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鄧樹雄教授的〈科創僵局與研發開支〉(《信報》,5月2日),指出香港研發投入的不足,詳列自港英時期直至最近的來龍去脈,資料和論述都很值得參考。年前我亦曾寫出 〈重設科技局的我見〉,提出三點以探求香港的前路:
(1) 消極的工業政策,源於所謂「積極不干預」的思維,由來已久,直至最近官員、幕僚和學界之中,不少人仍然以小政府為施政的上策。除了政治理論的取態不同,這亦反映對政治風險的計算。以教授上述所指研發投入金額為例,由現在的1%不足,若然提升到毗鄰地區的4%,幾倍增長的資金分配到哪個行業、項目?這必然動輒得咎。除非香港出現有魄力的政治人物,不然,香港的科技政策終究流於 「香港法治健全,經濟自由方便」這類的托詞。
(2)究竟是辦工業,還是滿足於快、靚、正的金融、服務行業。這裏我們並非排斥任何行業,卻指出無論金融業如何重要,最終金融的基礎必然是工業和資源類別的實業。自80年代工業北移,今日香港正面對非工業化的惡果。為香港的前途,現在是香港人重返工業的時候!當然,我們所指的並非那些烏煙瘴氣的工業,而是具備知識、智能的高增值製作,這才是創科局的任務。
(3)面向大陸還是面向世界。董建華先生的「中國好、香港好」,心底裏我們都樂見,但香港不可能只是擔當中國的一個轉運站。香港人必須發展具備自我特色的事業,而這絕不代表香港人要背棄中國,最終「中國好、香港應該更好」,這才符合祖國對香港人的期望。香港的出路,是否更廣闊的 CEPA?是否更多的內陸遊客?更多的股票資金?這都是好事。更重要的卻是,香港必須重整創做、創建、創新的能力,開拓面向全球的市場,為香港提供這樣的視野和資源,那是香港政府的職能,而不是單單為爭取北京送來的恩惠。
原文刊於《信報》網站,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