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中日兩國媒體在報道和評論對方時,對符合自己願望的蛛絲馬跡極力渲染,對不符合自己願望的事實視而不見,對兩國矛盾火上澆油,對兩國關係惡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選擇報道 播種仇恨
就中國媒體而言,咒罵日本成了家常便飯。特別是網絡論壇,話語暴力呈現失控狀態。2014年8月5日,中國一些大網站首頁發表了《中國核武器能夠把日本從地圖上抹去》這樣一篇恐怖文章,令周邊國家感到憂慮。還有不少媒體在回憶甲午戰爭時煽動延續仇恨,說「當前最需要的就是喚起強烈的恥辱意識」。安倍也說過中國好話,表達了改善兩國關係的願望。比如,2014年9月安倍在日本國會發表「表明自己的想法」的演說。他說中國的發展是日本的巨大機遇,兩國應該改善關係,對亞洲和世界做出貢獻,早一點實現首腦會談。對此,中國媒體沒有報道。
近幾年,中國電視台在晚上黃金時間播出抗日電視劇,僅2012年就生產200部。不少電視劇胡編亂造,十分無聊,既不能準確反映歷史,也沒有教育意義,因而受到廣泛批評。有的編劇站出來為自己辯護說,這是「上邊」讓寫的,不寫不行,寫別的就通不過。如此高密度、長時間播出這些電視劇,一方面是播種仇恨,另一方面反而淡化了嚴肅思考。
2014年11月7日,中日就改善關係達成四點共識。11月10日,在北京 APEC 峰會上,習近平會見了安倍晉三。這是兩國關係的突破,國際社會對此評價很高。據國際媒體報道,安倍晉三在會談中提出,想在四個方面和中國一起努力改善21世紀兩國關係。一是推動兩國國民互相理解;二是深化經濟合作;三是在東海進行合作;四是努力穩定東亞安全秩序。中國媒體對安倍這四個方面的建議也沒有完整報道。
斷章取義 招致誤會
11月15日,中國媒體突出報道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前一天在日本參議院回答反對黨議員質詢時說的話:「四點共識是日中針對現狀取得一致意見而彙總的東西,沒有國際法效力,不具有國際約束力。」這一報道立即引起中國社會不滿,剛剛達成共識,怎麼可以這樣說呢?但是,中國媒體沒有報道岸田文雄接着說的一句話:「但是日中之間必須尊重這個文件。」原來,那位反對黨議員在議會中再三質詢岸田文雄:四點共識有沒有國際法依據?岸田文雄認為四點共識並不是依據國際法某個條款做出的結論,因此就那樣回答了。但他又強調兩國必須遵守這四點共識。如果中國媒體完整報道這件事,就可以減少誤會。
日媒偏見 厭華厭韓
再看日本。總的來說,日本媒體多元化程度高於中國。比如,日本京都大學教授井上清在日本出版著作,說釣魚島是中國領土。日本外務省退休高官(原外務省情報局長、日本駐伊朗大使)孫崎享2012年在日本《朝日新聞》等大報發表文章並出版著作,說釣魚島並非日本固有領土,那裏存在爭議。孫崎享還接受中國媒體採訪,表達自己的觀點。像這樣公開發表與政府立場完全相反的觀點,在許多中國人看來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日本不少媒體也懷有偏見。最近幾年,「厭華厭韓」成為日本出版界趨勢,譴責中國和韓國的書籍比比皆是。比如《中國崩壞》、《中國即將崩壞》、《中國為什麼崩壞》,以及《被世界討厭的中國和韓國》、《中國人和韓國人內心之陰暗》、《呆韓論》、《嫌韓流》等,擺在書店顯眼位置招攬讀者。
日本媒體2014年2月報道說,東京神保町的三省堂書店,一樓收銀台前最醒目的櫃台都放着這些書。該書店店主說,這類書銷售額愈來愈大,所以開設了專門的櫃台。日本出版界人士說:「罵中國的書就賣得好」,「其他出版社也這麼幹」。日本一些周刊也衝在前面罵中國。《周刊文春》、《周刊新潮》、《周刊現代》等雜誌刊登「厭中厭韓」文章數量最多,而且觀點激烈。日本學者分析說,由於紙質媒體銷售量下降,一些周刊刊登反中反韓的文章吸引讀者。
2013年7月,《周刊文春》發表文章說旅日華人藝術家吳汝俊是「中國間諜」。這篇文章在各個媒體和地鐵上做的廣告標題十分搶眼——「操縱鳩山由紀夫和首相夫人的中國間諜」,引起日本社會嘩然,連安倍首相夫人安倍昭惠都看不下去,親自給吳汝俊打電話說:「真對不起,你為日中交流做了那麼多,那家雜誌卻那樣寫。」安倍夫人接受採訪時說:「我是被吳汝俊的二胡感動了才與他交往。多少年來,他從來沒有與我們談論打聽任何政治上的事情,怎麼可能是間諜呢?」
傳媒墮落 痛心疾首
日本出版界有些人士對這種情況感到痛心,他們達成了「不參加仇恨發言和排外主義的出版人員協議」,並召開會議,出版了一本名為《思考無仇恨出版制造者責任》的書,從出版業的角度提出抗議。
日本動畫傳奇人物宮崎駿在2013年制作動漫電影《風起了》反思戰爭,受到網絡攻擊。一些人在互聯網上指責宮崎駿是「日奸」和「叛國者」,給宮崎駿造成很大壓力。
我在2002年發表的〈對日關係新思維〉一文中指出:民族主義狂熱與媒體不負責任煽風點火有很大關係。一些媒介為了商業利益迎合民眾情緒化要求,墮落到是非底線之下,對兩國關係惡化要負很大責任。十幾年過去,情況沒有根本改善,這是令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