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上,中國需要大量的合資格教授,這些人最好能擁有博士學位;在科研上,我過去也指出,中國對高級科研人員有重大需求。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本地政府的資助及學費都不是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聯邦政府的研究資助十分重要,企業界或政府特殊部門的應用研究(如火箭研究)可以扮演重大角色。
有人以為美國對中國企業禁售芯片,便可以捏斷中國高科技的供應鏈,我極懷疑此種看法。中國不是沒有能力弄出這些芯片,而是受制於知識產權及產品的相容性。
去年美國改變稅制,到明年其效果會開始突顯。此改變主要造成美國開支增加,政府及民間都借債更多。這又會進一步推高利率及匯率,並且使到外貿赤字加大。
對於部分的不可持續的額外收入,政府可考慮非經常性的派錢或減差餉、減免電費等還富於民的政策,只要金額審慎計算,它們不會影響財政收支的穩定性。
在經濟衰退時,政府應否增加開支以挽救經濟。這裏我們需要明白經濟學上的所謂「乘數效應」。政府增加一塊錢開支,GDP會受到刺激,上升幾塊錢。
很多人恐怕自己的職位被人工智能或機械人取代。不過我們要轉危為機,只要懂得使用新科技,被社會淘汰的機會便會大減,而且生產力更可上漲,是就業市場的贏家。
要經濟可持續增長,不是要銳意降低投資比重,而是要尋找有潛力發展的的新投資項目。有幾個項目中國的投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包括環境保護、醫療、健康、科研及教育的投資。
中國對金融科技的重大貢獻有兩次,第一次是宋朝所發明的紙幣,第二次是電子支付系統。中國式電子支付的發展迅速使人目瞪口呆,與它的市場規模有莫大關係。
我不相信政府的消費有甚麼乘數效應,用一元後可取回一元的效益便已算是萬幸。以2016年的數據為例,政府的消費佔GDP的比重是9.96%,以國際標準而言,不算高。問題是政府投資的部分是否恰當?
五四算是成功的學生運動,但成功往往又會異化,反而使學生成為使人討厭之人。蔣夢麟所寫的《西潮》一書中,便記錄了學生運動衰敗或學生鬧事的現象。在一次衝突中,蔡元培真的生氣了,捲高了衣袖,喝罵學生為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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