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讓政制的前提是「修德」,認為天下應歸「有德者」,在政治理念的思考方向和希臘古哲是一致的。但由於思想產生的地緣背景與文化背景不同,發展出來的具體政治理念自然是不一樣的。但這大前提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下面推演出來的就是關乎人類共同生存與生活的一個建制,其合理性與合法性都以此為依歸。故此,弄清楚這個大前提究竟是甚麼十分重要。偏偏這個至關重要的大前提,是最難弄清楚的。中國古哲,至遲在漢代已留給我們一個理性而踏實的指引。那就是:「究天人之際,察古今之變。」政治上的「德」,要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係及其歷史的變遷中去追尋、掌握、建立,並不斷從新的認識和理解中去修訂或促進其變革。
中國人的易道
漢儒對「德政」的看法,建立在他們對《易》與《禮》的認識水平上。漢儒探求治國/平天下的制度,就像希臘古哲一樣,追尋到「形而上」的「道」的層次,即從宇宙萬物發展的總體規律去思考。漢傳《易‧繫辭》反映了漢人的思想深度: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倫天下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生死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引自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頁553-561)
二千多年前的中國人,已能從人類可感知的物質觀點(幾乎完全擺脫了巫術、宗教及其他超經驗的神祕色彩)出發,探索宇宙萬物發展的總體規律,提出了「易」道的論述,使我們不能不佩服我們古人超前的智慧。「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連幽冥世界的鬼神都可以物質的最小單位──精氣的生滅轉化來說明其現象,何況可明見可觸摸的事與物。《易‧繫辭》的作者認為宇宙萬物發展的總規律,就是通過生滅、興衰的互轉所產生的「變易」,而「滅」的結果是新的「生」,故總結說:「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漢儒在二千多年前對宇宙萬物發展變化在哲學層次上的理解,和我們今天幾乎是沒有差別的,只是在科學層次上有粗幼之分罷了。
說到政治與政制,道理也是一樣的: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右之,吉無不利」也。(見上引同書頁626-627)
由神農氏到黃帝的政權更易,從黃帝到堯舜的政制變化,均與「易」道相通。政治一如萬事萬物,也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均能變,故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日新之謂盛德」,變化更新是「政德」一個總的指導思想。
荀子的危機感
但這種變決不是隨個人意志盲目的變,而必須是「順乎天而應乎人」之變。就是說:既合乎自然規律,又呼應了人的需求。堯舜對禪讓政治的構思在漢儒看來是經過這一層考慮的。漢儒這種想法可能受《荀子‧禮論》的啟發: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量度分界,則不能不爭。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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