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

張炳良

現為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顧問(公共行政),於2008至2012年間出任香港教育學院(亦即教大前身)校長。在2012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間,獲委任爲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及香港房屋委員會主席。一向積極參與社會及公共事務,曾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2005至2012年)、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董事(2007至2017年)、立法局議員及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1995至1997年)等公職。
中美交鋒,中西互疑,且香港2019年出了大亂,北京感受到實在的國安威脅。(亞新社)

第23條立法 不是歷史的終結

普羅市民心無異念,應一切按平常心,維持自由生活作業,亦不濫用自由;保持國安和守法意識,唯不有意或無意地營造「泛化」現象、寒蟬效應。政府當局及各級公職人員執行國安要求時,須不偏離民心,掌握好情理分際。

香港要負上港人治港的主體責任,以前未有居安思危,現在須居危思變。(Shutterstock)

香港已玩完?

「遺址論」和「玩完論」來自完全不同背景,卻折射無論是內地或國際觀感上,對香港現况的質疑正在升溫。

風物長宜放眼量,就看新一代港人的目光和勇氣!(灼見名家製圖)

中國見頂? 香港敗陣?

一個時代已經過去,香港須有憂患意識,慎思未來發展路徑。目前人力、土地和資金三大供給要素皆處瓶頸,急需穩住投資與人才,釋放動力,減少內耗,打破老套,增強內部解決問題之能量,不靠向國家伸手。

中央深感人心尚未回歸,收緊對港的全面管治權。(亞新社)

香港之變與一國兩制想像

中央期望香港發揮好經濟城市的作用,要求「愛國」及「融合」,奈何社會卻日益泛政治化,普選和國安立法爭議擴大,主宰政情起落,左右中央對港政策。

危機治理既考驗應變和預警系統,也繫於危機領導與論述能力能否穩定及打動民心。(Shutterstock)

冠疫揭示成敗交替的危機治理新常態

就如人們常說「所有政治都是在地的」,疫情也是一樣,受「在地」時空因素影響。各國民情政情有異,一些舉措因風土不同難以移植;危機如病毒般也會異變,所以危機治理不能墨守成規。

新加坡能否提供更適切之中介功能?(亞新社)

再論香港vs.新加坡

世界不再一樣,「香港」作為城市符號,除標榜過去傳奇外,欲掌握將來,需放下傲慢和心障,切實變革,回應本世紀巨變,不再原地踏步,或陶醉於追憶。再論「香港vs.新加坡」,因可作思考未來的切入點。

張炳良教授新著通過危機管治的⻆度,探討新冠疫情如何演變成為全球化危機,及當中的教訓。(灼見名家製圖)

21世紀公共管治乃危機管治

新冠病毒帶來的不只是一場公共衛生安全上的災難,更是一系列對經濟商貿、就業民生、教育文化…..的連鎖衝擊,打擊面之大,前所未見。從公共管治的角度言,「危機」已成為新常態。

窮則變,現在是求變順變的關鍵時刻。能逾越此關,一國兩制可找到新台階。(攝影:文灼峰)

香港的危機與前路

我不希望年輕人只因心感絕望而抗爭,或追求虛妄而迷失方向。為何不可以為希望而創造力量?一代人做一代事,世界最終是屬於新一代的,就讓他們踏着前人的經驗和走出來的路徑,再闖新天。

自回歸以來實踐的「一國兩制」正處於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亞新社)

歷史轉捩點上的香港

我的一代不少受到50年前「保釣」反殖運動所政治啟蒙,今天不少新生代的政治啟蒙卻始於2014年的「佔中」及「傘運」, 再受今次反修例抗爭的洗禮。他們不認同政府的解釋、不願意疑中留情。

世代更替,時代已變,香港如此,內地如是。定調於1980年代現狀不變少變的一國兩制構思,顯然已與當今港情國情脫節。(灼見嗎名家製圖)

中國還需要一個例外的香港嗎?

全國曾經引以為傲的皇冠寶石,至今被貶為國安短板,這必然反映到北京對香港未來的構思。一國兩制下例外空間會否收窄,端視乎香港之異是否仍為國家發展所需所用、受國際重視。

幾百萬平民還是要過生活,香港是其安身立命之家,他們是否接受這種命運?(亞新社)

修例風波如何一石激起千重浪

修例一石激起千重浪,過去一年香港充滿暴力與仇恨,立場重於真相,理性步入黃昏,幽靈放了出來就回不到過去。信任失落下,官民形同陌路,共識政治瓦解,怎有民氣去尋求革新?

內地方面,儘管去年末武漢已現不明病毒,可是一如沙士爆發初期一樣,在緩報、隱瞞、封鎖消息下,錯過了及早控制、遏止擴散的時機。(Shutterstock)

我們有汲取當年「沙士」的教訓嗎?

「沙士」病疫爆發過後,中央政府痛定思痛,迅速建立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通過相關法律與條例,規定及時如實通報和公布疫情等。那麼,今次新冠肺炎的處理,兩地有否得着於和汲取17年前的沉重教訓呢?

在「兩制」摩擦日劇、互信急降的劣勢下,中央官員憂慮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失去國家認同,投靠外力。(亞新社)

爭奪香港之戰?

北京怕失去香港。但愈是焦慮,若只對香港操控加碼,把一些人民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必適得其反,墮入人家的政治圈套。

「一國兩制」不應是零和,但多年來在實踐上未有處理好「異」與「同」之平衡,致體制與文化矛盾不減反增。(Shutterstock)

一國兩制的將來:仍是借來的時間?

「一國兩制」當然是解決九七歷史問題的權宜性方案,因為「香港獨立」和「一國一制」皆非選項。但「一國兩制」也是配合中國改革的共贏方案,實踐得好,內地和香港儘管制度不同,都能獲得發展新動力,此乃實在性所在。

激進抗爭者以為憑藉民情再加勇武「攬炒」、訴諸國際便可迫使特區和中央政府屈服,這屬想當然。(亞新社)

香港出了什麼問題?

究竟香港九七回歸以來,出了什麼大問題?這裏暫不談經濟民生,並非不重要,乃因當前主要矛盾在於政治和管治,可見諸三方面。

網路動員與年輕激進者現主導整個抗爭運動,把一直以來仍較有序的朝野角力推向難以規範、難以管治的格局。(亞新社)

如何走出深層次管治危機

管治權威失落、政制失效,只會令施政更為短視及舉步維艱,不利於建立香港急需的有為政治。此刻檢討管治危機和思考前路,宜正視時代之變並重返初心。

窮則變,現在是求變的時刻。能逾越此關,「一國兩制」可找到新台階。過不了此關,「香港」的萎縮會成為自我應驗的預言。(灼見名家圖片)

香港從此不應再一樣

悲情只會滋長宿命感,仇視只會助長撕裂,敵對不能帶來信任,缺乏互信就難推動改革。要去再度出發,前提是準確硏判當前局勢及深層矛盾的成因,並能跳出過往的思考框架探索其所以然。

香港已經踏進新時代,究竟是最壞的時代、還是最好的時代,視乎我們的領袖及民眾何去何從。(灼見名家圖片)

對時局的反思

理順民情、在「兩制」之間促進和諧互信、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是特區政府的重大責任。為此,不存在面子或威嚴的問題。嬴得廣大民眾的信任,就是彰顯公權力的最大依靠,謙卑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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