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紐約和洛杉磯等大都市很自然的變成國際大都市,非白人的居民人數比例也愈來愈高。前身是殖民地的香港—— 這里絕大多數居民都是從大陸移民過來的—— 是否有此能耐?當然,從民族主義的立場看來,回歸祖國是天經地義的事,認同祖國文化(包括各種愛國符號如國歌、國旗和普通話)勢在必行。如此則一切國際化可以免談,只剩下經濟和金融一項。文化也只能服從這個「大趨勢」。
我認為文化和政治/經濟不能劃等號;必須有所區別。而全球化的勢力更不可擋,在這兩大趨勢之間,探尋多元的文化空間並不容易。
求同存異尊重多元性最近我正在看一本書,是一位哲學家寫的,阿丕亞(Kwane AnthonyAppiah)生於非洲的加納,在英國受教育, 學成後到美國名校哈佛及普林斯頓任教, 他的一本著作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of Strangers(2006), 副標題特別值得注意:這本書不只是描述當今全球化的文化現象,而是討論一個道德倫理問題,那就是我們對於「陌生人」(或「他者」)是否有責任。他認為 cosmopolitanism的觀念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對於不屬於自己的國家、文化和種族的他人應該有責任或義務,因為我們都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人。換言之,這是一種屬於全球化影響下的「普世價值」問題;另一個取向是「世界主義」必須對於其他人種和文化有真正興趣,因此要尊重差異。即是說,「世界人」必是多元主義者,不相信世界只有一種真理,更不唯我獨尊。阿丕亞也承認這兩者之間有時會發生沖突,但顯然他的關注點在於前者,該書最後一章的標題是「 對陌生人的慈善」(Kindness to Strangers), 可見其端倪,他認為只談「包容」和「諒解」已經不夠。妙的是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在一本同名的小書(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中討論的也是一個類似的問題。
除去矛盾,以雙重認同爲目標
梁啓超認同做世界人這兩本書似乎在華人學界並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為什麼?在此不必細究。值得一談的反而是在現實生活中,全球化和「世界主義」是否有必然的關聯?通訊科技和交通發達以後,世界各地的人民交往也頻繁起來,這是全球化的好處,但沖突也必會增多,如何解決文化上的沖突?於是「世界主義」的倫理應運而生,我覺得這是當務之急,如果說在今天的世界有所謂「國際公民社會」發展的可能,這個問題就必須討論,否則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僅徒有虛名,只有硬件而沒有足夠的軟件支撐,甚至漢納斯所提的四個條件也做不到。就我自己而言,我反而更關心「世界主義」的另一面:那就是對非華人的他種文化的態度和瞭解。如果我們重讀梁啓超1899年初游夏威夷時寫的《汗漫錄》的序言,就可以發現他的志願是從「鄉人」變成「國人」而後更要成為「世界人」,他說此乃大勢所趨,使他不得不如此,至少他並不覺得做一個「國人」和一個「世界人」有何抵觸或矛盾之處。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效法梁啓超,採取「 雙重認同」的態度,同時做國人和世界人?
目前香港的創意文化,從創意的層次來看,尚未發展出雙重文化認同的特色和優勢,而似乎落於兩難的局面,教育的危機更嚴重,香港學生的中文和英文都退步,反而一廂情願地朝向浮面和狹義的本土心態—— 只說粵語,只關心生活、就業和消費;甚至以這種自保式的「鴕鳥」心態來對抗外來的大陸「蝗蟲」文化。這和罵港人都是英國殖民地的走狗在層次上又有何區別?
香港人不能只做「鄉人」而不做「國人」和「世界人」,必須三者俱備,我們要效法梁啓超。就目前的情況看來,最重要的反而是「世界人」的文化認同。
(封面圖片: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