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台後,在推展他競選時的多項重大承諾而採取政策行動時,遭遇重重內外阻力,或闖關不成,或知難而退,多胎死腹中。使特朗普政府根本沒法打開局面,取得政績,從而無法爭取更多美國人的支持,致使成為沒有蜜月期的新總統。執政百日的民調支持度極之低迷,令人對特朗普的執政能力與執政前景打下極大問號。
特朗普難以實現的承諾
特朗普之崛起是美國精英的全球化在美國產生嚴重後果的背景下出現的。全球化說到底,就是美國精英把他們的腦力成果,包括發明、設計出來的新意念、新技術、新產品等,直接與國外那些要求較低薪資的發展中國家民眾的勞動相結合,進行生產。然後把產品行銷全球,首先是美國。這實際上是一種利用美國與發展中國家存在巨大的工薪差距進行套利活動。美國精英這種利益驅動的做法本來無可厚非,也符合水往低處流,公司在成本低的地方生產的自然與社會規律。畢竟這些腦力產品由這些精英開發與擁有,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又願意以較低薪資與這些精英合作生產成產品,這種全球化也真是難以抗拒的潮流。客觀上造福了發展中國家又使美國精英大獲其利。儘管全球化不只是工薪套利一端,但亳無疑問,美國精英從此中取得最多的利益,也為美國帶來最大的問題。
在全球化潮流,主要是上面提到的工薪套利活動的背景下,以國家而言,因工序外移,經濟活動大規模轉往他國首先是全球化的受惠國中國。這既使美國經濟呆滯,乏力上升,甚至帶來巨大災難,如2008年的金融海嘯;同時也因這種經濟活動的轉移,使美國作為國家在全球力量消長中處於不利地位。作為美國一般民眾在全球化中,因為職位外移,造成或失業,或收入增長乏力甚至減少。因為在全球化使精英大獲其利,一加一減使美國貧富嚴重惡化帶來社會問題。實際上,這一過程一般民眾率先受害;隨著情況的惡化,作為國家的美國將受到更嚴重的損害。這樣作為美國精英,後院起火無疑也難善其身。
美國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任何一種經濟社會運動或潮流變得愈來愈多的人利益受損時,受損的人群自然會在政治上表達意見。當達到某個臨界點時,人們會通過選票謀求政治上的改變。特朗普上台就是表明全球化對美國人的損害達到了臨界點。
使美國再次強大是一種冠冕堂皇的政治表述。本質是要把全球化浪潮淘空美國的趨勢煞住,使流出的職位回流。這是特朗普最核心的承諾也是最困難的任務。
如何讓職位回流;貿易壁壘與減稅孰優孰劣
我所以說讓職位回流美國是特朗普最困難的任務。那是因為全球化中美國職位外移建基於美國人已習慣的薪給比發展中國家高很多,同時全球化浪潮已掀起30年,很多國家都竭盡全力爭取職位,而全球化最大受益國翅膀已硬,有足夠的力量保護職位不使回流美國。
美國吸引職位回流,長遠看客觀層面決定於美國勞動成本的高低;從意識層面則視乎美國精英如何看待自己祖國的盛衰與政治穩定,以及能否形成正面共識。但是在政治層面,對這一議題能採取的行動都只能是短期性的,即短期能見效的。至於長期效應可管不了那麼多的了。凱恩斯不有言乎,長期而言,大家都嗚呼哀哉嗎?
特朗普競選時提出的大幅提高關稅和大幅減稅尤其是企業利得稅,確實是可以產生立槓見影短期見效的措施。美國有巨大的貿易逆差,這種逆差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美國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通過外包或到外國設廠,利用廉價勞動生產,然後返銷美國之所致。大幅提高關稅將阻斷這種勞動成本的套利成為。孤立地看有助職位回流。特氐上場後,很多人都擔心他真的將競選語言付諸實行。好在他禁止入境令碰壁後似乎謹慎了一些。大約是聽從經濟學者的勸告,擔心設立貿易壁壘觸發貿易戰,兩敗俱傷,未見其利,先受其害,使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亂成一團,無法收場。只好借金正恩過橋,與中國作一個大交易,收回競選時的狠話。相對貿易壁壘和貿易戰,減稅風險明顯低很多,它可以通過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達到誘使企業將生產回流美國的目的。
特氐主催的減稅集中在企業利得稅上,提議稅率以35%大幅調降到15%,降幅超過六成。個人所得稅降幅不大,只是簡化稅階使七級減為三級,以及提高起徵點。
香港一般市民對特氏的減稅提議尤其減幅之大,抱持懷疑態度。多認為美國債務山積,再減稅政府哪裏找錢。這當然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但實際上特氏減稅對美國庫房的影響並沒有新聞標題提示的降幅那麼駭人聽聞。因為美國稅收以個人所得稅為主,以聯邦稅而論,企業稅只佔稅入不到20%。企業稅35%減至15%,少收大約2,000億。如果企業因成本下降把工序搬回美國,加上企業因稅務成本下降與從業員分享部分利益,將增加個人所得稅,因此減稅導致的稅入萎縮沒有想像的那麼大,甚至出現因減得加的效應。這就是經濟學的拉發曲線效應。
中國如何應對美國的減稅
美國爭取生產工序回流最重要的目標國家是中國。特朗普競選時指名道姓衝著中國叫嚷,又是45%關稅,又是匯率操縱國等等。這些後來雖然都按下不表了。但減稅還是為了從中國奪回職位的。畢竟按照美國的說法,有6萬家美國工廠連根拔起,搬到了中國。特朗普能否實現對投他一票送他進入白宮選民們的承諾,關鍵就在能不能從中國奪回職位。減稅其實就是衝著中國而來的,只是相對圓滑鋒芒不露。前面己經提到,以硬橋硬馬的45%關稅,可能引起中國的反擊,出現特朗普政府無法承受的後果,從而棄置不用。而滅稅外人無可置喙,也不標明針對誰。即使公開申明是要奪回職位,也無不妥。當年中國也是出盡法寶,最極端去到超國民待遇,爭奪職位的。
美國如果真的實行大幅度的寬減企業利得稅,短期(這裏說的短期是指兩三年時限)而言應該會有一定效果的。這就是為什麼大陸財經媒體連篇累牘評論美國稅改,並敦促中央政府效法美國減稅。反而香港有關的報道與評論更多地集中在就稅改產生的政黨政治角力層面,以及稅改對資本市場的預期影響。這也表示香港在實體經濟層面處於一種事不關己的局外人狀態,因為香港已無製造業。
早前有研究指,中美在製造業層面的總體成本已非常接近。所謂總體成本包括勞動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及賦稅等等。汽車玻璃生產商福耀到美國投資設廠及其老闆曹德旺受內地線民圍攻,曾引發一場中國製造業成本的論爭。中國生產成本上升早成趨勢,很多製造業的經營者多嘖有煩言,也有人開始行動,把生產工序搬離中國。在這個時候,特朗普的減稅自然引起熱議。除了客觀分析評論外,不排除也有一些借機向政府要求稅務利益的機心。
就製造業的稅收結構而言,中美差異甚大。中國仿照歐陸設有增值稅,在生產環節按增加值(而非利潤其中未扣除勞動成本即工薪)徵收15%增值稅。美國沒有增值稅之設,只徵收企業利得稅。而中國增值稅外兼且徵收利得稅。還有一個問題是中國還有各種名目的收費,屬於隱藏性的稅負。因此中國製造業成本中,稅負佔有很大比例,加上較美國高的能源與物流成本,使勞工成本雖然較美國低很多,但總體成本愈趨接近。
中國要以減稅抗衡特朗普其實存在一定的困難。中國與美國結構有極大差異,美國精英己轉變角色,由搜刮的統治者轉型為惠澤的創新者與經營者。本來美國精英與民眾因此而處於和陸狀態。全球化促使美國精英跨越國境與其他國家民眾結合,相當程度上是把創新與經營帶來的惠澤施於國外,結果美國民眾利益受到忽略,同時在客觀上因為精英在國外取得更多利益,而使一國之外貧富加劇。但不管怎樣說,美國精英沒有也不因搜刮民眾而致富。通過減稅吸引精英把職位放回美國,一般民眾必然受益,有助改善精英與民眾的關係。
中國的精英並沒有轉型,依然依靠權力取得利益甚至佔有社會的大部分財富。全球化中依靠西方精英的創新與經營成果,在統治者角色不變的條件下,發揮一種監工職能,使人民服服貼貼坐在生產線上。在這過程中這種社會結構因之需要巨大成本。這一巨大成本主要表現在中國一般民眾的收入,這裏主要指的是工薪收入明顯不及歐美日本,這些精英已實現角色轉變國度的民眾。中國精英就是這樣以整個國家作為歐美精英的外包單位,他們必須在這一外包過程中,從收到的支付,扣除各種費用與意圖佔有的利益,才是作為一般民眾所能收取的工薪。中國與軍費相當的維穩費就是使人民服貼的監工費用。其實軍費又何嘗不是。這樣,過份減稅將削弱監工的效能也損及精英利益。因此特朗普的大幅減企業稅為中國出了一個難題。
減稅效果難持久
減稅,這裏主要指的是企業稅的寬減,在短期內降低美國製造業企業的成本。使本來美國與職位競爭國的均衡將向美國傾斜,一些生產經營活動將回流美國。但如果出現大規模的回流將導致美國工資上揚,推高生產成本。再現企業外移的誘因。說到底在全球化倡導的投資與貿易自由條件下,工資差是職位流動的重要原因。減稅政策使企業的稅務成本在一段時間後轉變為勞動成本,只是這種傳導有一段時間差。政治人物的政治算計就著眼在這時間差上。很明顯,減稅有極限,最多減到零。因此減稅促成的職位回流難以長期維持。同時,減企業稅明顯對精英更有利些,在客觀上會使美國社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帶來更大的社會問題。
純粹從吸引職位回流,對美國這樣有巨額貿赤的國家而言,理論上弱美元是一個選擇但見效慢還需要貿易對手配合;徵收高關稅是可以產生立槓見影之效的選擇。但這樣做除了導致貿易對手報復乃至世界貿易體系崩解外,最大的問題是這不符合西方精英的利益。
對於美國而言,維持全球自由貿易與投資體系,職位外移,經濟活動轉向他國都將繼續困擾美國。只有當技術層面出現根本改變,即人手不再具備很重要價值,就好像人力因為動力機械的普及而不具備重要價值時,這種困擾才會出現真正的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