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的痼疾。它使得國民經濟失衡，資源配置扭曲，對真正有效率的投資形成「擠出效應」。過去兩年，中國政府將化解產能過剩作為經濟工作的一大重點。然而，中央的部署能否不折不扣地執行，仍有待觀察。

中國的反恐形勢，亦應放到全球背景下來觀察與思考。中國的反恐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外來因素確已日漸突出。中國不是基地組織和 IS 本身的直接攻擊目標，卻是其溢出效應的重要受害者。可以說，與其他遭受恐怖活動破壞的國家相似，中國面臨着「共同但有區別」的反恐任務。

這是創業者最好的年代，但前提是擁有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惟此，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才能真正轉化為中國經濟取之不竭的「金礦」。

當今中國養老金體系面臨三大挑戰：公平性、流動性和可持續發展。三者均極為重要，且相互關聯，然而，最要害、最棘手的，當數可持續發展問題。

中共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並強調，這是發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 「三農」自是其中之「錨」。距離目標期限不足六年，而改革任務依然繁重。有專家日前在財新峰會上警示，「如果最後用平均數掩蓋農村發展的滯後，是對不住農民的。」在不少重大問題上，坐而言已然太久，現在已到起而行之時。

成品油消費稅每提高一次，對其爭論就是一番沸騰。時至今日，我們以為，更值得關注的是加稅的程序本身。惟稅收及早遵循法定原則，有程序正義也有民意基礎，才能確保納稅人利益，使國家治理真正進入良性軌道。

德意志銀行認為，進入2015年後，房產市場低迷的效應將全面反映在中國財政收入上，並發出警告：中國將面臨30餘年來最嚴重的財政危機。這一論點也許過於悲觀，但其揭示的問題卻值得各級政府高度重視。

2014年下半年，國際原油價格「腰斬」。對於中國來說，低油價帶來了降低生產成本、提振消費等直接益處。更應看到，其對中國改革發展有危亦有機，利用得好或可成為改革槓桿。高油價時代掩蓋的國企運營效率和投資浪費問題，將在低油價時代漸次暴露。然而，低油價也會拉低新能源投資者的回報預期，對於改善能源結構造成不利影響，這需要決策層有更完善的政策設計。

比起未來更為重大、更具突破性的改革，今年仍只是牛刀小試。經過一年多的準備醞釀，全面深化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條件也更加成熟。倘若新一年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在一些關鍵領域取得突破，將顯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社會公平。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明確宣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經得起法律的檢驗。這實際上是對過去「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撥亂反正。

中國股市走牛的真正支撐，當然在於投資者對改革紅利的預期。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全面深化，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自由化等金融領域的改革都已經提速，與資本市場息息相關的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也走上前台。不過，深水區的改革推進很難一馬平川，過去一年來的實踐表明，除工商登記便利化、營改增等改革已見成效，許多重大改革才僅僅破題。這與改革本身的複雜性相關，也顯示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不容小視。從這個意義上看，改革仍須全力推進，而改革紅利的積累和釋放終究需要時日。

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全面深化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條件也更加成熟。2015年，財稅、金融、社保、土地和國企等領域的改革有望加快。倘若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在一些關鍵領域取得突破，將顯着糾正要素價格扭曲、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社會公平。

多年來，貪腐官員攜款潛逃海外，已成為中國反腐的嚴峻挑戰。2011年央行披露的數據顯示，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外逃的黨政幹部、事業單位和國企高管為1.6萬至1.8萬名，攜款超過8000億元人民幣。今年1月召開的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即明確要求，加大國際追逃追贓力度，決不讓腐敗分子逍遙法外。

11月7日，中國企業業已中標的墨西哥高鐵項目推倒重來。國內輿論紛紛為中國企業叫屈。墨方出爾反爾，難辭其咎。但是，中國企業「走出去」不能再繼續輕視風險。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並不否認分歧和摩擦的存在，而是求同存異，着力在擁有共同利益的領域謀求合作。這是雙邊關係業已成熟的標誌。這就需要增進戰略互信，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此次習奧會中，中方耐心解釋，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主張和倡議都秉持開放包容原則，不搞排他性，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有關國家積極參與進來，共同促進和分享亞太和平和繁榮。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

對於決心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的中國來說，必須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才能完成深化改革繁重緊迫的任務。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主場召開的本次 APEC 峰會，是中國反思「亞太需要什麼樣的中國，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亞太」的難得窗口。將改革與開放相結合，打造出多邊合作、互利共贏的符合各方最大利益的亞太自由貿易新制度，終將會近悅遠來。

建設法治政府已有此主張，政府掌舵人如何花錢，權責與壓力俱在。 《法治決定》公布當天，財政部也公布《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地方債「借、管、還」改革步步推進，至此重溫財政預算改革的整體安排，深意彰顯。正如財政部長樓繼偉所說：「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決不是體制機制的修修補補，更不是揚湯止沸，而是一場關係我國現代化事業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刻變革。

2014年10月23日閉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並未如外界所傳，在人事調整上掀起波瀾。不過，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法治決定》）。全會公報對此作了高度概括，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和六方面重大任務，共12次提及「憲法」。

10月20日至23日，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被提請審議。如何把公權力關進制度的「籠」，以推進反腐敗法治化為突破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本次全會的焦點。

距離上次大幅修改近10年，《證券法》再次啟動全面修訂，並有望明年上半年就修訂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近來，相關官員、學者和市場人士紛紛就此表達觀點。我們認為，此次修法不應止於查缺補漏，而應作出系統性的修訂，在簡政放權、深化改革的全新背景下，重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一年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土地改革上取得了突破。孰料其後實施艱難，爭議四起。近幾個月來，專家學者間爆發多輪爭論，不同觀點激烈交鋒。對於重大而複雜的問題，爭論有比無好。然而，土地改革的市場化方向系經數十年艱難探索、付出沉重代價後始得確認，理應堅持。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應成為下一輪土地改革的底線和起點。

近來，中國企業家向國外名校捐款成為熱點新聞。先有潘石屹張欣夫婦所辦 SOHO 中國基金會向哈佛大學捐贈，並準備共向國外一流大學捐款1億美元；後有香港陳啟宗、陳樂宗兄弟所辦晨興基金會向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饋贈3.5億美元。這兩筆捐款都是有利於人類福祉的大善舉，是捐款人的自願選擇，非常正常，亦應尊重。但是，許多中國人難免會有一問：同樣需要資金的中國高校為何未獲如此慷慨捐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