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仍在肆虐,武漢市民仍在生與死一線間掙扎,至3月19日零時,死亡近2500例,佔總數的77%,武漢黨官曾教訓他們,要感恩黨。此說引起民眾反彈。
國民黨中央常會在1月22日決定,不讓有北京人大、政協職銜者,參加中委會或中常會。這是1‧11大選慘敗後的「改革」,旨在淡化選民對國民黨「親共」的印象。
1月15日,駱惠寧主持中聯辦的新春酒會。他致詞稱,「止暴制亂」仍是首要任務,但也有「親和」之語:「一家人之間有商有量,再大的事情都好解決」。港官不對話、不談判、不設獨立調查委員會,能緩解民怨嗎?
香港特首在1月7日重申,不設獨立的調查委員會,突顯堅持「六不」的頑固。六不是:一不切實際,二不認錯,三不對話,四不談判,五不問責,六不設獨立調查委員會。
1月2日,第28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揭曉:第1位,八三一事件,得票率67%;第2位,七二一事件,65%;民間的五大訴求居第6位,62%。當前香港官民糾結難解,主因之一是官方拒絕設獨立調委會。
12月24—26日聖誕節期間,香港成為「白煙城市」,催淚彈造就了「煙霧聖誕」。行政長官16日述職,觸及香港「非常時期」和「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她至今仍未公開交代緩解官民糾結、平息亂局有效舉措。
12月19日,是《中英聯合聲明》發表35周年。英國外相藍韜文發表聲明,稱關注1984年北京關於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呼籲遵守承諾;針對當前的警民衝突,展開「有意義的政治對話」,回應港人合理的訴求。
29日上午,警方安全小組繼續入理工大學園區,處理危險品及刑事蒐證。在29日內,理大園區或可望解封。近幾天,被困園內的師生、示威者雖可「和平離開」,但仍未「脫困」。
10月29日,香港首富、誠哥透過他的基金會宣布,扶助中小型食店,每店補助6萬元,總投入2億。此善舉大受歡迎。早前,北京有人發起「鬥地主批首富」,指誠哥的「網開一面」說是「縱容犯罪」、包庇香港暴力分子。
前幾天(10月21日),8家醫院的醫護專業人士,有午膳靜坐請願,提醒眾人毋忘「七二一」和「八三一」,繼續尋找事件的真相;呼籲正視公權暴力、保障人權,發揚人道精神。
16日,中大新聞系發表民意調查,稱市民對警方的信任度甚低:超過51%受訪者完全不信任,完全信任的只有9%。同日,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表示,政府、警隊行為要合法,沒有比政府向公眾施暴更蠶食法治。
行政長官即將援引「緊急法」,繞開立法會制訂《禁蒙面法》。此舉限制市民自由,架空立法會部分立法權,強化警方公權力,雖對「止暴制亂」有短期效應,卻會導致個人極度集權即極權化。
在官方「九二六社區對話」中,多數發言者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檢討警民關係,調查警察是否濫權、執法不公、親疏有別,觸及「七二一」、「八三一」、「九一五」事件。
9月19日傍晚,沙田區中學生結人鏈和平請願,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送中案」事件。在這之前,全港中學生有「九九人鏈」表達了關懷香港家園、守護自由的情懷;也關乎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和「波羅的海之路」。
「八三一太子車廂暴力」,如同「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令人震驚。警察在車廂內「無差別打人」,引起廣泛的爭議;官方對兩次事件躲躲閃閃,有「燈下黑」之嫌。港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正在「淪落」之感。
八一八大集會是和理型請願,突顯和平理性的秩序文化。但是,每次和理型大遊行、大集會後,是勇武派的游擊戰、與警察的街頭「武鬥」,警民糾結難解,社會彌漫仇恨。
170萬人參與的「八一八大集會」,是和理型請願,但暴力陰影未散去。8月21日深夜,黑衫人勇武派佔據並堵塞元朗西鐵站;而8月20日揭發的警察醫院虐打案(北區醫院病房內),更令民眾震驚。
浸會大學的學生方仲賢,購入雷射筆被警方截查,指他「藏有攻擊性武器」,「有機會干犯有關罪行」。許多市民認為,這是荒謬之舉,使人有「白色恐怖」的恐懼;有人質問,購入雞蛋、雨傘,是否也是「藏有攻擊性武器」?
「七三○塞車事件」被稱為不合作運動。受困擾的,不是有高級轎車和司機伺候的高官,而是趕着上班的白領和勞苦大眾。許多市民有怨言,也有人表示「諒解」。
7月21日,在元朗恐怖分子的暴力毒打下,無辜的乘客、老人、孕婦和記者受傷害,那是市民找不到警察的時分。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恥辱。港台名記者利君雅在記者會責問特首:哪裏去了?請她「講人話」。
6月4日風雨之夜,有一群穿制服的中學生來到維園。在六四晚會的燭光下,一副戚戚然的哀傷之態,令人嘆息過早地「體驗」社會事件的「悲劇性」。
數十萬人的「七一大遊行」,是「和理非」式的請願,高揚香港的秩序文化;「七一佔領立法會」,則是有暴力的「游擊戰」,疏離了法治軌道。不過,年輕人因憤怨而訴之暴力,關乎強權政治暴力的擠逼。
「六二六靜默行」的參與者,向外國領事館呼籲,各國在G20峰會關注香港的「送中案」,「愛丁堡廣場集會」也傳達了同一訊息。年輕人走在集會前頭,關乎對「香港明天」的憂患意識。
「送中案」引發港人強烈的憂患意識。「六九大遊行」波瀾壯闊的場景,顯現港人維護「免於恐懼的自由」、司法獨立的法治和人的尊嚴,決心守護香港家園。
百年前的「五四」,學生有「火燒趙家樓」之舉,北洋政府釋放了肇事者;毛時代的「四五」(1976)雖拘押了數百人,但未開槍;30年前的「六四」,卻對和平請願學生開槍清場。
30年後的今天,香港記者未忘六四亡魂,製作了紀錄片〈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再現1989年6月3日、4日天安門廣場的場景,追述子彈橫飛下的採訪故事,說出「生死一線間」的感受。
《逃犯條例》的修訂草案,引起港人焦慮。官方應正視中國大陸司法弊端造成港人的陰影,回應民意修訂草案,只移交涉罪陸人,樹立港人港審的底線。
紅二代名人陶斯亮最近發表〈耀邦叔叔〉一文,提到耀邦被逼下台(1986年底)受冤屈,學生憤憤不平,要求公正對待他,後來演變為八九學潮……
老一輩經濟學者馮蘭瑞關心民疾,提到農村「土皇帝」折騰農民,所謂農民「主人公地位」,只是「一句奢侈的空談」,連農地種什麼也由「官」決定。
面對「亞文革」的造神和社會恐懼,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論析「文革那一套做法借屍還魂」,呼籲走憲政民主之路。他持續講真話,遭到「秋後算帳」。
在「亞文革」政治生態下,北京政局有新的變化。一方面,增強宣揚權力雲端第一人的核心權威;另一方面,發出持續亮劍、鬥爭的警示,展開清除「兩面人」的鬥爭。
「寸土必爭」往往只是「愛國」的口號、在毛時代(1949—1976),毛常犧牲人民利益「照顧兄弟黨」,在民眾飢餓中,向紅朝、紅越、阿爾巴尼亞等「慷慨援助」糧食、高幹享受品。毛甚至把領土白頭山送給金日成。
李銳批評毛的極左政策,說他「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家長制一言堂,「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幹」,早年在長沙曾有「破壁內試婚」之舉。
關於新疆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事件,是政治範圍內的社會爭議;關於維族與突厥文化的淵源,則應是歷史範圍的討論,不該以政治偏見壓制知識界對歷史脈絡的疏理。
敢言學者、北京清華大學的資深法學教授許章潤認為,發端於1978年12月的「改革開放」,已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終止;政治已回歸毛時代,文革的那一套「借屍還魂」。
以當代國際政治的視野解讀,「韜光」是指收斂(斂藏光芒),不搶鏡頭、不露鋒芒;處理國際關係,小心謹慎、謙虛有禮,避免傲慢、到處樹敵,緊記「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的古訓。
引領全球之說,能否獲得西方先進工業強國的支持,得看其提出的中國方案,是否符合社會現代化的文明準則,是否具有優質化或普世性,從而獲得國際普遍的認同。
中美貿易糾結與「韜光養晦」的話題,最近出現新「拐點」(彎位)。中國社會科學網(北京)刊出學者趙光銳長文,質疑大國主義,呼籲「戒除大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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