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融市場產品不多,有次按、按揭的買賣,但並不蓬勃。這與美國不同。在香港為了「供樓」,大家會做按揭。次按就是銀行為了避免風險,而把按揭包裝成金融產品,再售於他人,自然便能把風險轉嫁到其他人身上。為什麼他們會買呢?因為能賺利息。
相信大家很討厭港鐵加價,當港鐵要加價時,政府官員用什麼理據支持?——為了股東利益。如果港鐵沒有上市,它還能這樣說嗎?只要有股東,我便要股價上升。資本主義最重要的是利益最大化,以一般說話而言就是「賺到盡」。這也能解釋為什麼每一年的盈利都比上一年高,但是港鐵仍然加價:股東要「賺到盡」。
「這是一個商業決定,我們不可以影響自由市場」
股東之間形成了壓力,又或政府以股東為藉口,令港鐵繼續加價。大家要記得,香港政府手握七成多的股份,是地鐵最大股東。香港政府在領匯沒有話事權,因為它完全沒有股份。大家可以看看那本書,提到了最初領匯上市,政府有提到要保持手握十多、20多百分比的股份。
其實一所大公司就算沒有超過五成的股份也能成為最大股東,因為公司的資金龐大,沒有人有那麼多資金去購買股份。如果港府在領匯佔了一成的股份,它在領匯便有話事權。不過事實是政府不是股東,所以現在就算政府再怎麼說,領匯也不會聽。更重要的是,領匯會說「這是一個商業決定,我們不可以影響自由市場」。
當然,我們可以是金融化的受惠者。個人的受惠是自己計算的,但是我們不能計算社會成本。很多時候,社會成本由整個社會負擔,你也不知道怎樣以個人為單位計算,而這就和資本主義有關。資本主義強調個人,但是我們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很多東西不能分類為個人還是社會的。曾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的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較為偏向左翼。在他的著作裏,他提到了不公平的代價:沒有一個人的成功是純粹靠自己的努力而來的。成功背後仍是整個社會資本影響所致。這是什麼意思呢?現在很多富人常說自己以前住在公屋裏,是怎樣一個人取得成功之類的話。但是那個年代,他們有公屋可住,曾接受過免費教育,而更重要的是那時候的社會結構不同,令這群人有上升的機會。然而,這群人沒有考慮過社會因素,只覺得是自己一人努力的成果。到了今天,他們便責罵年輕一代,認為都是「廢青」。問題就在這裏。
Downsizing 導致中層位子減少
先簡單說說社會結構。我們可以想像香港戰後開始工業化,經濟很差。如果看看粵語殘片,便知道50、60年代時,人們很辛苦。如果我要描述當時的階級結構,就類似一個三角形。富人有很多,中產階層的只是少數,而最多的是窮人。當香港經濟增長,便產生了很多中層企業,工廠逐漸多了起來。我們需要很多廠長、會計⋯⋯
中產階層的數目多了起來,而社會結構由三角形演變為鑽石型。香港發展為鑽石型的社會結構的速度不及內地快。40、50年代到1985年,香港經歷了工業化。80年代,工業北遷,寓意香港工業化告一段落。短時間內產生了很多中層位置,予人上升的機會。那時候,當人一完成中學課程,便能在工作中得到很多升遷機會。
到了現在,因為社會結構維持鑽石型,中層並沒有多出位子來,所以年青一代的上升機會,就取決老一輩告別人士的時間。年輕一代的唯一升遷機會就是當自己老闆升遷,自己才可能接替他的位置,但是自己老闆能否升遷,就取決於他的老闆能否升遷。如果他們沒有升遷的機會,自然我們也沒有升遷的機會,而這個就是所謂的科層結構。很多大公司採用了這種結構。當然,你可以創業,透過小的公司向上爬,但是香港沒有多少這種機會。有多少個人能像 Facebook、Google 的創辦人,由小公司一下子發展成跨國企業?
以我所知,因為正逢第二代香港人退休潮,現在的畢業生會好一點。我到美國唸 PhD 的時候,老師都和我說他們還沒有退休,讀來也沒什麼用處,回到了香港也找不到工作。當一大群人退休,便會空出許多位子,所以政府的招聘是一期一期的。一期中,當一個部門的很多人退休,它便需要聘請大量人手填補空缺,而這就是上升機會。
上升機會取決於職業架構:中間的一層會否再擴張。現在的經濟體系不會。金融化的另一項缺點,是它不僅沒有增加中層位置,還要減少中層位置。在外國,這個做法被稱為 downsizing。本來一間公司有很多科層的,十分官僚。要把架構變得扁平,就要把中層的位子減少。再加上資訊科技日新月異,令中層的需求減少。以一間超級市場為例,以前需要一名 manager 點算貨物,可是現在有了 barcode,基本上不需要員工了。
如果事情真的演變成這個樣子豈不更糟糕?年青一代不用奢望有升遷的機會,而這就是世襲資本主義。因為父母富有,所以他們能把子女安插到高位。如果你在 DSE 中失手,父母會送你到外國唸書。我有一個副學士學生,後來升上大學完成學位課程,現在於匯豐工作。有一次,他約了我吃飯,對我說不划算,我問為什麼。他說,當公司聘請了新一批人手,他們都會被分配到不同分行工作。所有人都是當 Sales,要達到公司要求的業績。當中,有一個會考考得差強人意,但家境不錯的人,他的爸爸是醫生,媽媽是會計師,把他送到美國讀書。當他在美國畢業了,便回到香港進入銀行界。我的學生被分派到鄰近公屋區的樂富分行,而那個從外國回來的人則被分派到尖沙咀分行。我的學生說自己會考成績比他好,但最後那個人的前景比他好,而這就是世襲制。
香港的世襲制未必真的牽涉真金白銀,而是以真金白銀購買人力資本──學歷。我們常常說笑現在某些數字證明城大超越了中大,但是我們可以想像,所謂三大,在投資銀行也只能算是 second band——first band 是外國的 Harvard、Princeton、Oxford、Cambridge。某個建制派議員招聘實習生,對從外國來的實習生特別好,對從城大來的實習生則普普通通的。
香港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堅尼系數數值很大,但是在1986-1997的貧富懸殊更加嚴重。為什麼呢?當時,香港逐步去工業化。大量工廠遷回內地。十年間,工廠在香港沒了蹤影,亦此同時,堅尼系數的上升幅度最快。香港經歷了經濟轉型,由一個工業中心變成後工業,或是金融地產中心,令堅尼系數突然上升。之後雖然堅尼系數數值變得平穩,但是仍保持很高的數值,可見工業對香港來說很重要,但是現在也不可能再經歷工業化。你可以想像工廠的遷移,導致大量工人失業。
剛剛也說過人一開始工作的薪金大約是1萬多塊錢。假如你在大企業工作了一段時間,當上了 General Manager,月薪也只是6、7萬元。除非你的爸爸給了你很多錢,否則你存不了錢。我不知道教學士課程的老師所得的薪金有多少,但我知道教副學士課程的老師所得的薪金比中學教師還要少。有些中學科主任的薪金比我們還要高。我的一名同事的妻子是中學科主任,而他就在大專當講師。本來我的同事在家裏很威風,但是一和妻子比較工資,他頓成了小男人。
假如你大學畢業,每月只賺1萬多元,則你的同學加入了紀律部隊,20、30年以後,你積累的財富肯定和他們相差甚遠,因為你存不了錢,而其他人能定期累積。這樣便造成財富不均。有些低下階層更悲慘,不僅學歷不高,而且所掌握的技術也不多,面對着「餐搵餐食餐餐清」的情況。
簡單來說,經濟好的時候,低下階層沒錢可賺。就算股市、樓市發展蓬勃,他們也不能受惠,因為他們沒有多餘的錢去投資。經濟差的時候,股市、樓市下滑,他們可能連工作也保不住。但是其餘的人又怎麼樣呢?只是價格先上升後下降,只要他們不是急着用錢,不放出股票和房產,再過一段時間,他們的價格又會上升。
我記得2008年的金融海嘯時,報紙總喜歡報道李嘉誠、李兆基的家產的減少程度,但是過了五、六年,他們的家產始終會增加。金融化也牽涉到了借錢的問題。愈富有的人,便愈容易借錢投機,從而賺到一筆錢。你借的錢多,炒賣股票愈厲害,自然所得利益愈多,這就是槓桿原理,也是導致貧富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
電訊盈科的前身為香港電訊。當時很多人認為李澤楷是「蛇吞象」:香港電訊相當有規模,而電訊盈科只是一個小公司,為什麼如此的小公司能吞併一間大型公司呢?因為那時候有很多財團借錢予李澤楷。為什麼能借到錢呢?靠爸爸。
在場有沒有曼聯的球迷?有個美國商家買下了曼聯,令很多球迷很討厭他,因為他用了些金融手段:先以曼聯作為抵押來借錢,然後再用這筆錢買下曼聯。曼聯很值錢,所以我以曼聯作為抵押。到了最後,其實不需要自己掏很多錢買下曼聯。如果破產又該怎麼辦?很簡單,清盤曼聯。假如虧錢,他不會有太大損失。假如賺錢,他將會是一生無憂。80年代的美國便已十分流行使用這個手段。那時候有很多垃圾債券,都是透過借錢來買的。
很多人都能想到這個方法,但是你能否找到願意貸款的人,買下公司,然後以公司作為抵押品呢?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只有富人才能做到。這就是不平等:愈是富有的人只會變得更富有;愈貧窮的人便沒有投資機會、投機機會。
(待續)
講者簡介:
李劍明,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高級講師及課程主任(社會科學),專研全球化、貧窮、勞工問題及經濟發展等議題,近期學術論文包括”Importing Western values versus indigenization: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合著,2016)、”The New Paradox of Thrift: Financialisation, retirement protection, and income polarisation in Hong Kong”(合著,2014)及”Socio-political Embeddings of South Asian Ethnic Minorities’ Economic Situations in Hong Kong”(合著,2013)。李亦為「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學術顧問及「民間長遠社會發展運動」成員,參與編著《香港要 Stand UP》(2014,工友權益出版)及《十年後的領會─為香港尋找未來》(2015,領匯監察)等書籍。
(圖片:亞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