出行獲得了日本軟銀50億美元的融資，用於海外拓展以及發展人工智能技術。其中海外拓展方面，滴滴出行把商業戰略放到了鄰國日本。

歐盟這幾年窮得叮噹響，一些成員國本着創造就業、拉動經濟的初衷，如愛爾蘭和荷蘭，敞開大門，「引狼入室」，也是無奈之舉。畢竟，跨國企業前來「合法避稅」 ，其商機利大於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