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0日晚,我們夫婦從香港、廣州回上海家,時間離入睡尚早。我正想打開電腦看新聞,珮春忽然制止我說:「太晚了,明天早上再看吧!」從她說話的聲音裏,和平常不一樣,有點怪怪的。我就說:「只看看新聞。」她知道制止不了我,就安慰我說:「我剛剛在手機裏接到一個噩耗:赫爾穆特.施密特逝世了。我怕你太激動,所以沒告訴你。」
一點也不錯,我一夜幾乎未能閉眼,老總理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晃動,我沒有流淚,因為我已經有了預感,他的生命已到盡頭了。我過去每次從國內返回漢堡,都打電話給老總理施密特的秘書說「我回來了」。幾乎很快就得到老總理的消息,盡快見面。可是,今春我從國內回來,他的秘書立即回答說「老總理體力不支,不再接客了。」
「宰相」肚裏能撐船的總理
我這輩子,見過的中外政治家不算少,但唯一交往較深的就是施密特老總理。
記得80年代的1982年,施密特總理被當時的外交部長根舍(自由民主黨)跳槽到基督教民主黨,用議會多數不信任投票手法,逼他辭退總理職務。講正義的西德人,紛紛為施密特打抱不平,我也特別氣憤,並對德國的民主遊戲打上問號。而當時的施密特,反而很冷靜,尊重國家憲法,在反對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的科爾當選新總理後,他還在眾目睽睽中,走上去向他拉手祝賀。令我肅然起敬。
老總理施密特下崗後,一點也不端架子,能上能下,回到老家漢堡後,很快搖身一變,接下了世界著名的、極嚴肅的《時代周報》副社長職位,不時為該報撰寫時評。在漢堡大學我有一個德國學生馬提阿斯.納斯,在大學畢業後獲聘為該報編輯,我們時有往來。自1985年起,我成為香港《信報》專欄作家後,正逢蘇聯共產黨新選出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刮起了「改革和透明度」旋風,鬧得滿球風雨,由於我是北京中央機關俄文翻譯出身,略熟悉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情況,一連訪問了蘇聯、保加利亞、波蘭等國的政要,文章頗受讀者歡迎。我忽然心血來潮,就請納斯先生安排我訪問施密特老總理。誰知,施密特一聽我是一個中國人,就馬上答應下來。
冷靜客觀,反對極端,我不是宿命論者,但我相信天意。一個在國內連小組長從未當過的我,遇到了一個見過大世面,和世界各國領袖、包括毛澤東打過交道的西方大政治家、思想家,竟然一見如故。他大談對世界的看法,對世界首腦私人接觸後的印象,使我大開眼界。我則向他介紹我關家的大家庭,我所受到的中國傳統教育,並大談我這一生在中國生活上下起伏的經歷。我告訴他,我少年時,曾經是虔誠的基督徒,是個百分之百的西方文化的崇拜者。新中國成立後,又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狂熱之徒。我告訴他,我在解放前後不斷的思想反思,總結自己,直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發生後,徹底的失望。
我毫無保留地向他和盤托出我的心路歷程,向他請教。我發現,他常常靜默很久,耐心地聽我的談話,也會當中插話,提出問題。他老人家對世界的看法非常冷靜客觀。他反對極端,他對中國的發展抱着非常積極和樂觀的態度,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表示,儘管世界在變,西方的意識在這100年來影響着全世界,但是,中國的孔孟之道,融透在中國人的血液裏,孔夫子思想有很多積極面,涉及面積廣,許多教義值得當代人學習借鑒。他表示,絕對不要低估伊斯蘭教在世界的地位和影響,穆斯林很可能有朝一日,100年後,成為世界強大的統治力量。說到此時,他的神態非常嚴肅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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