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訪問,金耀基說:「作為研究中國現代化的人,看著中國這個發展,基本上是安慰的。」但這種發展顯然不是一帆風順。
不少人會問:開放改革40年來,中國做對了什麼,才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卻又以新威權主義去管住這個國家,似乎擺脫不了舊陰影,難以向前再走一步?
在回答有關問題前,金耀基重申要從世界格局去看中國現在的問題。他認為中國40年的開放改革,與過去5000年產生決定性變化。西方需要用二、三百年的時間進行現代化,但亞洲國家現代化帶來的改變,卻發生在時間絕對濃縮下,例如台灣、南韓要在數十年內完成,自然出現失調的情況;中國改變的速度及數量,比當年四小龍大很多,面對的問題自然也更多。
40年來 批評中國聲音不絕於耳
過去技術工業化的進步速度,比列寧、史太林的蘇聯追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速度更快。金耀基回想起,當時有一批西方學者去到蘇聯,讚嘆道:「我已經看到未來的世界。」(I have seen the future of the world.)他們對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及共產主義本身有無限的幻想,認為未來的世界是個樂園。只有少數學者有懷疑,覺得沒那麼簡單。
同樣情況幾十年後再出現。當時整個世界思想混亂,金耀基自己就在德國遇見不少馬克思主義者完全被迷惑,成為共產中國、乃至毛澤東的擁躉。文革前,不少西方人把中國視作樂園,認為毛澤東為人類找到真正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就是搞合作社、人民公社。「為何會出現這現象?因為全世界對資本主義都有疑惑,希望另尋出路。」後來中國卻出現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事件。
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首三十年的混亂,金耀基慨嘆:「在1978年,要有像鄧小平這樣老共產主義者,在思想上有徹底改變,很不容易。」這個改變,就直接導致中國這40年來的發展。
學者如何看待未來發展?
中國開放改革的十多年後,蘇聯共產黨垮台。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89年發表在國際事務期刊《國家利益》上的論文《歷史的終結?》,更於1992年出版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認為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西方的民主制度成唯一人類的制度,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相反,福山的師父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則在1993年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的文章中的觀點,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不僅是說意識形態上的不同觀點,而是文明之間的衝突將是未來衝突的主導模式。
「事實上,在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加上後來阿拉伯之春,世界出現短暫的興奮,但很快就發現一個問題:治理(governance),意指一個國家治理不好,發展不了起來。」治理的問題,金耀基也曾經揮筆力書。不少學者對民主帶點失望、抱有懷疑,後來連福山這一派學者都發覺,東亞地區不少國家不是完全民主,國家發展也很好;與其推動民主,不如落實推動法治(rule of law)。(註1)
金耀基自己也認同:未建立法治,民主難以發展。熟悉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他指出:「袁世凱稱帝,他的顧問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認為中國法律體系尚未健全,什麼民法也沒有,搞什麼民主?」金氏認為,這不是對民主不喜歡,而是要問當時是否實行得了?經濟發展靠基礎建設,例如道理、電力等,民主也要不少基本工程,如法治,否則搞不出來。(註2)
全球化與本地化的論爭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又面對另一個世界現象:全球化,為中國、乃至全世界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金耀基認為,在這個歷史進程中,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汲取很多外國好東西,對自身不是壞事。「過去真正成功東西,都不是自己的。一個文化吸收別的文化後,多少有點變奏或變質。日本搞的歐洲菜,非常地道。中國菜系有山東、揚州菜等,反映中國不是一元,本身就是文化非常多元的民族。」
在柏林開會時,他探討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這個問題。他認為在全球多元性下,出現另類的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西方幾百年來形成的西方現代性(western modernity),也的確是首個,非常成功的,但不是唯一。」現在之所以有全球化,是因為各地都出現多元現代性,也就造成全球多元性愈來愈厲害。
金耀基明確指出,一個民主社會能不斷借鏡別人,是成長的關鍵。一種關閉自己、自我成長、甚麼都第一的,要成長是不可能。中國在未來「可以」有大願景,對外要跟開放改革的精神符合。
在吸收過程中,自會出然變奏,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舶來品」,社會學家出身的金耀基自有一番見解。「馬克思主義是透過列寧到東方,而什麼是列寧主義,就是列寧認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他認為,史太林主義,就是史太林認為什麼是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經過多次詮釋,已跟馬克思當年不一樣。」他又指出列寧把思想帶到俄國,亂用馬克思的階級觀念,甚至把class(階級)說到party(政黨),認為政黨才可真正推動革命,故成立專業性的先鋒隊。「但馬克思不說這些呀」,金耀基澄清。「列寧把政黨提出來,是開20世紀政府的先軀,中國從此由「家國」變成「黨國」,正是列寧主義東來,國民黨也受影響。史太林更是把馬克思主義拋到九霄雲外。政黨是共產黨的話,是同一個東西,史太林是在一國推行革命,而不是全世界,毛澤東更加成了農民性格的革命家。」
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認為,中國人之所以接受馬克思主義,因為他是「反西方的西方主義」。中國100年來,在帝國主義下吃虧,另一方面崇拜他,馬克思最合中國的胃口,當中有深刻的意義。
長遠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真正成為文明大國、強國,最後的目標就差不多達到。當初大家都是隨便說說,現在知道可以是事實。「但坦白說,這個過程中要繼續開放、虛心檢討,否則隨時會碰上牆壁,走到陷阱。」金耀基語重深長地道。
中國逐步回到人治時期?
談到牆壁,不得不提早前北大三學者對習近平有所批評,認為回到毛澤東時代,一個人說了算。人治化是否有點憂慮?金耀基想了一想,回答道:「一個制度發展必須要有制度化,可能從中國最好的意願看的話,是把憲法改了。我從別人分析看,可能是跟黨總書記沒有任期限制(原來國家主席有任期限制),這樣,黨總書記是一個人,國家主席又是另外一個人,中國人目前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事實。當考慮到穩定性問題,總書記也定下來,不是不可以。基本上是權力全面協調的問題:兩個也一樣。」他頓了一下,續道:「這次宣誓時,每個人都按照憲法,是中國過去沒有的。」
政治問題,從來不是偶然的。《時代雜誌》早前一期的封面故事是The Rise of Strongman(〈強人崛起〉),反映強人政治在世界有普遍的跡象,也可能代表目前世界流行的所謂西方制度,有些地方不管用。金耀基再次重申,民主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碰到人類思想的深層意義和存在問題,就不能靠選票解決,如台獨不是一個妥協(compromise)的問題。最遺憾的事,本來台灣民主是可以更好,現在台灣人、大陸人都認為糟糕,做不了事情,最重要只是能否能事情辦妥(get things done),不要空話連篇,你罵我罵,對老百姓來說,不知(政客)所為何事。
國家創造的最後目的,什麼方法走得更快更穩?都是要考驗的。中國,仍在這個考驗當中跌跌碰碰,不斷試驗,不斷摸索。
註1:2014年福山的著作《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思考國家政府的穩定性問題。福山認為其結論要做出修正,將「法治」(rule of law)、「民主問責」(democracy)之外另加第三變量「國家治理能力」(state)
註2:古德諾於1913年至1914年期間,擔任袁世凱政府的法律顧問,和日本人有賀長雄幫助起草中華民國新憲法。
專訪金耀基系列之二
本系列文章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的轉向及挑戰