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少年時我就崇拜他
復三走了,他那一代人一個個都隨黃鶴去,如今只剩下沒幾個老友了。我姐姐、哥哥和我是其中的三個。姐姐關敏謙在解放前的1948年是上海基督教學生會主席,復三那時已在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裏做小幹事,他們都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高材生,英文說得頂呱呱,好像復三還追過我姐姐,因而他和我們一家人走得非常密。他的大哥趙之一、二哥趙中玉和我們也很熟。復三比我大5歲,對我那時還是15歲的少年來說,他絕對是我的老大哥。在上海,能說一口字正腔圓的標準國語的人絕無僅有,復三是其中之一。他說話慢條斯理,思想敏銳,那麼年輕,基督教理說得一套又一套,周圍的人,沒有不尊敬他。我後來成為虔誠的基督徒,與他的影響有極大的關係。
解放前在上海有個學生禮拜堂(Student Church)從屬美國教會辦的上海國際禮拜堂(現在的衡山路上,當時叫貝當路)。一批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聖瑪利亞中學、清新女中、聖芳濟中學等教會學校的男女同學們,星期日下午到那裏做禮拜,復三和我的姐姐等都在唱詩班裏。我雖年紀小,也被姐姐帶到唱詩班裏唱童音。別看趙復三個子不高,皮膚黝黑,但是,兩眼炯炯有神,永遠面帶微笑,很受大家尊敬,我甚至崇拜他。我在家很淘氣,有時不聽母親的話,只要復三一出面,我就服服帖帖了。
共產黨地下活動的重要場所
上海1949年解放後,我才知道,上海的大學、基督教或天主教堂等凡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是共產黨地下活動的活躍場所。我們的學生禮拜堂的唱詩班或其他團契活動的大學生們,只要你思想活躍、愛國、有頭腦、作風正派、對社會不滿,要求變革,都紛紛被當時的地下黨發展為共產黨員,哪怕你是基督教徒呢!不過相當隱蔽。如解放後仍從事宗教傳教活動的李儲文、趙復三都是解放前地下入黨的。解放後他們聽組織的決定,對共產黨員身份繼續保密,繼續從事傳教工作。復三成為北京中華聖公會牧師,在東單基督教堂傳教。老實說,我對這樣的又是秘密黨員、又是傳教士的雙重身份、雙重靈魂,很不以為然。因為在社會上,報紙公開宣傳「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還有黨員又是傳教士,這豈不是對黨和對上帝的雙重欺騙。後來,這些話也成為了我的「右派反黨言論」。他們批判我說:「這是黨的需要。」
談笑有鴻儒 往來無白丁
1949年上海解放,教會許多地下黨員紛紛露出身份,包括上海學生禮拜堂的一些黨員大學生,我的姐姐也是其中之一,令我大為吃驚。他們的英文普遍較好,政治可靠,紛紛成批地被調到北京中央外事部門工作。我則剛剛高中畢業,從解放區回來的父親把我送到當時外交部主辦的「北京外國語學校」。
來京不久,我就去拜訪住在王府井北街往西幾百米的大佛寺街(現在改名五四大街)49號大院的姐姐,竟然是復三給我開的大門,使我喜出望外。一進門,只見庭院古色古香,長廊曲欖,情景好像《紅樓夢》書裏形容的林黛玉、薛寶釵大觀園住家的一角。原來這裏是有幾套前後接通在一起的宮殿式的四合院建築,雕樑畫柱,裏面住着後來成為國寶的著名大師——畫家葉淺予、維吾爾族著名舞蹈家戴愛蓮、哲學家、後為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胡繩、全國著名作曲家瞿希賢和她的多年後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丈夫趙復三,以及後來成為全國婦聯國際部部長的關敏謙。這裏熱鬧非凡,「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後來我也常常在這裏小住,才知道,復三此人不簡單,這個小集體的家都是黨內的高級文化人士,這庭院是復三從一個歐洲大使朋友回國前接受下來,代為看管的。這些學者一個個都成為了我的老師,至今我仍念念不忘。
「那個時候,我不理解你」
復三的黨員身份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才被迫正式向社會公開。其實組織上早就登記在案了。文革10年浩劫期間,由於他妻子瞿希賢被江青迫害入獄,他也受了不少苦。文革後,他當然不能再繼續傳教,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撥亂反正,復三先後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副院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1988年4月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也是中國派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立法組織執行局的執行委員。
據復三最後的一個妻子陳曉薔女士回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有168個會員,每個國家在教科文組織裏都有一個代表、中國的總代表是趙復三。」我認為,憑復三的真才實學、思維邏輯有條不紊,對黨忠誠,是絕對能勝任的。至於說,他對黨的忠誠,我也是毫不懷疑。我記得我在文革時期拿日本護照逃離中國,到德國10年後,我曾給他寫過一封私信,表示想回祖國。他回信說:「你必須承認,你在政治上犯了極嚴重的錯誤。」(此信我還保留着)1981年,我離祖國13年後第一次返國,他請我和珮春到他家吃飯,他還斬釘截鐵地對我說:「你必須承認你的出走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那時心想,我又不是黨員,復三的原則性比別的老朋友都強多了。
萬萬沒想到,他也於「六四」後,因為在日本參加國際會議時,只婉轉地說了一兩句對「六四」做法過激的話,而上了黑名單,他不得不亡命歐洲。還在我們漢堡家住了一些時候。他笑着對我說:「我那時還在責備你,現在我也成為『叛徒』了。」我當即駁斥他說:「我不認為我是叛徒。為什麼不能自由地到外國去讀書,還要冒着生命危險逃亡。」
復三動容地說:「愚謙,那個時候,我不理解你,現在我完全理解你了。中國的體制非改不可。」
趙復三的痛苦比我多得多
我是在文革時期的1969年,再也受不了北京那時的『紅衛兵打砸搶』的無政府狀態,無官一身輕的逃離祖國。雖然每逢佳節倍思親,但我在國內過了前半生,連小組長都沒當過,除了日夜思念慈母外,身上沒有什麼包袱。但是,趙復三在國內,德高望重,身兼無數要職,部級幹部,住在木樨地部長樓,養尊處優,現在逃亡到歐洲,身無分文,無權無勢,連個旅行證件都沒有。雖然兩個女兒在法國和比利時生活,但他們也有家庭負擔。復三心情之沉重,我完全能夠理解。
可想而知,他一旦回國,會遭到什麼下場。據說,當時在國外的中國安全局人員到處在找他。我某天在漢堡公園和他散步時對他說:「復三,你無必要再躲躲藏藏,就公開表示你在歐洲,說說你的心裏想法。」他同意了我的意見,我於是在香港《信報》發表了一篇《和趙復三在漢堡公園散步談心》的文章。據說,後來再沒有人「尋找」他了。但他心裏的痛苦是正常人難以忍受的。他最後和我說了知心話:「愚謙,你是最了解我的人之一,我太愛自己的祖國了。這一輩子,我就是希望中國強大,老百姓能平平安安的過日子。目前我之不想再回國去,是受不了國內的環境。」說吧!這麼一個有高度修養的人竟然控制不了自己,潛然淚下。
我不能這樣混日子!
復三在我們家住了一段時間,對我來說收穫極大,我們談論天下大事、地理天文和宗教倫理,他對世界的看法都有自己的獨特見解,並且自認為過去對共產主義的認識,現在看來有很大的誤解,太理想主義了。我問他,你現在還是基督徒嗎?他說:「我開始從過去生命的兩重性又回到主的身邊。你現在除在大學教書外,還做些什麼?」我告訴他,我一直在醞釀寫一本回憶自己一生的書(也就是我後來寫的《浪》)。並且對他說:「復三,你這一生比我這一生豐富多彩得多,你應該把它記錄下來。」他聽後眼睛一亮,沒有表態,只是點了點頭。臨走那一天,他對我說:「在你這裏住獲得的最大收穫是我不能在歐洲這樣混日子。但是,我和你不一樣,身上的包袱太重,敞開來寫自己不那麼容易。」
復三從漢堡回到比利時,他女兒伊露在魯文為他找到一個小寓所,每天自己燒點什麼吃吃。我們常常通電話,他說他心情很壞,而且兩隻手開始顫抖。我給他寄去了一個小電腦,並且附上了一張支票。他很不客氣地把支票退回給我,表示他自己可以自力更生。和復三最後一次的會面是在2000年,我們「歐洲華人學會」在維也納組織了《展望二十一世紀》座談會,住在美國的劉再復、李澤厚、陸鏗和一些大陸、台北、新加坡各路名家被我請來了。復三也恰恰從美國回比利時,我堅決把他請來和大家會面。
我發現復三大變了。他對我說:「人民大學校長曾經來歐,請我回國執教,我高興地答應了。這一申請報告一直報到中央,最後江澤民的批文是:再緩一緩吧。這無形中就等於是『給我這一輩子休想回國』的判決書,它比清朝皇帝御旨『充軍邊疆』還要狠毒。我連自己的祖國都不能回去,就是因為說了幾句不同意的話?這是誰給你這樣的權利?」
在那次會上他做了一次徹底和中共劃清界限的發言。我知道,他是死了心,再也不想返國了。與此同時,我發現他的精神狀態比過去好多了。後來才聽說,他遇到了幾十年前年輕時在上海認識的紅粉知己。在維也納開完會不久,他又回美國,和她結婚,並定居在耶魯大學的一個安靜的小區裏,直到他告別世界。他沒再和我們漢堡朋友聯繫,使我耿耿於懷。儘管如此,我還是尊敬他。
令人尊敬的學者
和復三有50、60年的交情,自復三來到歐洲後,我們都是「他鄉淪落人」,凡是在漢堡我的大學同事們及其他文化界朋友通過過我和他見面,都被他的淵博知識、流利英文和道貌岸然的姿態鎮住了。我臉上也沾了光。使我最最佩服他的,是他在國外如此艱苦的歲月,還翻譯了《歐洲思想史》和《歐洲文化史》兩本厚厚的有高度學術價值的文獻。到現在,它們還一直放在我桌案一角,不時翻閱。也只有他這樣的一個知識淵博、文筆深厚、作風嚴謹的人才能勝任。這對我們中國研究西方文化的學者來說是極大的貢獻。最近,來到國內,和幾個還在世的「八零後」學生禮拜堂老友談起復三和我們的過去,往事不堪回首。
復三終於告別了這一渾濁混亂的世界,是悲哀,也是一種幸福。安息吧!老友!趙復三大哥!
(封面圖片:網上圖片)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