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前後的教育機會|王于漸

香港民間正逐漸形成一種觀感，以為生於1980年後的年輕世代，經濟機遇遠遜於父母一代，而且認為這年以後，收入不均之勢日增，與此同時，跨代向上流動性出現下降跡象。

「收入不均」假象

不少人都認同這種觀感；反映家庭收入不均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經常廣被引述作為論據，1976年水平為0.429，至2011年增至0.537（圖1），反映經濟上活躍者個人收入不均的堅尼系數則由1976年0.411水平升至2011年的0.487。

由此可見，個人收入不均形勢不及家庭收入不均嚴重，主要歸因於大多數家庭成員組合有所變更。低收入家庭增加，是由於其中包含單親、年輕在職成人，以及非在職長者的家庭愈來愈多；換言之，家庭收入不均趨升，其實是受人口老化、離婚以及子女不與父母同住的趨勢等因素所影響。

假若撇除這些因素，基本家庭收入分布卻未有明顯變化；若將政府撥款計算在內，家庭收入不均現象亦無惡化跡象，是以所謂家庭收入不均日趨惡化之說，根本不能確立。

論者亦經常引述某些調查結果，指稱大學畢業生月薪往往只得萬多元，時薪32.50元最低工資者，每周工作48小時，月薪亦超過6,760元，故認為教育未能改善弱勢社群的經濟機遇，不值得投放資源於教育以至大學教育上。

投資回報真相

上述論據實有誤導成分。中學教育的投資回報率與日俱增，1981年為12.5%，2011年則升至15.8%，同期的大學教育回報率更由17% 升至22.7%（表1）；教育程度愈高，投資回報率增幅愈大，表中顯示回報率升幅如此顯著，正是教育發展不夠迅速，未能滿足需求的明證。

教育程度上升，教育投資回報率亦隨之上升。如圖所示，1981至2011年30年期間，適齡工作人口中的平均求學年數由6.1年增至9.2年，具專上學歷（非學位）比率則由2.6%增至8.5%，具大學學位比率則由2.5%躍升至16%；期間人口中求學比率增幅固然急劇，但投資回報率增幅趨升，實則反映教育機會增長不夠迅速。

此外，大學教育的投資回報率1976年估計為17%，2011年則升至22.7%，升幅已超越全球99.9% 基金經理40年來的回報表現，環顧全球還有哪種投資可望有如此優厚的回報？

初出茅廬的大學畢業生，所具人力資本僅佔其終身人力資本的一小部分，畢業後仍繼續為自我增值投資者，普遍比一般中學畢業生為多，因此，若將剛投身社會的大學畢業生薪酬，與在職已久的一般工人或領取最低工資者作比較，實在有誤導成份，而即使要將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與中學畢業生對比，也應以同一年齡為界線。以下是我作此比較的圖表。

1976年，大學畢業生收入與中學畢業生收入之比，僅隨年齡增長而略見升幅（圖2），但至2011年，兩者差距增加；時至今日，大學畢業生畢業後為自我增值而投資，更遠較中學畢業生積極，這是由於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遠勝往昔。

跨代流動關鍵

上述資料皆顯示擴展教育機會至關重要；工作人口的平均教育年期在30年間僅由6.1年增至9.2年，實為教育投資不足的明證；增加教育機會有助均衡工作人口收入，實應列為政府之政策目標。

但香港社會的跨代向上流動性狀況，至今缺乏研究數據，圖3根據政府人口普查資料，比較1951至1991年期間出生世代中父母與子女學歷的相關系數。

較年輕世代學歷所以普遍較高，皆因求學年期漸增所致，因此本文衡量個人學歷時以同期出生世代學歷相對的百分位數等級為依據，以免求學年數與日俱增的趨勢導致統計的相關性出現偏差。

相關系數高，意味子女學歷高度取決於父母學歷，是以相關系數愈低，則跨代向上流動性愈高。圖中數據顯示，適逢戰後大批移民湧進香港定居時期，相關程度以1951至1956年期間出生的世代最高。

之後出生的世代的相關系數處於0.28與0.32之間，平均約為0.3，除了1961至1976年出生的世代之外，一直保持穩定水平。是項估值與美國處於0.3的父母收入與子女收入的相關系數相若。

歷史偶發機遇

1961至1976年出生世代的學歷相關系數較低，亦即跨代向上流動性較高，與期間香港歷經的移民潮大有關係，因1967年暴動與九七回歸前人心不穩，引致香港大批家庭移民海外。

當時大批家庭移居海外，帶走了相信具較佳接受教育條件的子弟，自然令留港學生的教育機會增加。雖然缺乏有關1967年暴動後移民海外的數字，但1980至2014年移民海外的數字，則有記錄可供分析（圖4）。

一般而言，每年離港移民人數介乎1萬至2萬之間，1987至1997年移民人數顯著增加，累計約增加30萬。相信兩次移民潮對留港子弟的教育機會影響深遠，大大改善他們向上流動的前景。

表面分析難以完全解釋家庭及個人收入不均程度與日俱增的錯綜複雜原因；家庭收入不均的情況較個人收入不均嚴重，源自人口老化、離婚以及子女不與父母同住的趨勢等因素，而個人收入不均現象惡化，則由教育投資不足所致，今時今日，基於教育投資回報日增，就算其他條件一樣，幸運兒出生後獲得的升學優勢無疑比從前有利。

至於1956至1991年出生的世代，按教育機會估計的跨代向上流動性大致上變化不大；其中處於1961至1976年出生的世代，由於香港歷經政治動蕩與人心不穩時期，導致先後出現兩次離港移民浪潮，因而得享較佳教育機會。

政客多以收入不均日增為由，要求把收入重新分配，但此舉只能壓低收入不均的表面數據，不能消除導致收入不均的真正因素。只有增加教育機會與維持父母婚姻健全家庭，才可制止不均現象趨升。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王于漸

現任香港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曾擔任香港大學首席副校長。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創辦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曾任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及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曾任多個政府委員會委員，包括中央政策組（兼任）、行政長官特設創新科技委員會、策略發展委員會、經濟諮詢委員會、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醫院管理局、房屋委員會、工業及科技發展局、土地及建築諮詢委員會、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香港委員會）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1999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表揚他對香港教育、房屋、工業及科技發展作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