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中央邊陲矛盾與儒法之爭

筆者在〈21世紀中央帝國的尋秦記〉（ 2021年1月27日）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國以法家體系治國，因而出現了如同由歷朝的儒法國家回到秦國法家治國的一種「返祖」現象。而在〈美國對華的邊陲戰略與戰略操縱〉（7月6日）一文中，則指出拜登政府是以「中央─邊陲矛盾」的思路來構建其對華政策和戰略，旨在觸動北京的神經，誘使中央加快與邊陲地區的融合，來進一步擴大矛盾。

本文旨在填補兩篇之間的空白，說明法家治國對國家發展固然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卻無法處理文化融合問題，無助於民族文化融合，而這正是造成「中央─邊陲矛盾」，令美國有機可乘的重要原因。

歷史上的儒法之爭

儒、法兩家學說的衝突在中國歷史上有着相當重要的意義。漢武帝獨尊儒術，實質上是兼用儒法，實行「外儒內法」後，儒法國家終告誕生，成為歷朝的正統意識形態和體制。

然而，無論在儒法國家誕生前或衰落後，儒法之爭始終交織不斷——六國與秦之爭乃中原文化與蠻夷文化之衝突，轉化為儒、法衝突，就連秦國本身，也至少出現過4次近乎儒法之爭的思想大交鋒。清朝滅亡後，國共意識形態之爭也是一場儒法之爭。至於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毛澤東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令批儒為主題的政治運動此起彼落。

儒法之爭這框架在21世紀依然適用，是由於儒、法衝突最初就是中原文化與蠻夷文化之衝突，實即中原與邊陲文化之衝突，其格局與今天的中央─邊陲矛盾十分相似，只是儒、法兩者倒轉過來而已。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在今天可以理解為對統治者的監督和議論評價，孟子的仁政主張等於是提倡對老百姓不能強迫，要自覺自願，當中包含着人道主義和民本主義，不少地方與西方思想有相通之處。

儒法之爭：中原文化對抗西戎文化

胡克森在《融合：春秋至秦漢時期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文化思考》一書指出，法家思想具有濃厚的戎狄文化特色，而到了戰國時代，三晉成為法學理論家的淵藪，其原因是中原知識士人總結綜合戎狄文化的生活習俗和土著制度，從而將其提升到理論高度。

商鞅之所以在秦國變法成功，秦國信息的封閉、百姓的愚昧、道德文化的落後、人民缺少民主意識和對較高生活的追求，是其具有專制極權特徵的變法之所以推行成功的主要原因。這一切都證明了法家的戎狄文化特色。

簡單來說，中原文化圈的優點就是它的人本文化、道德文化，以及它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而秦文化的優點就在於它的軍事優勢和政治法律制度，將兩者濃縮為治國的指導思想，就是儒家和法家的分野。秦國表現的是硬實力，而中原表現的是軟實力。

因此，從文化的角度來看，秦統一的完成，是秦國西戎蠻夷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初步勝利。秦國的硬實力令它完成初步的民族大統一，具有歷史必然性。然而，一個缺少高度精神文化、缺少大多數下層人民從內心深刻認同的政權，是不可能長久的，更無法使民族文化融合深入發展下去，這一點亦令秦國的滅亡具有必然性——秦王朝的覆滅，漢王朝的上台，就是中原文化反抗秦國西戎文化的結果。

真正統一須建立在文化融合之上

不過漢王朝全面汲取了秦國失敗的教訓，在政治軍事上承繼秦國傳統，而在精神文化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文化，從而將兩種文化全面融合起來。漢民族的形成便是文化融合成功的結果，使統一成為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和常態。

漢代秦立，很大程度證明了單純的經濟發展、政治制度的完善、軍事武力的強大固然是統一的重要前提，但真正能夠解決長期問題的還是文化融合。換句話說，真正的統一必須是建立在民族文化融合完成的基礎上，一定程度的民族文化融合是統一的前提，而統一後也需要進一步去處理文化融合問題。很可惜，法家思想及體系對此可說是無能為力，甚至每每火上加油，最後導致政權的垮台。

事實上，同樣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與今天習近平所面對的問題，本質上並沒有很大差異，但是劉邦對漢代加強中央集權制、削弱諸侯王勢力問題，卻不僅僅視之為一種政治體制的轉換問題，同時也意識到是一種文化融合問題，其努力到武帝時代終於開花結果，使得漢王朝的文化融合是歷代最成功的。

法家體制與文化融合的錯配

在習近平時代，中國出現了意識形態急轉彎，回到法家治國的一套，造成了中央奉行的法家思想，與邊陲地區的儒家思想以至外來思想的直接對立。中央以往採行儒表法裏或以道家思想為中介，除了本身的政治需要之外，很大程度就是為了避免發生儒、法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以保持中華民族的基本凝聚力。

可是現在法家掛帥，無疑是增強了紀律和國家凝聚力，卻令中央與邊陲之間的儒法之爭變得無可避免，同時大幅削弱中華民族和文化的凝聚力，損害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統一格局。

中央─邊陲儒法之爭的直接後果，就是令本來藉着儒家價值觀以維繫中國人身份認同的香港人和台灣人，失望過後紛紛投向西方意識形態的懷抱。幾乎毫無疑問，儒家文化一直對於新疆維吾爾人的包容和感召力量，亦會隨之失去。

儒法並用、霸王相雜的歷史教訓

任何文化融合都是雙方的，不可能存在純粹的單方面的文化融合。儘管融合總有其主導作用的方面，但以法家思想單純的沒有韌性、政治上有張無弛、不允許有任何轉折出現，根本是適得其反，只會淪為中央對邊陲地區更直接的管控和威嚇，不可能起到文化融合的主導作用，與統一的目標背道而馳。

歷史上所謂的兼用儒法，以今天的說法就是除了維持硬實力和制度的完善之外，同時須兼顧精神文化的建設，重視軟實力對國家發展的作用。簡單來說，就是「霸王道雜之」（霸道、王道並用），這一點無論對內對外均適用。

即使儒法國家早已成為歷史陳迹，但儒法並用、霸王相雜，仍是2000多年的王朝歷史中最重要的政治教訓與遺產。

原載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